看主流经济学家“好”的市场经济之真相
看主流经济学家“好”的市场经济之真相
近几年,我国群众对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情况不满。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我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出来救场。他们把广大群众不满情况的出现归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好”的市场经济。例如,吴敬琏先生多次说要警惕官僚市场经济;而赵晓博士这些年多次谈市场经济伦理建没;《中国改革》主编新望在“正面评价”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也“承认中国当下存在形成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危险”(鄢烈山《两种傲慢都要不得》,2005年12月1日《南方周末》)。他们对我国市场经济“坏”在何处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共同点是,要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好”的市场经济。似乎在“好”的市场经济里,就能消除造成群众不满的所有情况。主流经济学家力图给我等百姓希望,让我们相信,他们广博渊深的学识定将把我们带到“好”的市场经济。我是孤陋寡闻,只见吴先生多次谈警惕官僚市场经济,但未见他较系统阐述他那“好”的市场经济应是何样。吴敬琏的“好”的市场经济今又何在呢,从吴谈中国问题最爱从美英那儿引经据典,以美英为榜样看来,美英的市场经济就应是现实中的“好”的市场经济了。2004年4月22日,《南方周末》刊登了赵晓博士题为《从市场伦理角度理解西方文明》的文章。赵晓博士的这篇文章,比他后来对媒体的讲话(我所看见的),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好”的市场经济。赵晓先生认为,这20余年搞市场经济,更多是从经济出发。他说,从物质经济角度去认识西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错误;从伦理、从人的意识角度出发,才能正确理解西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按赵博士的说法,按西方伦理搞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搞出个“好”市场经济来。从这点来看,吴、赵二位也是殊途同归了──都认为美英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赵先生总的观点,从方法论来看是唯心主义的,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赵先生文中的许多具体阐述,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赵先生谈及市场经济时写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就是它具有非常公平的交易,第二就是有持续不断扩张你的事业的动力。对照这两点,我们搞了20年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够格了?第一点,公平交易,显然这在目前仍然是非常缺乏的。当前,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交易、股市中的交易、土地交易、国有企业的出让、国有银行的融资之所以引发那么多的争论,原因就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做生意的主要动力是贪欲,而西方人是禁欲。”“市场经济最初是在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出现的,为什么在清教徒出现的地方会出现市场经济,而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生产力发达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人眼里,对于上帝安排的职业,人要做好,以荣耀上帝。但他必定不可以采取任何坑蒙拐骗的方式,因为这既与《圣经》的教导不符,也与荣耀神的目的相悖,所以市场经济的第一点要求‘公平交易’,就内在地产生于清教徒之中。”赵先生希望以“纯净”的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为榜样,消除我国市场经济不“公平交易”、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是贪欲”等缺陷。
赵先生提出西方市场经济“具有非常公平的交易”,做生意的西方资产阶级是“禁欲”及“不可以采取任何坑蒙拐骗”的独特的观点。在赵文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简直是一幅使人心情愉快轻松而又肃然起敬的田园诗画,看不到血腥的剥夺、剥削、以及欺骗。但任何论点提出应有论据支持。赵博士提出上述论点,却拿不出论据来支持。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的看法来源于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历史事实。因此我们首先要提供的是有关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对于了解西方市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历史事实所揭示出的西方市场经济与赵先生关于西方市场经济的阐述完全不相符合。
赵先生说我国的“土地交易”没有做到“公平交易”。是的,我国的“土地交易”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做到公平交易。但是,被赵先生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学习榜样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土地交易”做到了“公平交易”吗?英国的“圈地运动”最大规模进行时期,恰恰是清教徒在英国激增的16世纪下半叶之后的时间。圈地运动发生和其继续,是因为市场对羊毛和谷物的需求激增使羊毛、谷物价格激增,大规模圈占土地,经营牧场或者谷物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充满贪欲的资产阶级化新贵族(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清教徒),通过暴力和欺诈圈占公有地(归农村居民共同使用的林地、牧场、荒地、沼泽地),夺占农民的租地。18世纪,英国议会竟颁布了“公有地围圈法”,圈地运动被特别地加强起来。
