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京的几点看法

张 捷

自从普京上台以来，七年多过去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已过去了一大半。在两个世纪之交，普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脱颖而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一点就使人颇费猜测。不少俄罗斯人觉得他有些神秘，看不透他是什么人，外国人尤其是这样。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在2001年7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一年半前他曾经提出普京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谁也回答不了，现在他直接问普京能“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政治标签：是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人”。普京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评判一个人不能凭他自己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①]

但是根据他做什么，似乎也不易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例如，有人根据他的行动肯定他是叶利钦的继承者，可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叶利钦的背叛者，说他背离了叶利钦开辟的“自由民主的道路”，搞个人专权。又如人们根据普京的言行弄不清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是属于左派还是属于右派。2003年12月，在他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时，莫斯科回声电台做过一次调查，向听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普京像一个右派还是像一个左派？”有三千四百八十二人通过电话作了回答，其中80％的人说他像左派，其余20％的人说他像右派。[②]可是以俄共为代表的真正的左派不承认他是左派，而以右翼力量联盟为代表的真正的右派也不承认他是自己人，都对他采取反对立场。他的言论和行动也确实与左右两派有所不同。

2006年6月，著名政治评论家、现任《莫斯科新闻》总编特列季亚科夫在该报发表普京的论点汇编时加的按语中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究竟是什么人，他要把俄罗斯引导到哪里去”的问题依然存在并有很大争议，“还看不出已接近于得出惟一正确的答案”的迹象。[③]情况确实如此。直到今天，无论在对普京这个重要政治人物的看法上，还是在对他的许多重要举措的评价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应该说，普京执政七年来发表的大量言论以及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深化对他的认识和看清他的本质提供了可能。应该说，全面认识普京是很重要的。这能帮助我们对他领导下的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和实行的对内对外政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目前中俄两国正在许多方面进行着友好合作，这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对我们的友好邻邦的领导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文拟就两个关于普京的争议较多的问题，即他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问题和他要把俄罗斯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作一点分析，并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普京究竟如何看待苏维埃时代？

在谈到普京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和态度时，有人认为他对那个时代是有感情的，说他有一种“苏维埃情结”，甚至说他要回到苏维埃时代去。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

1999年12月30日，普京在当上代总统的前夕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纲领性文章。他在文章里谈到俄罗斯当时的困境时，不认为这是私有化方针和“休克疗法”造成的，却归罪于苏联经济制度本身，说什么“这在许多方面是苏联式的经济留下的烂摊子造成的结果”。他接着说，现在俄罗斯完成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第一阶段，“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失误，我们开始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过去苏联七十余年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邪路。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他再次重复了这一看法，说道：“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为实行共产主义学说而努力。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而不认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那是更大的错误。主要的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蓬勃发展，人民得到自由。而且经济的意识形态化使我们持续不断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我们将近七十年都走在一条死胡同里，偏离了文明大道。”[⑤]这里普京像自由派人士一样，完全无视在苏维埃制度下俄罗斯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拥有先进的工农业和科学文化的强国的历史事实。这说明普京对苏维埃时代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不过他不知是真的那么认为，还是出于某种考虑，口头上承认“走在死胡同里”的苏联还是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尽管他这样说是有矛盾的，但是这毕竟显得与全盘否定的一般自由派有所不同。

2000年底，俄罗斯曾发生一场关于国歌的争论。普京支持左派的意见，同意采用原苏联国歌的旋律，另填新词。一时有人认为这是普京肯定苏联的表现。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普京本人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对此事作了说明。他首先指出，在任何国家如果开展关于国家的象征性标志的讨论，一定会发生热烈的争论，俄罗斯尤其是这样，因为一方面，人们“还没有忘记在苏维埃时期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许多人的伤口还在流血，还记得斯大林的劳改营的全部恐怖”，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能使人民引以自豪的东西，那是不幸的错误”，那时的许多成就是“与一定的象征性标志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有权将其“带到今天的生活里”。[⑥]普京赞成采用苏联国歌的旋律和采用红旗作为军旗，显然主要是为了表示尊重那些肯定和怀念苏维埃时代的人的意见和权利，以求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他第一次公开顶撞了坚决反对采用苏联国歌旋律的叶利钦，说他事先知道叶利钦的态度，说叶利钦作为“主要的反共分子”把苏联国歌旋律与“整个共产主义遗产”联系起来加以反对的“合乎逻辑的和原则性立场”应该尊重，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有另一种意见”。[⑦]

