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潘维

摘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七层的――道德、自然、群体、社会、政治、民族、国际――由内而外的同心圆体系，其普适性、牢固性自内而外逐层降低，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的国际观。重建价值观，精英共识是关键。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科学分析工具1，希望这个工具有助于形成中国知识界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共识。

本文回答以下三种问题：一，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如何变迁？二，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如何迷失的，又是如何建构的？

本文分为四节：第一节，阐述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第二节，分辨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体系内的层次；第三节，讨论核心价值体系内不同层次间的联系；第四节，简述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途径。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

1．社会价值观的定义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有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或“社会行为准则”――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尽管不同文明体系社会的是非观是相对的，但是，任何一个价值观只有两个方向――是与非。而是非判断是有程度空间的，人们常常把价值观向是或非一端的变化趋向称为价值观的“导向”，价值导向的终极标准只有“是”和“非”两头。当然，是非观念可能会变化，今是而昨非，但依然还有是与非，只不过是以一种是非观取代了另一种而已。举个“导向空间”的例子：新闻界的价值观认为，客观报道事实是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记者利用报纸扭曲事实而牟私利是“错误的”。但中国一些经济类的专业记者，经常会收到企业的报酬，换取记者较多的“美言”。就新闻界的价值观而言，这在方向上是“错”的。但受制于种种现实条件，此种“非”，已是不成文的行规，被新闻界和企业界勉强接受。若记者因为收受较多的钱把一个经营差的企业说成是经营好的企业，就往错误的方向滑动了一大步。若记者把操纵企业报道当成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明显是错误的了。若记者为了钱，去勒索企业，威胁毁掉企业的声誉，那就成了犯罪。

2．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与变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比如，我是男人，所以我“应该”保护女人；我是老年人，所以“不该”去迪厅蹦迪；我代表政府，“不该”办博彩；我们是中国人，“不必”以美国做判定是非的标准。

界定了社会身份，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就能润滑社会关系。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得到公认，社会关系就和谐。比如，我是“子女”，就“应当”孝敬父母；我是“父母”，就“应当”养育子女；我是“商人”，就“应当”做生意赚钱；我是“教授”，就“应当”教书写书；我是管理社会的官员，就“应当”为老百姓服务。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职，社会方能和谐。

相反，当自我社会身份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著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3．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只有很少的几种，笔者认为只有七种（见下文）。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杠杆作用。

二．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其层次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现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核心价值观”。若把这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作一个“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系，就能观察到这个体系的分层，乃至层次间相互关联的逻辑。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种类，核心价值观自成一个七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其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

1、第一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道德观

在社会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六条区分“人”与“动物”的“普适道德”。既然我们是“人”，就不能认同：（1）杀人（比如，随意监禁，滥杀无辜）；（2）抢劫（比如，强占农民土地，违法迫使工人超时工作）；（3）偷窃（比如，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窃为私有）；（4）欺骗（比如，出尔反尔，不讲诚信）；（5）遗弃（比如，抛弃老人和缺乏劳动能力的人）；（6）滥淫（比如，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2。

人们对普适道德观有分歧吗？一般而言，人类在普适道德领域里基本没有分歧。不过，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以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这两条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努力使田地多出产，商人努力赚更多的钱，自古皆然。即便对于孔子，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只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物质利益是重要的，成为“主义”，则反社会了。个人理性是重要的，成为“主义”，也是反社会的。本能以利己为要，而社会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利他的。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了“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比较动物界，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2、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气、动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归为社会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影响各种社会观念。

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有什么分歧？近代以来，有教养的人们摒弃了万物有灵的迷信，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玄学，避开成体系的宗教解释，用科学的怀疑求知精神去解释大自然，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对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才有了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人类近三百年的知识积累超过此前上万年。如果我们自认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主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潮流是由社会精英引导的，如果我们社会的精英们不再自认是“现代人”，不信科学而信迷信，用迷信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用迷信来处理其他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盛行“怪力乱神”。

3、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于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生物学还告诉我们，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生存竞争的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也是自群体中因出类拔萃而获得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中体现，而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这种群体观有相当的普适性，也体现在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里。然而，在群体观上，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群体观被中国很多的“精英”倒着讲：雷锋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锋，见死不救，是“人性”。像这样的“价值多元化”、个人至上，是反社会的，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和谐有序。