在这个大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国家,仅1801年至1831年,通过圈地运动就使农村居民失去了350万英亩的公有地使用权(在资产阶级法律中,使用权也是财产权),而农村居民却未得到一文钱的补偿。在圈地运动中,我们没有看到赵先生所说的“公平交易”,却看到暴力、剥夺;没有看到禁欲,只看到以贪欲为动力的圈地和对农民财产权的剥夺。法国律师、政论家、经济学家兰盖曾说:法律的存在是为了“批准(对私有财产)最初的夺取”。并“防止以后的夺取”,即法律批准对劳动人民的夺取,然后法律再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来防止劳动人民夺取资产阶级攫取的财产。决定这一切的,是资产阶级的贪欲。
资本主义不仅在剥夺方面表现出贪欲和不公平。在对工人的剥削上也充分表现出贪欲和不公平。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麦克劳在《资本主义世纪》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正义何在?早期工业资本家应否从工人(其中还有大量童工)的血汗中榨取超额利润?在诗人威廉.希莱克称之为‘昏暗的恶魔般的工厂’的肮脏环境里,工人们的劳动时间是否应当长得无法再长?”(该书第7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资产阶级学者麦克劳在这儿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当然,他只是揭露资本主义的一些丑恶现象。造成资本主义丑恶、黑暗、不公平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也不是“禁欲”,而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这是以剥削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的贫困为前提条件的。工人阶级每年创造的国民收入一定,资产阶级要使自己取得的那部分越大,就必须使工人阶级得到的那部分越小。当然,这种分配能实现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生产资料为资产阶级占有,而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这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上,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保证了资产阶级贪欲的实现,决定了分配方式的不平等。
贪婪的西方新兴资产者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他们不但在国内进行剥夺、剥削,他们还对外进行殖民侵略,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洗劫、剥削(如果英国对主要由“文明人”组成的北美殖民地间经济关系是“公平交易”、“禁欲”的,北美殖民地还要进行反英斗争而宣布独立吗?)。当他们想经营美洲殖民地时,由于土著印第安人的绝大部分已被“文明”的欧洲殖民者所屠杀,余下的大多不堪忍受“文明”的欧洲殖民者的压迫、剥削而逃往深山野林。在这种劳动力不足情况下,由于使用奴隶最便宜,自由市场出现了对奴隶的强大需求。买卖奴隶是一种赚大钱的生意,奴隶贸易逐成为一兴隆的贸易。“做生意的动力却是禁欲”的清教徒国家——英国,16世纪中叶以后就从事奴隶买卖。17世纪中叶以后,英属北美、英属牙买加等地种植园普遍采用黑奴代替白人契约工。但“禁欲”的英国资产者不满足于非洲与英属殖民地之间的奴隶贸易。1713年,英国因对西班牙战争胜利而与西签订和约,取得向西属殖民地出卖黑奴的垄断权。“自由、民主、人权”的资本主义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贩卖者。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追逐利润,甚至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公平交易、道德、法律,拼命去做。马克思曾引用一个英国经济学者的话形容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7页)在英国经济学者总结的资本家的本性中,能看到赵先生所讲的“禁欲”?
赵先生硬说在“持续不断扩张你的事业”(即使其更富裕过程)中,西方文明、《圣经》的教导使人“公平交易”而“不可以采取任何坑蒙拐骗的方式。”似乎西方富人是公平致富、善良致富、道德致富。反过来讲,富人是善良的、道德的人。但是,赵先生的观点不但不能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甚至也不能得到西方伦理观点(包括《圣经》)支持。麦克劳就写道:“多数伦理系统都有严厉告戒,说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灵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政治家梭伦评述道:‘坏人多富,好人多穷’。《圣经》中提醒说‘让富人进入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资本主义世纪》第5页)即使在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国民财富》一书中,我们也只能看到与赵先生不同的论述。斯密认为清教徒的英国人的经济行为动机,不是“禁欲”,而是“利己”。斯密在书中写道:人都有“利己心”,都是利己主义者,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近代史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丑恶、血腥、贪婪。现代史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出现根本改变呢?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没有变。因此,它的出发点并不是公平和禁欲。托尼作为英国费边派经济学家,在1921年出版了《贪婪的社会》。正如《贪婪的社会》的书名,他不认为英国的市场经济是公平的、禁欲的,相反他认为是贪婪的。为了制约贪婪,使平等实现,托尼认为应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通过“国有化”改变所有制结构和使生产者摆脱受束缚状况。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可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顶礼膜拜的老师)宣称,市场和竞争机制要发挥促进效率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在“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里根准备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这样写道:“无论在生产或者在消费方面,在重新安排资源时,要做到既改善某个人的地位,又不损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是没有效率的”。