与此同时，普京觉得也需要照顾那些否定苏维埃时代的人的情绪，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搞起平衡来。在2000年12月8日送交国家杜马审议的关于国家的象征性标志的法律草案中，除了提出采用苏联国歌的旋律和采用红旗为军旗外，还提出采用三色旗为国旗，双头鹰图案为国徽。这样一来，在国家的这四项重要象征性标志中，沙皇时代和苏维埃时代使用过的各占一半。这个法律草案尽管也还有人站在不同立场上加以反对，但是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因此，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普京与叶利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主要是策略的不同。普京觉得他作为总统，不能单凭自己的好恶行事（上面说过，他对苏维埃时代是没有好感的），而要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意见和情绪。应该说，在运用策略上，他比叶利钦更胜一筹。

可是普京也有不这样做的时候，在取消十月革命节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们知道，在苏维埃时代，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这个爆发十月革命的日子被定为国庆节，法定7日和8日这两天放假。1992年苏联解体后，假日减为7日一天。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的1996年，这节日更名为“和谐与和解日”（“День согласия и примирения”）。众所周知，11月7日是当年两个阶级进行最后决战和爆发武装起义的日子，把它定为“和谐与和解日”，当然是可笑的。这个日子是俄罗斯走进他所说的“死胡同”的开端，他当然是不愿意把它当作节日来庆祝的。同时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作为教训提出，在今天的俄罗斯，任何政治力量不应再呼吁进行一次革命，不管它们用的是什么口号，[⑧]也就是说，他认为应当完全告别革命。大概是为了使广大群众忘掉十月革命，忘掉昔日的峥嵘岁月和革命传统，不再产生进行革命的“邪念”，2004年决定把节日挪到11月4日，并把它改名为“人民团结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11月4日是1612年波兰占领者撤出莫斯科和标志着“乱世”结束的日子。有人认为把这一天定为节日是“尊重历史”的表现。那么这里不禁要问：那些处心积虑要把11月7日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从人们记忆中抹掉的人为什么不也尊重一下历史呢？

众所周知，在苏维埃时代莫斯科红场成为革命圣地，成为世界各国革命者向往的地方。红场上的列宁陵墓和近旁的墓地是时代的象征。自由派早就想迁葬列宁遗体，取消列宁陵墓。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89年，当时因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而未成。苏联解体后，围绕迁葬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由于意见分歧，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普京在2001年7月18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就这个问题表了态。他反对迁葬，并讲了反对的原因。他说：“我们国家七十年来生活在苏共垄断政权的条件下。这是整个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许多人把自己的一生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埋葬列宁将意味着他们崇奉了错误的价值观念和给自己提出了错误的任务，意味着他们虚度了一生。我们这里这样的人很多。”普京再次避而不谈他自己对列宁的看法和态度（从他对苏维埃制度的评价来看，他对这个制度的创始人的态度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只说应该考虑许多“把自己的一生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情绪。他还说，社会刚刚开始稳定下来，应该珍惜，如果采取迁葬之类的行动，就有可能毁掉稳定的局面，妨碍俄罗斯实行现代化。[⑨]

普京这话是在2001年7月讲的。四年多后的2005年的9月，当俄罗斯的经济有所回升、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时，总统派驻联邦中央区的全权代表波尔塔夫钦科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迁葬列宁遗体以及拆除红场上的其他纪念性建筑的问题。这不仅只是要迁葬列宁的遗体，而且要把红场上克里姆林宫宫墙旁的四百余位苏维埃时代著名活动家的灵柩和骨灰盒搬走。这四百余位活动家包括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朱可夫为代表的二十二位元帅、十八位苏联英雄和十四位两次获得此称号的苏联英雄、加加林等五位宇航员以及科罗廖夫和克尔德什等著名科学家，还有高尔基等著名文化界人士。他们是整个苏维埃时代的象征，挖掘他们的坟墓，实际上就是要否定这个伟大的时代。波尔塔夫钦科的提议得到了一些当权人物和知名人士的支持，在俄罗斯媒体上引发了一阵否定苏维埃时代的喧嚣。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群众表示坚决反对，他们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通过他的发言人宣布他的立场不变。2006年2月7日他又在西班牙记者提问时说，他将“力求作出能得到绝大多数公民支持的决定”，并且使这些决定“能促进民族的和解和团结，而不是导致分裂”。[⑩]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次提出这个被人们称为“侮辱性建议”的是政府高级官员，而且此人原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受到普京的信任和重用。这种特殊关系说明他提出迁葬问题不只是反映他个人的意见。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行为得到了上面的赞同，甚至怀疑这是上面指使的，目的是为了试探民意。久加诺夫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普京实际上默默地支持他的全权代表波尔塔夫钦科挖掘坟墓的行为”。他还说：“普京在与苏维埃时代的遗产作斗争的道路上实质上要比叶利钦走得远得多。叶利钦不顾一切地蛮干，毁掉碰到的一切。而普京则始终一贯地实行巧妙地亵渎国家及其历史的政策。”[⑪]