以为西方社会信奉个人自由至上，这是中国一些社会精英“食洋不化”的误读。相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上的个体家庭至上，西方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就是群体主义的。中世纪自不待言。进入工业时代后，纪律和规则成为社会纽带，群体严丝合缝的配合劳作成为西方社会强大的关键。在西方的群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屡见不鲜，那是西方社会的“基因”。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组织起来了的“会”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会这群体至上的传统与现实，尊重“个人”，分清“群”与“己”的“权界”，才成为那里的永恒话题3。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识相当浅淡，仅极少数精英有在意“公共”的传统。一直到1900年，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还被两万洋兵打败，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如果中国人能团结一心，即使每人向这两万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会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价值观都不如现代发达国家稳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个强化群体意识的过程。日本、新加坡、韩国在亚洲率先由发展中社会进入世界的发达社会行列，是加强和扩展了群体价值观的结果。在现代中国，（社区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群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4、第四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观

在现代市场社会，市场竞争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村与村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每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都存在竞争关系。群体间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群体竞争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更大群体利益的限制。近代以来，我们的群体价值边界一直在扩展之中：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外还有国际社会。换言之，由家族认同而村落认同，由村落认同而乡镇认同，由乡镇认同而县市认同，由县市认同而省份和国家认同，这是靠不断扩展边界而进步的“现代”群体价值观。我们称这种现代观念为“公民”意识。因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整体利益。近代以来，交通运输通讯工具发达了，地球缩小了，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各地各单位的人民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近来又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说，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群体竞争的市场利益，而且这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群体间的市场竞争，可能引发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关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在现代中国，（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社会整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5、第五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治观

群体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组成社会，社会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的问题。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观两个来源。社会结构不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就不同，有些政治体制貌似相同而实际不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虽然进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实际运作上更像哥伦比亚，甚至西西里的黑手党。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但其实际运作却与西方大相径庭：半数日本议员出身政治世家，部长的儿子是部长，部长的孙子也是部长，部长的重孙还是部长；日本的“首席部长”（首相），实际出自700个左右自民党党员的选票，其中的掌控者不过寥寥数人。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也是这样，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袭与自己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在于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可以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的。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和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是人民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在历史上，别国靠两党或多党竞争解决了阶级战争；在中国，两个党或多个党却制造了战争，制造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混战。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 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可否认，历史上，儒家精英集团屡屡出现退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退化迹象。但同样不可否认，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曾经堕落为希特勒统治；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人民对政治失望、无助、乃至冷漠――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广大发展中地区，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也在四处遭遇“合法性”危机：街头政治与票箱政治齐飞共舞；社会被急欲绑“票”的政客挑动得四分五裂。

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如果中华民族不拥有自己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不可能拥有适应自己独特社会结构的杰出政治文明，就会播种“龙种”而收获“跳蚤”。

6、第六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观

个人、群体、社会，都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范围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世界市场将当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冲突，导致民族国家的快速兴衰，也导致庞大国家的天然竞争优势。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欧洲大陆过了气的强国联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世界各大区域的中小国家之间也盛行区域合作。

民族国家是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现代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传统民族”，指的是现代民族内部依照宗教、人种、语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划分的民族。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靠浴血奋战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成了本民族终极的安全保障。所以，爱国主义就是爱我们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里，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只要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爱国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观，本应是毋庸置疑的。

7、第七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际观

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各国都依赖本国的武装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因为被欺压的民族会反抗，甚至联合起来反抗，弱肉强食是需要结盟的，没有任何强大的民族国家有能力单独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国际体系里，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当然还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压迫和抵抗压迫的中介和中间地带。

由于被压迫者也有国防兵器，会给赤裸裸的压迫和掠夺带来代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便成为国际财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公平”，大多掺杂着强国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压迫。

文化血缘可以成为利益纽带，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是非判断则构成结盟的纽带。然而，世界体系里结盟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压迫者对国际关系的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被压迫者对反抗压迫也有一套辩护词。认同压迫者的说辞，当然有可能成为压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为盟友，并不主要取决于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主要取决于利益，取决于你的国家是否被压迫和被掠夺。最悲惨的国家是，一方面流行认同压迫者的国际观，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反抗压迫。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国，是美国在冷战末期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美国入侵前夜，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是好莱坞电影。因为石油和地缘优势，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压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压迫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并没有抵抗美国压迫的意识和意志，却有变成美国盟友的梦。意识混乱，内部就分崩离析，就软弱，就“招”抢，“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需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本质到底是“相互依存”还是“压迫与被压迫”？我们自己是不是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综上，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如前所述，在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三．核心价值观体系层次间的相互关系