因此,不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改良派——如费边派,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保守派——如新自由主义,都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特点不是公平、禁欲,而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婪。区别在于改良派认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婪有一定缺陷,应该用些国家调节措施(如国有化)对其稍加限制。保守派认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婪是优点。如用国家调节来干扰这些“优点”的发挥,将损害效率。新自由主义不敢说资本主义有“公平”、“禁欲”、“不坑蒙拐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否认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婪的特点,但他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完美,为了粉饰和维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只能把这些丑恶的特点当作优点来赞美。
在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婪。在资本主义现实状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丑恶的特点。
1992年3月,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说,从1978 年到1989年的12年中间,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77%,占20%的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加了29%,而占家庭总数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下降了9%,占20%的收入较低的家庭的收入也下降了1%。在美国总共6600万个家庭中,这12年中有2640万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他们不仅不能分享“公平”的美国在这段时期经济发展成果,反而境况恶化了。在这12年中,美国家庭纳税后的总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净增了7400亿美元,其中96%被收入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有7400亿美元的60%。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就这样几乎全部为“禁欲”的富人所占有。
1992年4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内税务局发表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指出,1989年美国几类家庭在美国净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是:1%最富有家庭占37%;9%富有家庭占31%;其余家庭仅占32%。即10%的富有家庭控制了全国财富的68%,而1%最富有家庭的净资产超过全国90%的家庭的净资产。在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在这两份美国官方的极有可能有所掩饰的统计资料中(因为美国媒体的许多统计数字显示的贫富悬殊更加严重),我们也没有看到赵先生所说的社会“公平”和做生意的资产阶级的“禁欲”。我们看到的是资产阶级的贪婪。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和巨大贫富悬殊。
1995年6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载了伯纳德.桑德斯写的题目为《美国老百姓有理由愤怒》的文章。文章说:“近来传播媒介普遍报道,美国老百姓愤怒了。依我看,美国老百姓应该愤怒。”作者指出:“自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收入越来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种经济保障。在过去22年中,8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下降或者在原地踏步。在此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钱有势者的日子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人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工作越来越来越辛苦,效率越来越高——然而他们越来越穷。难道美国老百姓不应该愤怒吗?”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在提高,但实际收入却在下降,美国资本家的剥削在加重,美国劳动者陷入绝对贫苦化。我们能看到的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公平”还是不公平呢?能看到的是做生意的美国资产阶级的“禁欲”还是贪婪呢?赵先生是否能用自己的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去抚平美国老百姓的愤怒?去让美国劳动者自我陶醉?