为什么从苏联解体以来当权者一而再地提出迁葬列宁遗体问题呢？已故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对这个问题作了这样的解答：“发生了反共政变，一切与苏维埃共产主义时代相联系的东西都要进行歪曲和加以根除。陵墓中的列宁是时代的象征，而象征在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只要陵墓还耸立在红场上，事情就没有结束。不管我们的当权者如何装束自己，红场上的列宁是他们的鲜亮新衣上的一个斑点。迁葬列宁遗体将意味着反共政变的合法化。”[⑫]因此，可以预料，今后当权者将不会放弃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

也许是巧合，这时当年流亡国外并死在那里的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军将领邓尼金和哲学家伊林的遗骸被迎回国内安葬。根据上面提到的那位波尔塔夫钦科透露，迎回两人遗骸的倡议得到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⑬]顺便提一下，普京尊重伊林这位“先贤”，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过他的话。

卫国战争是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苏联人民在这场打败德国侵略者和使全人类免遭法西斯奴役的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普京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取得的伟大胜利是肯定的。他在2001年6月22日卫国战争爆发六十周年时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反对歪曲事实真相，贬低和侮辱牺牲的烈士。他不同意把这场战争说成两种极权主义思想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认为这是反对纳粹主义的战争。[⑭]不过他对战争是如何取得胜利的，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只说，胜利既是靠武器的力量，也是靠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团结取得的，根本不提领导这场战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所起的作用。[⑮]他在同年5月举行庆祝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活动期间的几次讲话中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仿佛这场战争是在没有统帅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季诺维耶夫在逝世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气愤地说：“这简直荒唐透顶！”[⑯]诚然，当西方记者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并提时普京也表示不能同意，可是他仍然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强调“许多人称他为罪犯”，没有讲一句正面肯定斯大林的话。[⑰]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同样闭口不谈斯大林的功绩，却特别指出斯大林要为“造成战争头一年或头一年半失利的巨大过错”承担责任。[⑱]普京的这些表现与叶利钦相比，甚至倒退了一步。记得1995年5月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叶利钦在报告中提到了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一起建立反希特勒联盟的“伟大功绩”。[⑲]当时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时也说：“不能贬低或不提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功勋。否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诚实的。”[⑳]

谈到卫国战争，就不能不提作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次著名的战役使斯大林格勒这个英雄城市名扬全世界。1961年赫鲁晓夫为了否定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这个城市的居民早就希望恢复原名，多次提出这个要求。2002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揭开序幕六十周年之际，当地各界人士再次提出恢复原名的问题。一批学者联名给普京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而普京在12月中旬的电视谈话中泼了冷水，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这个名称，会在我们国内产生某种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21]可是尽管普京表了态，伏尔加格勒州杜马仍继续进行恢复原名的努力，于2003年1月先后两次向国家杜马提出恢复斯大林格勒原名的议案。大概是因为普京已有言在先，这个议案未能通过。

可是到了2004年7月19日，普京签署命令，决定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无名烈士墓右侧石墩上镌刻的英雄城市名称“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命令说，这是为了尊重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壮举和忠实于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大概是为了缓和一下他反对恢复城市原名引起的不满情绪。他的这一姿态给了那些力主恢复城市原名者以希望。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召开各种会议，作出要求恢复原名的决议，征集签名，到2005年4月，俄罗斯国内已有五千二百万人表示支持。[22]他们本来希望在纪念卫国战争六十周年时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向以尊重人民群众意见自诩的普京毫无反应。结果直到今天，在俄罗斯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2004年秋，俄罗斯教育部决定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其作为高校历史教学参考书。此事受到广泛的注意和引起了某些猜测。众所周知，这本书是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其中有些章节是斯大林手笔。斯大林逝世后，它一直遭到贬损和批判。现在尚未见到能够说明此书的重印得到普京赞同和支持的材料，更没有事实能够证明普京对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此事的出现大概与俄罗斯社会情绪的变化和史学界出现的重评斯大林的思潮有关，普京至多只不过是默许罢了。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普京从总体上说对苏维埃时代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就决定他对苏联的崩溃和解体的态度。上面提到过，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里就说过，苏维埃制度的覆灭，使俄罗斯走出了“死胡同”，“开始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这就从发展的大方向上肯定苏联崩溃是件好事。在这之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虽然具体说法和用词有所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

