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国必须拉开第二次“价值重构”的帷幕

　　前按：人微言轻，却仍坚持撑厚脸皮在网上发些所谓爱国爱民的文章，既无主流重视，也未得民间认可，正如小女经常笑我乃穿破裤子的爱国者，家人尚且活得困顿，还要“管”天下大众!?放在过去，会被林语堂所嘲笑，放在今天，又会被张维迎一类所讥。然而，无论古今，名人名言又未必真理，穷人百姓也能担当正义力量，若能得到部分朋友的共鸣与帮助，对社会总该会有点滴贡献。

　　19世纪中叶，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魏源说过一句石破天惊之语：“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应自视为众人之一人，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

　　在封闭专制的大清王朝，能听到如此醒世骇俗的惊天一呼，不能不佩服思想家的勇气和智慧。这句话绝不止于有让皇权走下神坛的觉醒，应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普遍意义“价值重构”的主张，以此为节点，从政治角度唤醒劳苦大众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合理化追求，并重新思考普天大众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

　　如果有人把康梁之辈推至近代思想家的位置，那么，我必须得说，康梁的先师应该是包括魏源和龚自珍这些人在内的一大批“价值重构”的第一代启蒙者。没有魏源等先辈率众开启蒙昧的原创性贡献，就没有康梁后辈们的变法思想。所谓变法即变统治之法，变吏治民治之法，变法的目标就是让庶民有参与朝政的权力，就是要让王侯将相能接受平民百姓的呼号呐喊，从而为“治世”奠定社会基础。

　　魏源等近代思想家的开蒙，表面上是之于政治功效，然而，本质上讲则是重于民智开启。几千年下来的中国平民，已经完全习惯于被动接受统治者灌输的一切价值理念，不敢有私毫的越轨之处，尤其是在遭受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经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漂摇状态，为了稳固统治地位，满清贵族极尽文字恐怖的专制之法，整个社会令人窒息，广大知识分子皆选择“避席闻畏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处世之道，一般平民则更如行尸走肉，每个人的最高生存价值就是“活着”——动物般的活着。“君民同体”的新观念毫无疑问告诉人民：君之价值即平民价值，平民价值即是国家价值，君有七情六欲，民亦有生活自由，君有治国之权，民亦有议政之理，人取于自然，权源于天赋。

　　令人遗憾的是，魏源也好，康梁也罢，启蒙是启蒙了，但结果都不甚理想。历史将近又要翻过二百年，民智呢?我看仍是未开，价值观呢?可能仍属蒙昧。先辈思想家们引导的“价值重构”是着重于民权的自主化和人生价值的人性化。老实讲，两个目标实际都成了肥皂泡。到今天为止，中国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叫民权，更不理解人生价值的人性化。人，你首先得能保证能做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动物，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人取道文明规则，动物则遵守强弱定律，人讲求理性，动物只能任由身体。若人的价值追求偏离了人性的轨道，物性是不足以还原其人性的。在漫漫长夜中，如果在人类世界只听到梦呓和鼾声，听不到琴声和话语，恐怕是“灯烛虽有光，双眼仍朦胧”。

　　我们经常说：当今世界是一日千里。以此来形容人间万物变化之快，我当然也有此同感。然而，如果再把视野投放到广大的人群当中，尤其是多数中国人的身上时，我丝毫也没有类似感触，反倒以为时间在倒流，并没有看到拿着手机的中国男人与留着长辫子的满清男人有多少区别，也没有看到涂脂抹粉身穿短裙的现代女性比旗袍鬓髻的少妇高贵几分。一身铜臭和粉脂味的知识分子，其进步性恐怕连鸦片战争时代的境况都不如，寄望其承担中华民族“价值重构”的重任可能有些勉为其难。今日中国，专注铜钱名利者众，留心本原之学者少，崇尚念习西经者多，苦心探索创新者寡，形式做得愈入格，庸才愈见满天下。

　　就中国过去一个较长的时空而言，历史是已经被浪费掉，现实也还可以等待，但未来不能再长期荒唐。如果说遭遇一百多年的挨打受辱仅仅只换来“西学为用”的结果，那么，这西学又能用多久呢?人家已经让你用了将近两百年，总不能老等人家开启新学吧?过去好在还有个“中体为本”，往后既无中体为本又无西学可用，那该怎么办?这中华民族不就成了漂浮在世界的寄生虫吗?受制于人的时代还会远吗?