今天议论价值观，大家容易集中着眼于“普适道德”观念的缺失。普适道德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人”皆有之，维系着人类“社会”，怎么会“迷失”？

在世纪之交，向来淳朴的俄罗斯公民们似乎突然丧失了道德意识。在短短十几年内，俄国遍布杀人越货的匪徒，无人敢管。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拉克公民原本安分守法，现而今“民主”了，伊拉克社会却突然盛行暴戾之风，所有人偷窃和抢劫所有人，甚至稍有不合就相互杀戮。同为一代人，普适道德怎会骤然“迷失”？

价值观当然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反映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关系变了，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南斯拉夫的民族国家都垮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观就没了载体。然而，与一般价值观不同，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立的一面，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倘若不应当变化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变化，我们就要考察核心价值观变化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对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有相当的独立性，而且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杠杆。核心价值观变了，政策就变了；政策变了，社会就变了。换言之，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观的崩溃，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崩溃。

上节提出了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分层。运用这个分层，我们可以分辨核心价值观变迁的逻辑，即独立于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机制，从而解释普适道德的“骤然迷失”。笔者由下述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外层价值观的迷失会触发内层价值观的迷失，直至触发位于最内层的普适道德观的迷失。换句话说，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即国际观的崩溃。

1．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里最薄弱的一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似乎没有多少“利益”去实行这种政策。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人精英集团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自己的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罗马帝国丧失了区分罗马人与日尔曼人的意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华夷之辨”消亡了，中华帝国体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前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前苏联的知识精英们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前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外而内的多元化历程，直至崩溃。

2．国际观的迷失会触发民族观的迷失

如果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是正义的，代表进步，那么与这个体系的冲突则罪在本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应当遭到抵制。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常把中美矛盾归于中国对主流国际机制缺少认同，归于“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压迫国家联盟的成员，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毫不冲突：美国社会里的爱国主义被公认为世界最强的一类。美国国庆日家家户户都自动高挂国旗，“不爱国”的帽子对美国精英们是不堪其负的。同样，对于被压迫国家而言，认同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也毫不冲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今日美国一样，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浑然一体。然而，在压迫国家内部，信奉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美国的政论家、哲学家、语言家乔姆斯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样，在被压迫国家，信奉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被迫抵抗国际压迫的现实与其国际观必然发生冲突。在中国，国际观的迷失正在导致爱国主义的消解，反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应当坚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场舆论混战。不信奉现存国际体系的人们指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丈夫，现在有人存心让中国做美国的小老婆。而信奉现存国际体系正义性的精英们，像美国那样要求中国“理性地融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无例外地斥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主流媒体，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态给双方提供“平等”的平台，助长非爱国主义的舆论，直至让历史教科书“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舆论混战和教育的变质，体现了中国民族观的迷失。

3．民族观的迷失会触发政治观的迷失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世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世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民族观，并不与某种具体的政治观必然相连――“爱国”与“爱党”当然有区别。但是，民族观要求以本国利益为至高标准，不会被什么主流的“普世政治价值”吓倒。人类道德观是普世的，但政治价值的所谓“普世”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两类不同的政治价值观4。以多数决为程序的普选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正如公开考评也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起罗马的政治价值，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中华文明”。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毛泽东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与“世界潮流”不同，邓小平也顶住了所谓的“世界潮流”，坚持非西方的中国政治价值观。而戈尔巴乔夫则被所谓“世界潮流”吓坏了，结果就是中苏两国迥然不同的命运。

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先生，本来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但是，当他看到中国正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而衰落，就对原先认同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中国本土的政治价值，以及能使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价值5。孙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不谈民族自主的“主权”，哪里还谈得上“民主”？中华民族的社会过去是独特的，现在也是。中国不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一如台湾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中华社会结构里，选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区隔，所以多数决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现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还是程序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我们对待它们的惟一标准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没有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甦醒和自觉，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不难发现：乞丐并不因为获得一张选票就成了“主人”，对他来说，那张票还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价值观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核心价值观，精英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而且在进行着“百花齐放”的混战。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们应主要靠以集团为基础的“多数决”，还是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一个中立的领导集团？决策者应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还是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应主要靠“多数决”的票箱子，还是靠“分权制衡”的法治来约束政府？