2004年2月，在总统选举前夕，普京在对选民代表讲话时一开头就说：“九十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的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巨大的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23]这里首先应该指出，是叶利钦等人搞垮了苏联，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俄罗斯公民的选择，这可由当年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后来多次民意测验的数据来证明。普京那么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他把这场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改制”说成“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这就颠倒了黑白。他讲完后，在场的一位上校追问他个人究竟对苏联崩溃和解体抱什么态度时，他改口说：“我深信，苏联的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原苏联的普通公民以及后苏联地区、独联体各国的普通公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人民碰到了大量问题。”[24]

普京大概是因为看到甚至在支持他的人当中也在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于是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再次讲了这个问题。他说：“首先应该承认，苏联的覆灭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对俄罗斯民族来说成为真正的悲剧。”接着他列举了苏联解体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指出当时国家曾一度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他强调的重点已与一年前有所不同了。十多天后，德国电视台记者对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关于苏联解体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说法提出异议，普京回答道：“在我看来，我们把婴儿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摆脱专政，并不非要把国家搞垮不可。”他再次引用了五年前引用过这样一种说法，即“谁不为苏联覆灭而惋惜，谁就没有心肝，而谁想恢复它，谁就没有头脑”。[25]这说明，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发生变化，即肯定苏联覆灭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

基于这种观点，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他对搞垮苏联的罪魁祸首之一叶利钦一直采取保护和赞扬的态度。他上台后立即颁布命令，接着又让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案，对叶利钦进行保护。2001年6月俄罗斯独立日时，他授予叶利钦当今俄罗斯最高奖赏——“对祖国有功”一级勋章。在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他再次授予叶利钦此勋章，这实际上表彰叶利钦搞垮苏联有功。2006年1月31日，普京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对叶利钦的评价，他说：“对那个时期作什么样的说明都可以。也可以对第一任总统的活动作各种评价。但是毫无疑问，正是在叶利钦领导俄罗斯的那个时期，我国人民，俄罗斯公民们得到了最主要的东西——自由，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此而进行的。这是叶利钦巨大的历史功绩。”[26]利加乔夫称这种说法“极端厚颜无耻”，是“对人民的嘲弄”，他说：“掠夺劳动者，把几千万人扔入无权和贫困的深渊，而这居然被称为自由。”[27]

普京的这段话是在叶利钦七十五岁生日的前夕说的。他似乎觉得只是口头上这样说还不够，还需要想个办法为叶利钦庆功。在他的坚持下，在克里姆林宫里为叶利钦举行了盛大祝寿活动，并邀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德国前总理科尔以及某些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以壮声势。普京在祝酒时又一次赞扬了叶利钦的勇敢精神，谈到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为已离任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各界人士开了先例。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对叶利钦没有好感，许多人曾提出要以叛国罪审判他。这一点普京应该是了解的。《新闻时报》在叶利钦生日那一天公布了列瓦达中心所作民意测验的结果，55％被调查者仍对叶利钦持否定态度，而49％的人坚持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此该报说，普京这位较有民望的第二任总统对其前任的态度与老百姓不一样，这是“历史的悖谬”。[28]

应该认为，普京这个人物比较复杂。他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苏维埃制度看作专制制度，认为苏联的覆灭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他又不像一般自由派一样，把个人自由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还保留着国家民族观念。当他看到苏联解体后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变成二流三流国家时，想起当年强大的苏联，不能不承认苏维埃时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普京又是一个讲究策略和善于使用政治手腕的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为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地位，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变化，不做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事。由于他上台时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怀旧情绪，因此他不得不替苏维埃时代说几句好话，不得不做一些似乎是肯定苏维埃时代的事。于是就像上面说过的那样，有的人似乎觉得他对苏维埃时代有感情，实际上，这是错觉，或者是以主观推测和想像代替了客观分析。