　　我个人笃信：中国已经到了“价值重构”的转折期，实用主义虽不必完全抛弃，但国家主义和人性主义的双重融合必然要走向前台。在阶级社会里，执意抛弃国家主义多半只会造成社会的整体性私欲膨胀;人性主义是基于文明社会的人类自主进步化改造，而不是野性地喷发与血腥地残杀。“价值重构”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将中国人推向更加文明，而不是反向，否则的话，中国又会逆时光回归原始社会。评判国家民族内部“价值重构”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法则，决不是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如果有可能，在较远的将来，整个人类之间也应当遵守文明法则，但这条路显然还非常遥远，因为人类整体的改造权力并非在中国人手上。

　　考察历史，我们知道早期人类并没有国家，是不同的阶级出现以后，才慢慢有了国家，也就有了个体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又产生了个人价值与国家价值之间的复杂性。所以，在今天的阶级社会中，“价值重构”的最基础问题仍是要解决个人与国家的价值和谐问题。人是自然造化而成，物欲情欲本是自然属性，然而，文明的机体“国家”一旦存在，便让个体不完全具有自然性，而带有相当强烈的社会属性，个人价值必须统一于国家的集体价值，这一理念，不管是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大体相似。但是，今日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家的价值取向是不明确的，个人的价值观是混乱的，双方都既不尊重自然，也不尊重社会。

　　要解决好“价值重构”的最基础问题，推动力在个人，决定权却在国家，国家是一部机器，个人只是一个零件，机器不发动，零件想动也动不了。象中国这样一个国家，1949年以前，价值混乱的理由是国破家亡，生理上的存在权高于价值观的讨论权，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几十年，国家价值的过度化又侵蚀了个人价值的自然属性，实质上也是极不协调的机械主义，最近几十年，国家价值因实用主义和极欲主义的泛滥而沦陷，个人价值的自然属性极度膨胀，人被彻底动物化。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国家和个体的价值统一。如果简单把责任推到代表国家执政的官僚群体身上恐怕也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因为官僚群体本身也是个体人的排列组合，只能说执政者中的少数主导者误导了中国价值求索的正确方向，这就是英雄之于历史强大的负面作用，不必对他们进行苛求和究责，但必须承认事物的本源，否则就会陷入“鸡和蛋”的不可知论当中。只有国家主体找回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价值重构”的理想便有了基础可言。

　　近现代以来，西方立国受其国人较大尊重，恐怕有一点必须得承认：他们治国讲究“有本有末”，本是制度信仰，末是工商器物，相辅相成，便成一体，逐末须先固本，固本方能取末，姓资也好，姓社也罢，人家坚定地依法行事，善恶岂能一言而定?他们既不强调英国特色，也无美国特色。相比之下，中国则未必本末有序，制度前面加个“特色”实为模糊制度之举，因中国无违宪纠责程序，《宪法》容易被无情虚化，所有的制度也就失去根基，国家也就无立国之本，无立国之本，就无理性国民和守法官商。《宪法》空转，国民纵想寻找制度信仰，然上层建筑的构造者自己都不曾相信自己的制度，挂的是红绸，卖的是粗布，又如何能激荡起整体性的国民制度信仰呢?没有立国之本，“舍本逐末”于是就成了近几十年最“高尚”的价值取向，逐本者反倒成了普遍性的大众笑话。

　　中国到底立何种制度为本?是该抉择了，再延续过去“形似神非”的浮影式纸上制度，恐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短暂的物质繁荣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作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制度，决非广告商的赚钱口号，必须是不折不扣作为治国理政的依据，制度必须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益，制度必须是国家机器的安全操作规程，画的是张三，喊的是李四，做的是王五，皆是无章可循使然，社会之乱源于制度之乱，而非刁民嚣张。我无意也无力给中国画一个制度圆圈，政治精英从不乏睿智之流，只要把智慧寄于实而非运于虚，西方能构建让多数人接受的统一价值体系，号称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难道还会找不着北?