中国今天在政治价值观上的混乱，还体现在官方的反应上：一旦美国批评中国没自由、不民主，中国就极力辩解。这种辩解，体现对美国“普世”政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惭形秽。

4．政治观的迷失会触发社会观的迷失

政治价值观是关于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在逻辑上与社会整体观是紧密相连的。“官”者，“管”也。为什么社会需要政府“管理”？因为社会要求整体的和谐。在现代市场社会，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会的整体和谐；但是，没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没有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价值观制约的。在结构不同的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政治价值观也就不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如何维系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价值的混乱，将导致社会整体观的混乱。如果维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迷失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维持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极为困难。

法定的固定社会分工，是维系封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物竞天择，自由竞争，强者获胜的集团型社会分工，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竞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间的竞争经常呈恶性竞争态势，以邻为壑、无法无天，规范群体竞争的社会准则滞碍难行。

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观是非常薄弱的，这也是引入社会整体利益观的主要缘由。这个社会整体观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当政治价值观崩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崩溃了。缺少了社会整体观，群体之间的竞争利益就至上，社会就陷入群体间的恶战。于是，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了本单位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搁置一旁。

5．社会观的迷失会触发群体观的迷失

如果全社会的利益是虚无的，较大群体的利益也就不实在，小团体的信念也将随之动摇。当群体的精英和领袖们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搞“五鬼搬运”，窃本集体内的“公家”利益为自家所有，那么，哪个员工还会珍惜自己的团队？群体观垮掉了，团队就会“兵败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业瞬间被“企业家”搞垮，而这些企业家还振振有词地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指责“产权不明晰”，认为只有“明晰”到“个人”的产权，才是真正实在的产权。然而，“股份公司”难道不是集体企业？股票的所有者对企业必然有“责任心”，而不会“望风而逃”？“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就肯定不敬业？教师不拥有学校产权就应当不认真教书？军人因为不拥有军队的产权就不拼死作战？总理因为不拥有国家的产权就不认真办事？

群体观的迷失，会导致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就只剩下原子的“个人”。现代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靠群体串联起来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只剩下个人主义，我们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离陷入“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也就不远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群体观就是（社区和集体范围的）社会主义――强帮弱，富帮穷，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进步。

6．群体观的迷失会触发自然观的迷失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是非常无助和脆弱的。缺少了群体的信念，无助的个人就只好乞灵于各类神怪赐予的“奇迹”。科学的知识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需要靠群体、靠群体的配合、乃至靠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协作才能发挥效益。缺少了群体的信念，对科学的信念就丧失了根基，因为，科学知识无助于克服个人的恐惧，也不解决个人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

在一个社会里，当赖以进步的科学精神被打入冷宫时，这个社会就会流行各种“妖道”，“现代人”就堕落成“传统人”。在中国最近15年间，传统迷信和各类变种了的西洋宗教杂交，遍地开花。对此，社会精英们的推波助澜，“功”莫大焉。西安有所“华中科技学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200学生，遂在教学楼一层的副院长办公室设了神坛，还请专职神棍做法。据说设坛之后的第二年学校就招了600学生，而今已经招到1500学生6。此事竟然发生在每年要培养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学院”。以前，有报道说，西部某县的首脑机关里也设神坛。在当今的中国，有不少官员和商人们靠求神拜庙打卦来祈求升官发财，楼层不设4、13、14层，车牌、门牌拣选88、66。如此这般，流行邪教不足为怪。王道衰，妖道兴，自古皆然。

7．自然观的迷失会触发道德观的迷失

群体观迷失了，科学观也迷失了，“社会”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关系的普适道德也就没了依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学信念和没有群体归属的个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学信念，但人们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现代的人类社会也无法依赖宗教来引导群体的生产活动。当“社会”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个人，人的兽性就彰显。丧失了道德观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人。丧失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