普京多次表示要坚决沿着他所说的已选定的道路走下去，他在2001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声明，他要使得“放弃民主和自由变得根本不可能”，使得采取的经济方针变得“不可逆转”。后来又多次表明这样的态度，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反复地说，将不对现行政策作任何修改。退一步说，即使普京在方针政策作某些改变，但是由于他对苏维埃时代持否定态度，也不会回到苏维埃时代去。

二、普京想要把俄罗斯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普京既然否定苏维埃时代，坚决反对走回头路，那么他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把俄罗斯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他在上面提到过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并画出了他的设想的大致轮廓。

如上所说，他在这篇文章里用总结历史经验的口气，否定了苏联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其称为“偏离文明大道”的“死胡同”，肯定了九十年代初以来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大方向，认为俄罗斯从此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而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人类的文明史是多种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普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看作“主干道”，这种观点带有某种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主张西化的同时，反对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强调应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29]这就是说，他不赞成叶利钦根据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的方案搞的所谓改革。这是他与他的前任不同的地方。

普京尊崇西方文明，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主张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他的老师、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索布恰克曾说过：“新总统在东德当情报人员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在那里，普京经常同西方企业界和政府接触”，“他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了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模式，他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圈子中的一员”。[30]由于这个原因，他1990年回国后参加了自由派的活动，曾是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和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重要成员。而在担任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副手期间，他与自由派人士有了广泛接触，并积累了必要的政治经验。当然，当情报人员的经历对他也有一定影响，他在这方面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从事的工作，使他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养成了特有的职业习惯和工作作风。

为了说明走西方道路的天然合理性，普京强调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俄罗斯文明是西欧文明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与《生意人报》记者谈话时这样说过，后来又多次指出，并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再次作了说明。他说：“首先，俄罗斯过去和现在是最大的欧洲民族，当然将来也是这样。欧洲文明的那种许多个世纪以来养成的和得到的自由、人权、公平和民主的理想，对我国社会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标准。三百年来，我们和其他欧洲民族手携手地进行了教育改革，经历了建立议会制、市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艰辛历程，形成了相似的法律制度。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走向承认和扩大人权，走向实行平等的普选，认识到关心穷人和弱者的必要性，实现了妇女解放和取得了其他社会成果。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是一起干的，在某些方面我们显得落后，而在某些方面有时超过了欧洲的标准。”

俄罗斯人属于欧洲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传统却与西欧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欧近代史上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与俄罗斯大相径庭的。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中曾受过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东方文明的影响，例如过去俄罗斯接受了带有东方色彩的东正教作为国教；蒙古人对俄罗斯二百多年的统治也不能不留下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传统。在俄罗斯，一方面，君主主义和王权思想比较根深蒂固，直到二十世纪初一直实行沙皇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生活准则。卢基扬诺夫指出：“俄罗斯村社和劳动组合、市民大会民主和缙绅会议、村民会议和工农代表苏维埃，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各民族的紧密配合等，我们的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有着千年的根基。”[31]俄罗斯人有所谓的“集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和“协同性”（“общинность”）的传统，这说明他们有较强的集体主义精神。俄罗斯在最近三百多年来曾经几次向西方开放。彼得一世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许多东西，但是如同普希金所说，只是“打开通向欧洲的窗户”。十八世纪西欧的启蒙主义思想曾对俄罗斯产生一定影响，但未能导致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的重大改变。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和观点的传入，促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改革和引发了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然而使俄罗斯发生根本变化的，是此时传入的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它与俄罗斯的实际相结合，曾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所有这一切说明，普京提出的“共创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也说明，普京把苏联七十余年的历史说成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历史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俄罗斯在这七十多年里走在了西欧和全世界的前面。

普京反对推行一种强制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认为在诸如目标、价值观等重要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对实现社会团结和建设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开始寻求一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俄罗斯思想”。上面说过，他个人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将其看作“绝对价值”，把建设所谓的“自由人的自由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上台后不能不看到，由于按照西方提供的方案进行的改革使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俄罗斯民众来说已失去了吸引力。为了取得比较广泛的支持，普京在制订他的“俄罗斯思想”时，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个人应拥有各种自由和权利的观念，另一方面提出要考虑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这种传统的观念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对国家作用的重视和社会团结精神。他说：“我觉得新俄罗斯思想将作为一个合成体，作为普遍的全人类价值观念与俄罗斯自古以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价值观念的结合而产生。也包括经过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考验的价值观念。”[32]