2002年8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尼尔.弗格森的题目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写道,“没有多少MBA课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选取读物,也没有多少首席执行官能够准确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但是有很多时候,就连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包括我本人),也对这位大胡子预言家肃然起敬。……马克思对阶级斗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泡沫和萧条的背后存在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他在19世纪发现的资本主义缺陷今天也非常明显。”弗格森这个资本主义最忠实的信徒,也看到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缺陷延续在今,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下面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认为这种矛盾和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的关键。但赵先生却极力用他宣称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美无缺”的伦理来掩饰资本主义的缺陷,来掩饰资本主义中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拒绝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理解资本主义,因而他不承认资本家的残酷的阶级剥削。他宣称他观察西方资本主义时,只“看到清教徒做生意的动力却是禁欲……是为荣耀上帝而做。”资本家们“为此,第一,你肯定不能吃喝嫖赌,第二,你也不能坑蒙拐骗。”根据赵先生观点,不是阶级剥削,而是资本家们的禁欲和诚信的高尚道德,使资本家们的利润滚滚而来。但是,赵先生关于资产阶级遵守禁欲、诚信、道德的观点,实际只不过是垄断资本家宣扬的自我吹嘘的神话。
曾经获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学者巴格迪坎,在所著论述垄断资本垄断传播媒体的书中,就曾谈到美国公司(即美国资本家)怎样通过美国科研领域、教育领域和媒体广告散布自我吹嘘材料,来塑造光彩形象的事。“在大学中,公司的重要性就象在政府中一样,已经在科学研究领域里坚固地和迅速地成为主宰的大公司总经理们是学院和大学董事会里一个方面的最大的代表。在公立学校里,大公司的材料始终是重要的,这种材料的提供日益增多。学校的预算已经很困难,只有1%用于教材,公司企业立刻用自我吹嘘的出版物来填补这种不足。免费供应的教材是500家最大的美国工业公司中的64%的公司、60%的工业贸易协会和90%的公用事业公司编印的,这些教材集中在营养、能源、环境和经济学方面,在这些教材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都由公司企业从自己的利害出发作出的解答。‘自由市场’和商业的无控制是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传播媒体的垄断》第59页,新华出版社1986版)巴格迪坎揭示的事实证明,作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为了让劳动人民接受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和统治,他们必然要通过他们控制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媒体广告等来塑造自己节欲、诚信、道德等“自我吹嘘的”美好形象。
赵先生极力向我们推崇宣传任美国垄断公司CEO的韦尔奇(他本人也是个大资本家)的《杰克.韦尔奇自传》。赵先生说,“韦尔奇这样伟大,你看他的自传,你会发现他的成功与他的信念和伦理密切相关。”但是宣传韦尔奇的“信念和伦理”的《杰克.韦尔奇自传》,与宣传资本家诚信、道德、节欲等方面出版物一样,其实就是巴格迪坎所说的、美国公司企业(即垄断资本)“自我吹嘘的出版物”。以此作为认识资产阶级的依据,只能作出违反事实,并且不为西方广大民众所认同的结论。
事实证明资产阶级贪婪而不禁欲。事实能否证实资产阶级诚实信用而“不能坑蒙拐骗呢?”美国历史学家杜蒙德在谈及30年代危机前的经济状况时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是一个讹诈盛行的时代。一个人因为害怕自己的讹诈行为揭露就不敢指责另一个人的讹诈行为。儿童从幼小时候就认为只要不叫人抓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他们不需要别人教。这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在哈定执政时期,政府高级官员舞弊案件的揭露简直引不起什么激动。很少认识到这种人生哲学对我国经济结构破坏到什么程度,因为它不但是一个道德和伦理问题,而且同样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可以靠赌博发财致富的说法,是经济学上的头等谬误。”在证券市场上,“结果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凶猛的投机狂潮。大骗局的发起人把几十万投资者诱引到罗网中。……在20年代中,股票市场交易的90%是投机性的,而不是为了投资目的。在1929年的市场崩溃以后,全国各界经济损失之大,足以说明金钱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正常的贸易途径而转用于投机的目的。”(杜蒙德《现代美国》第449—452页,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讹诈、欺骗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1987年2月23日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当今的美国是一个谎言不足为怪的社会,人民即使最不经意地瞥一眼报纸上的大字标题也会发现这一点。”“1994年7月7日《今日美国报》报道,《货币》杂志对1000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年轻人比老年人不老实,男人比女人不老实,富人比穷人不老实。”(万山《美国的社会病》第276、2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即具有绅士形象的资本家们最不老实。