国际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道德观，就是这样层层相关，构筑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道德观是普适的，最为坚固；自然观基本上是普适的，坚固程度次之；群体观和社会观的普适性依次递减，坚固程度也依次递减；政治观是普适性的分水岭，人们在政治观上的显著区别已经说明其非普适性，尽管政治观的坚固程度相对较低，却是有关社会统一的核心观念基础；民族观当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现代民族”的历史并不悠久，长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观不是坚固的观念，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国际观被明显分割成“阵营”，不可能普适，因为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际观的坚固程度最低，却是核心价值观体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综合而论：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自外而内，由易到难的，越往里越难崩溃。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倘若我们看到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化，那时，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倘若我们看到了最内层的价值观开始崩溃，那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肯定处在全面的混乱（多元化）和崩溃之中。因此，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廉价的进攻手段，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有争议的外层开始。被攻击方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外而内崩溃的，直至垮到最内层。苏联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给这个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是从“国际观”的变化开始的，从不会发生世界战争的判断，发展到今天的“融入论”。同样，我们要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国际观着手，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方向，将那偏向“事秦谨，与诸侯信”的连横，逐渐调整为倾向制衡霸权的合纵7。

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生成

维系社会整体性，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如何能被“确立”和“公认”？回顾中外社会的变迁史，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路径大体如下。

1、知识精英形成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核心价值观是由知识精英界定的。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层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主流体系。

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精英包括以下四大类人：（1）主要大学的人文和社科类教师；（2）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的中高级官员；（3）主流大众媒体的管理和从业人员；（4）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主流体系形成之后，知识精英们会自觉地群起围攻挑战这个价值体系的企图，甚至以彻底忽略抵制之。在这四类人中，核心价值观体系组织对于“事实”的理解。

2、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神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

在现代社会，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达，作为建立或者摧毁思想的工具，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对传媒的控制。怀疑本国精英和大众的价值观判断力，不允许手中的舆论工具论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在制造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也是在损害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强大民意基础的。然而，行政对舆论的压制，已经把承载主流价值观思想的精英和舆论工具边缘化了，而反主流的价值观却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压制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其流落到网络大众论坛上。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主流传媒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使其失去了活力，而丧失了对主流价值观战场的主导权。

3、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们与大众的交流能力

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主流，以及能否巩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精英与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及时更新语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强大的渗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把知识精英团结在“主旋律”周围。

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最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美国和日本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世界里的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迅速流行，因为他们更新了表达传统思想体系的语言，给出了亲近人民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惯于使用人民的语言，是他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来说明他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这样传播到了全社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发明了能打动民心的通俗口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通俗而又精确地体现了党的复杂纲领，深刻地触动了所有人。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中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弥漫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种语言成为笑话，被芸芸众生“恶搞”，遑论团结知识精英了。

4、知识精英要让核心价值观赢得关键的机构、人群和场所

知识精英们拥有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核心价值观就能赢得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和关键的场所，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知识精英们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成为“公认”，就需要这个观念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

所谓“关键的机构”，指的是关键的大学（比如，一流大学、党政干部培训机构、民族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关键的政府机构（比如，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主要政党），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机构，以及关键的大众传媒（在西方，教会也属“关键传媒”的一种）。

所谓“关键的人群”，指的是大都会居民、大学生、媒体从业者、青年白领、妇女团体、和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比如，中国城市里的“民工”——当今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是关键的人群？核心价值观忽略社会最贫困的人群，给不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比如，宗教价值观的传播，往往在于他们扶助最贫困人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照顾和解决贫困。攻击这个价值体系，在于指责其制造贫穷。

所谓“关键的场所”，指的是各种能集合人群的场合，比如，电影、戏剧、小说、大众的网络聚会空间、城市和社区的集体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民间社团的活动场所。

当一种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了关键机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这个社会就拥有了主流价值观，而这些机构、人群、场所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主流观念的企图。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的团结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5、精英们要坚决和不懈地维护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在七层核心价值观里，每一层都有历史的和当今还活着的社会榜样。这七大类符号是主流价值观的旗帜和号角。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斯巴达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传说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为开国之王，天主教为殉道者们封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佛逊纪念堂稳固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是无以为继的。

当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丑化我们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台上的“劳动模范”被赚大钱的商人替代，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开始裂解。当鹤岗市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致残的方玉荣女士被社会长年忽视，生活陷入困窘，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常州——苏南一个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城市，上百市民会“围观”小偷殴打“多管闲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无人出手救援8。

核心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是，那些故事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些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我们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

在今天的中国，个别学者拿着所谓“理性”标杆去批判所有导致中国今天制度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爱国主义运动，贬低中国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指南，却没有主流媒体刊载批评的立场。没有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被阉割了精神的“理性”，会让孩子们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没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巩固这一价值体系，有赖于我们细心地呵护承载这一体系的典型符号――从《义勇军进行曲》，到狼牙山五壮士，到八女投江，到黄继光，到埋葬在坦赞铁路边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尸骨——这些符号是我们国际观和民族观的载体和基石。正是这些处在核心价值观体系外层的基石，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长城”。