普京这里说的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好是由俄罗斯共产党人以及各种类型的爱国者和强国论者组成的反对派特别珍视的东西，这也是他们大力宣传的政治口号。普京的文章发表后，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包括久加诺夫在内）认为普京接过了他们的口号。反对派报纸《明天报》副总编邦达连科说，他的报纸现在进入了“困难时期”，因为“构成报纸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被当局抓过去了”，“就连普京、绍依古、丘拜斯也用我们报纸的语言说话了”，[33]他觉得他的报纸不知说什么好了。

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对国家作用的重视、社会团结精神等等，确实是反对派早已提出的重要口号，并且在他们与叶利钦时期掌权的自由派进行的斗争中发挥过作用。如今普京也讲起爱国主义、强国意识等等来，他们在感到惊讶之余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似乎是普京的一个高招，一方面他这样做顺应民情，无疑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使得反对派处于两难的境地。但是普京是否只是从策略上考虑，单纯接过对方的口号呢？问题似乎比较复杂。普京本人虽然持自由派观点，但是如同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普里马科夫通过接触和了解，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政治上的好恶是由是否符合他所理解的俄罗斯国家利益决定的”。[34]

我们知道，爱国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的标准只是尊重和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不管实行的是哪种制度。反对派中的爱国者就有红色爱国者和白色爱国者之分，前者爱的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后者则钟情于俄罗斯帝国，其中有人甚至主张恢复君主制度。应该说，普京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希望俄罗斯强大，把它建成像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那样的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普京主张把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有行为能力的国家，特别强调俄罗斯需要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他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的立场极其明确：只有强有力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强有力的’这个词，那么也可说‘高效的’）和民主的国家才能保护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才能为人们过安宁的生活和实现我们国家的繁荣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目标，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第一，他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握各个重要部门。这些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来自圣彼得堡和来自原克格勃系统。第二，控制议会。首先改组上院联邦委员会，把原来由各联邦主体行政首脑和立法会议首脑组成改为由他们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其次，授意下院国家杜马中支持政府的各中派党团——“团结”、“祖国－全俄罗斯”、“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实行联合，成立跨党派协调委员会，以取得国家杜马内的多数。2001年12月，这几个党联合起来组建的“团结和祖国党”（后改名为“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国家杜马掌握多数的第一大党。顺便说一下，普京在2007年2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自己“最直接地参加了”这个党的创建，并对它后来所起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35]第三，联邦主体行政首脑由直选改为由联邦总统提名经联邦主体立法会议确认，再由联邦总统任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联邦主体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七个联邦区，派出总统的全权代表进行监督。第四，通过《政党法》，加强对政党（主要是对反对派政党）的管理和控制。第五，反对寡头直接干预政治和参政，对其中“不听话的寡头”进行了惩治。这样一来，俄罗斯实际上恢复过去的单一制的体制结构，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到总统手中。卢基扬诺夫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这意味着国家政权愈来愈具有个人专权的性质，变成听命于总统的机器，总统借助于它掌握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把自己的政策与维护本国和外国资本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36]

在经济政策方面，普京肯定叶利钦时期实行的私有化的方向，他明确表示，他对九十年代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没有疑问，反对重新分配财产。他在2001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求加速通过私有化的法律，反对没收在私有化过程中被据为己有的财产。为了说明私有化的合理性，他提出了“新的私有者效率高得多”的观点，他说：“国家开始实行私有化和转到市场上去时，当时的根据是：新的私有者的办事效率将会高得多。实际上也是如此——世界上私有者的效率总是要比国家高。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不结束私有化，而是加强立法和行政管理，以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每个普通的公民都能感觉到工作得很好的私人企业的效率。”[37]也许在特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但是普京把私人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作为普遍的规律来宣扬，是缺乏根据的。利加乔夫针对他的说法指出，当年苏联的国有企业就有很高效率，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他说，1922年苏联工业产值的只占全世界的1％，而到1972年达到了20％，而今天俄罗斯又下降到了不到1.5％。[38]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利科夫用事实说明，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企业的效率也未必比私人企业低。他指出，对西欧四个大国八十年代中期的不同企业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比例如下：联邦德国为1.34：1，法国为1.30：1，意大利为1.21：1，英国为1.91：1，四国平均为1.44：1。[39]