从2001年底安然公司做假帐丑闻曝光后,“诚实经营”的西方大公司(即垄断资本)做假丑闻一桩接一桩。如2002上半年美国世界通信公司造假总额超70亿美元,施乐公司虚报64亿美元销售收入……2003年底,食品巨头帕玛拉特做假丑闻曝光。2004年1月14日,法国《世界报》刊登标题为《帕玛拉特与那么多其它公司一样》的文章。文章写道,“其实,在世界最大的乳品公司——帕玛拉特公司东窗事发之前,其它公司已经使用了同样的欺诈手段,例如马克斯韦尔商社、波利.佩克国际公司、国际信贷商业银行、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而且,虽然揭露出这么多的欺诈公司,如媒体所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媒体还揭露,安然等公司通过造假造出了公司的“良好业绩”,从而使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公司上层的资本家们知道这种马粪外面光的良好业绩表象不能维持太久,他们抛售自己持有的股票,赚了上千万、上亿美元,但却不准公司普通员工出卖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以维持公司股票高价,维持公司良好业绩形象。以后公司造假暴露或者公司倒闭,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公司员工手中的公司股票一文不值。通过造假、欺诈,位居公司上层的资本家大赚一笔,而普通员工却血本无归。
当众多媒体在谈论暴露出的西方大公司(大资本家)欺诈、造假、自私贪婪时,赵先生无视事实,却著文大谈西方实业家(资本家)的禁欲、诚实信用,大谈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公平。赵先生关于西方市场经济为“荣耀上帝”而诚实信用做生意的说法,来自清教徒国家的英国广播公司董事长里思可能也不会同意。里思曾怀疑地说过,“我想知道你们这些美国人,怎么能既信奉上帝又礼拜财神,而并行不悖。”(《传播媒体的垄断》第164页)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坎特写了《玩世不恭的美国》一书。该书1990年出版。“坎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成为一个‘贪婪的、厉害人吃香的世界’,‘日益崇尚现实态度’,‘这样的社会环境正在使玩世不恭的趋向日甚一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项全国性调查发现,43%的美国人——在24岁以下的人中则占一半以上——认为自私和欺骗是人性的核心。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说,他们认为,如果撒谎能够得到好处,大多数人都会撒谎;在金钱攸关的时候,他们会牺牲道德准则;在关心他人方面虚情假意多于真心实意。”(《美国的社会病》第285页)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靠剥削别人致富,决定了资本主义充斥贪婪、自私。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正确指出:“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列宁选集》第4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原则,资产阶级力图否认或者掩饰。因为他们怕他们靠掠夺劳动者,靠剥削“奴隶”致富的真相被劳动者知晓,劳动者就要反抗,因此他们用“机会平等”情况下他们是竞争胜利者,而劳动人民只是竞争失败者之类的谎言来欺骗人民。另外“金钱攸关的时候,他们会牺牲道德准则”,为此他们不惜欺诈、说谎。因此,私有制、贪婪是产生欺诈,说谎的根本原因。
与赵先生称西方市场经济具有值得称道的道德、伦理相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私、贪婪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表现得更加充分。自由市场经济要求把那些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产阶级带来阻碍、制约的一切行政、社会阻碍全部消除,以做到企业自由(即资产阶级贪婪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工会干预”(即反对工会在工资、就业、劳动条件等方面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反对工会捍卫工人利益),要求劳资关系个体化(这样既可以造成工人相互竞争,又使资方相对个别工人更加强大无比,可将工人的工资压得更低,规定更恶劣的工作条件),要求削减乃至取消社会福利等国家干预(因为企业既可通过少交养老、失业保养费等获得更多利润;又可通过削弱或者取消社会福利使工人生活更没有保障,使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金的工人只能饥不择食,接受工资更低、劳动条件更恶劣的工作,资本又获得更多利润)……。因此,人权、道德等说教不应阻碍,而应服从企业自由。一句话,自由市场经济要求对资产阶级自由放任,以使整个经济按贪婪的资产阶级的意志来运作。
1985年12月31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西方意识形态消沉》的文章,文章认为,80年代美国道义力量下降是由于崇尚经济自由放任的“里根政府的政策”,文章说,“里根的个性放任主义和经济自由计划,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无节制的实利主义。道义的力量在美国消失”“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他的剧作中展现的美国,是一个人人争相发财的国家,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美国人追求物质富足而忽视精神生活,‘我们想方设法占有灵魂以外的东西,却虚掷了灵魂。’还有人指出,美国社会弊病的根子在美国企业家,在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1987年3月15日美国《洛衫机时报》刊载题为《只求实惠成为美国人的不良道德准则》的文章说:‘我们时代的社会弊病是美国人迷恋眼前的功利,眼睛死盯着臭名昭著的最后实惠。’‘这种弊病的根子在企业界,但后来蔓延到了企业界以外,渐渐渗入我们精神文明的其他方面。’‘考虑问题只顾眼前,起腐蚀作用的利己主义思想,眼睛紧盯着‘经济人’,致使人的精神沉沦,这些都造成了惊人的代价。’”(分别见《美国的社会病》第288、289页)
历史事实证明,根本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资产阶级,其本性不是禁欲,而是贪婪。贪婪的资产阶级需要美丽的谎言来掩饰其贪婪。而贪婪的本性又常常使资产阶级通过欺诈、谎言来实现对利润的追逐。因此,任何关于由贪婪的资产阶级按其意志自由运作(即企业自由、市场自由)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有禁欲、诚实信用等伦理道德并按其运作都是错误的,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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