结 论

概括本文要点如下。

1，把“社会价值观”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可以推进对社会价值观作用和变迁规律的认识。

2，划分了“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并指出：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变迁的需求，能增进社会关系的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能阻滞社会关系的恶化和分裂。

3，指出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分辨了这个同心圆体系由内而外的七大层次，并指出：核心价值观体系相对于社会关系的独立性和对社会关系起到的杠杆作用。

8 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9月27日第23版。

4，讨论了七层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指出：核心价值观体系在普适性和牢固性上，自内而外逐层降低。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而国际观是最薄弱的，也最容易遭到攻击――在体系崩溃时，国际观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5，为了在中国重建“社会主流价值观”，文章探索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路径。尽管这个“路径”仅仅是对一些历史经验的粗糙概括，但作者深信，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主心骨”，中国社会才可能和谐、牢固、安全。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 在这里，“科学”指的是可证伪的因果关系，并不代表“正确”。参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 为什么是这六条？这六条是正义观的基础。《圣经》中的“十戒”，仔细分析，也是这六条。考察古今中外的各大文明，从部落规范，到宗教法，到自然法，到现代法律，虽内容各有不同，却都包含这六条。最古老的法律是刑法，也都均包含这六条。以后的各类法律皆延续古老刑法所体现的正义观。没有这六条，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文明”。所以，我们可称这六条为“基本法”，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3 严复将约翰•穆勒的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独具匠心地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寓意个人权利尚需界限。

4民本主义的含义是：政府存在的原因在于照看（全体）民众的福祉，政府由考选出的中立精英文官组成，以维护民众福利为“本”职。不为（全体）民众服务的政府合当被推翻。民主主义的含义是：依照多数决原则，社会集团推举自己的精英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掌握政府权力来保护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民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一直追溯到《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尚书》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传大禹的孙子“太康”（夏王“启”之子）失德，其五个弟弟分别做《五子之歌》，以大禹的训诫相劝。第一首歌中的第一句便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万世一系的，延续至人民共和国之“为人民服务”，到而今的“以民为本”。西方民主主义也有悠久传统，始于原始军事部落民主，支持者众则获领导权。西方民主不是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多数决”，体现强权政治意识。民主主义建立在集团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也是强权意识的产物；民本主义建立在非集团化的均质社会中，也是权力中立意识的产物。民本主义要求“抑制豪强”；民主主义则承认强大集团分肥的合理性。概言之，中国不以社会集团之间凭实力进行的斗争为“政治”。“政”治之于中国，乃“正文”之治，是正义（或曰中庸）的道理之治，是道德伦理之治，是中立的精英文官之治，不是崇尚利益集团精英代表之间的强权政治。

5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若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计划综合起来看，就知道他的思想与今日大陆和台湾的选票箱子痴迷者大为不同。孙文思想的外延是民族主义，内核是民本主义。孙文民本主义在传统民本主义强调国计民生之外又增加了现代民权观。维护权利靠法治，与民权主义结合的民本主义就是法治民本主义，宪政民本主义，自由民本主义。

6 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10月9日第25版。

7 战国七雄：秦在西：另五国在秦国之东自北向南一线排开，为燕、赵、韩、魏、楚；齐国则在五国之东。六国中任何一国与秦修好而沾秦攻击他国之利，称为“连横”；六国中任何国家间之联盟以御强秦，称为“合纵”。齐国亦为强国，与任何五国之一联合，即足以制衡强秦野心。但齐国老太后为齐王田建立下“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准”连横策略。同时，秦则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与五国背后的齐国修好。六国中，齐国最后被灭。田建虽在位40年，却唇亡齿寒，终成亡国之君。“事秦谨”的战略与宋朝屡与强国结盟的愚蠢战略本质相当。宋先与金结盟，击宿敌契丹（辽），却被金吞掉半壁江山；后又与蒙古结盟击金，又被蒙古完全吞并。齐国与宋朝的执政者都幻想巴结和“加入”强权，违背了与弱国结盟平衡强权方能自保的安全定律。

附1：王思睿：民主政治价值观是出路所在

附2：旷新年：“帝国化”语境中谈“核心价值观”

附3：房宁：为什么需要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