接着普京要求保障私有者的权利和他们的经营自由。他说：“俄罗斯应当成为而且将要成为实行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私有者的权利应得到可靠保障，经营自由将能使人们诚实地工作和挣钱。毫不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挣钱。”[40]他通过经济立法和其他手段努力为人们“毫不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挣钱”创造条件。首先，如上所说，他宣布承认九十年代私有化的结果，不重新分配财产。接着于2001年通过税法，其中规定对企业的税率从35％降低到24％，还规定不管收入高低，一律实行13％的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率，而以前实行累进税率时，最高税率为36％。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说，在社会贫富悬殊的条件下，“把所得税率划一，只能说是给大多数居民的一记耳光。这里根本没有一点社会公平的影子”。[41]2003年12月，普京签署法令取消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这一惩罚手段。根据法学教授孔恰洛夫斯基的说法，这是“明显地放松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表现”，因为没收财产“对超级富翁来说，是最可怕的惩罚”。[42]普京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他于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又提出对违法行为的追诉期从十年缩短为三年。普京制订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对非法的经济活动的放纵。他不会不知道当今的俄罗斯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穷人和富人根本不会有挣钱的同等机会。他的方针政策只有利于少数富人，对他们“毫无畏惧地和不受限制地”剥削和掠夺劳动人民起着鼓励作用，这一点可由普京当政七年多来超级富翁愈来愈多和寡头的经济实力大大膨胀来说明。

上面提到过，普京反对寡头直接干预政治，曾以政治原因惩治了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桥”集团总裁古辛斯基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三人，但是寡头势力不仅没有得到遏制，他们的人数和积累的财富反而有大幅度的增加。我们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俄罗斯寡头势力刚形成时，只有六大财团和七大寡头，他们拥有的个人资产分别为四亿美元到三十亿美元不等，头号寡头是别列佐夫斯基。普京上台后的第一年变化不大，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只有八人，居首位的是尚未落马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们的个人资产为十一亿美元到二十四亿美元之间。在这之后寡头的人数和他们的财富猛增。根据2006年初公布的材料，2005年总资产超过十亿美元以上的有四十四人，百亿美元以上的有五人，首富阿布拉莫维奇的个人资产高达一百八十三亿美元。[43]这个名单还不包括像天然气工业公司总经理米勒、统一电力系统领导人丘拜斯这样的“国家寡头”。2006年又有新的发展。根据俄罗斯《金融》杂志所作的统计，这一年个人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富翁增加到六十一人，百亿美元以上的增加到十人，原来的首富阿布拉莫维奇以两亿美元之差退居第二位，新的首富杰里帕斯卡的个人资产达到二百一十二亿美元。最富有的人的总资产达到四千二百五十一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50％。[44]而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则有所不同，首富仍是阿布拉莫维奇，其资产为一百八十七亿美元，超过百亿美元的也是十人，2006年新增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富翁十九人。[45]根据一位经济学家估算，俄罗斯就拥有十亿美元资产的富豪的人数来说居世界第二位。[46]另据报道，现在莫斯科市居住着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二十五人，超过伦敦（二十三人）、仅次于纽约（四十人）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富豪最多的城市。[47]由此可见，在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快速发展。

普京在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特别强调效率和竞争能力。他在2003国情咨文中说：“归根结底，迅速而稳定的增长只有在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时才能实现。我们的一切——包括商品和服务、工艺和思想、商业活动和国家本身、私人公司和国家机构、企业家和国家公务员、大学生和教授、科学和文化——都应当是有竞争力的。”同年12月他在同电视观众对话时再次强调指出，在经济领域“我们应当做到高效和有竞争力，从每个公民到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能成为繁荣的国家。如果做不到，那么我们将会碰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48]他在2004年2月回答选民代表的问题时，把在一切方面具有竞争力称为“今天我们基本的国家思想”。[49]俄罗斯论者捷列金指出，普京的理想的关键词是“市场”、“所有权”、“竞争”和“经济自由”，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词汇，而左派，甚至在一定程度包括社会民主党人，讲求合作和社会公平。他批评普京把竞争极端化，以至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他说，这种对竞争和竞争力的崇拜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用来蛊惑人们的幻想之一。[50]这里还应指出，普京把竞争推广到社会生活和人的关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用生存竞争来说明人类的社会关系，宣扬“强存弱汰”，这就颇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