　　“价值重构”的第二个重要任务便是国民个体的自省。虽然我说过“价值重构”的主体责任在国家，然而，真正承担具体任务的还是个人，因为所有的价值理念必须寄存在人的心灵，狗从吃屎转变到吃肉，并没有让狗升格到何种程度，狗见到狗的时候，绝不会认识到彼此之间有什么新的不同的精神价值，能承载价值并且能体现出价值的只有人。

　　我将人与狗对比起来表达观点，绝无作贱自己和侮辱同胞之意，基本的愿望是借此阐明“价值重构”的人性一面，只有清清楚楚地弄懂如何做一个区别于动物的人，才有谈论人生价值的资格。观察现实的中国，有多少人能够拥有排除物欲和生理欲望之外的更高境界?答案恐怕是很悲伤的。通过列举的方式论证我武断的结论其实也并无必要，“实证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往往无法象在科学领域一样管用，每个人直接的社会观感比做几道证明题更具说服力，如果在杀人犯快速增多的时期，你却说治安环境在不断变好，那只能说鼓励犯罪是这个社会的最明显导向，如果在失足女性成倍增加的时候，你坚持女性地位达到历史之最，除了庸俗的男人相信这个结论，看不出还有更可耻的人会承认。

　　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国民相同的历史责任是让人类变得更加文明，而不是复归野蛮和乱伦，中国人与世界他国国民不同的历史任务是构建好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为官，当知自身价值出自于民;为工，当知自身价值附之于器;为农，当知自身价值生长于土;为商，当知自身价值取之于信;为学，当知自身价值着眼于用;为教，当知自身价值专注于授;为兵，当知自身价值定格于苦。“价值重构”最终必须归结于“责任觉醒”，能为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属于自己的相应责任，就能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角色可以自由选择，也可以随条件转变而更换，但选择位置之后就不可主动虚化，越位和失位都是放弃作为一个正常人社会责任的不可取之举，从而也就无法释放自身的个人价值，当然，还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的专有利益。中国社会之乱不在于人多地大，而在于彼此缺位和越位，缺少制度信仰和文化信仰的巨大群体时刻都在相互琢磨着通过掠夺他人满足自己的私人欲望，进而实现某种毫无道德基础的所谓人生价值。

　　如果仅仅只强调责任意识对于个人价值的指标意义恐怕会让很多人感觉有些冰冷，“私欲”之于人的价值自然也不能忽略，但大家又要仔细思考一下，私欲价值实际上很大程度已经在“责任觉醒”中得到实现，当一个好官，决不只是于民有利，于己亦是收获;做好一个诚信的商人，赢得的绝不仅是消费者的认可，个人利益也会有最大化体现。倡导私欲的任何时候都不应以“极欲主义、超前消费、环境破坏、自私主义和社会乱伦”为目标，绝不能拿原始社会的荒蛮状态所展示的人性与文明社会的有组织性和群体性来对比，以突显无序个人价值的合理性，鼓吹中国人要还原动物本性的精英绝对算不上合格的精英，毕竟13亿多的“动物”若是打起来，其惨烈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眸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华民族的每次失败均不是天时与物产不如他人，也不是内在民智不如他人，真实的动因乃出自于民智未开。时至今日，我不得不说，很多国人仍有蒙昧不化之嫌，是天然还是被引导不得而知，我只是预感：新一次“价值重构”如果不能成功，恐怕在若干年以后，中华民族又要面临“血气冲天却悲天怆地”的挨宰命运，即便你物冠全球也无济于事。

　　结束语：我无意也无力成为中国人第二次“价值重构”的引领者，我只想开启这扇可以引起争论的思想大门，让更多更高水平的精英们能够切入进来，担负起历史突破的艰巨任务。对于现实，无论有多少遗憾和叹惜，但对于未来，我总会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信心，任何变化和坎珂也不会让13亿多人的中华民族沉沦，更不可能令其消失！

　　这篇文章希望有更多的网友能够帮助转载，中国不进行第二次“价值重构”，未来或许将要面临惨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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