普京从一开始并没有否定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说过，九十年代的一个重大教训是没有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不过他认为这种调控应该适度，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哪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国家，就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调控；哪里需要多少自由，就给多少自由。”[51]在他执政的初期，并不特别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是更多地看到这样做的弊端。他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必须从我们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承认国家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毫无疑问在于保护经济自由。我们的战略路线是这样的：少一些行政手段，多一些企业家的自由——生产、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他还说，应当“把企业家从行政机关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应当逐步地不再采取过多地干预经营活动的做法”。他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批判了“由国家全面当家的政策”，说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2004年初，他在同选民代表谈话时仍然这样说：“国家过多地参预经济的结果，会产生一系列其他消极因素。首先，官员们代表国家继续履行着大量不是纳税人要求和需要的职能——批准、许可、监督的职能。结果就会压制实业界的主动性，产生受贿、滥用职权等现象。”[52]2004年12月24日他又说：“需要让国家从那些它没有充分理由留在那里的经济领域退出，顺便说一句，这样做也是与腐败作斗争的主要方面之一。”[53]这里他甚至把腐败的滋生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联系起来。

可是普京的具体做法却与他的议论不完全符合，尤其在最近两三年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并没有放松国家的调控，也没有让国家继续退出一些经济部门，相反，调控有所加强，而且采取措施收购和重新控制了一些私有化的企业（主要是能源部门的企业）。根据曾任普京的经济顾问的伊拉里奥诺夫的说法，这种转折“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表现出来的。早在2000 到2001年在‘按照丘拜斯的方案’改组电力系统时已显示出最初的迹象”，“对广大群众来说，这一转折的轮廓到2003年的‘尤科斯案件’时才变得比较明显”。[54]

除了用收购和其他手段控制一些大公司外，普京政府为了加强对这些公司的监管，还派一批高级官员到这些公司兼职。例如第一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兼任天然气工业公司董事长，副总理茹科夫兼任俄铁道总公司董事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兼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另一位副主任苏尔科夫兼任成品油管道运输公司董事长，总统的助手维克托·伊万诺夫负责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等等。普京采取这种官商一体的做法是很不寻常的，是与他一直宣扬的“经济非官僚化”的主张相悖的。

普京就在上面提到过的2004年12月24日的谈话里，在提出国家应从那些它没有充分理由留在那里的经济领域退出的同时，谈到了国营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私人的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部分资产一事，说这是“完全按照市场的方法进行的”，他认为“今天国家利用完全合法的市场机制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55]他在同一次谈话里的这些不同说法受到了经济界人士的质疑。于是他在2006年1月31日的谈话里对国家采取的利用各种方法控制一些私人企业的措施作了说明，他说：“世界能源领域起决定作用的是多国大公司。今天天然气工业公司是国家控股的公司，但是这一点我们几年前就说过和宣布过，我们要恢复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最大的能源公司的控制。我们这样做了，而且是公开做的，在这样做的同时取消对认购天然气工业公司股票的限制，投资者可以成为股东。此外，我们选择了战略伙伴。你们知道，那里德国公司拥有10％的股份。这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也将走这条路。该公司的专家们正在为在一个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作准备。”他还说：我们有将近十个相当大的完全私人的石油公司，“谁也不准备把它们收归国有，谁也不准备干预它们的活动。它们将作为私人公司适应市场的条件发展。我想，这样的态势，包括作为股东的外国伙伴的积极参与，对今天俄罗斯经济来说是最合适的。”[56]他又明确表示：“在一些国家里，石油天然气部门实际上完全由国家垄断。我们不走这条路。”[57]总括说来，普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以下做法：一、加强国家的调控，但不对某些经济部门实行垄断；二、为了加强国家的调控能力，收购（实际上是赎回）一些私人企业，而不采取许多人要求的收回或没收的办法；三、国有大企业实行股份制，甚至吸收外资入股。

对普京政府的这些做法有人给予积极评价，并表示支持。有人则表示反对，不过反对者的立场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自由派，例如上面提到过的伊拉里奥诺夫，他认为，2004年“就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现在“正朝着国家资本主义、干涉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方向转变。这是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与2000年正式宣布要建立的模式有原则上的区别”。[58]他不同意这种做法，于2005年12月辞去了总统经济顾问的职务。一家报纸特别注意到伊拉里奥诺夫把2004年与当年斯大林宣布为“大转变的一年”的1929年相比拟，便把普京采取的措施说成没收私人企业和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干脆把普京称为“今天的斯大林”。[59]看来这种担心和联想并没有多大的根据。丘拜斯也对上述措施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错误”。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做法并没有折断经济结构的骨架，因为“私有制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仍然存在”。[60]

某些左派人士，尤其是俄共领导人，反对把普京的做法与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国有化混为一谈。俄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卡申认为这只不过是把私有化过程中几乎是白送给私人的企业赎回来罢了。[61]国家杜马俄共党团成员伊柳欣也持这样的看法，他们两人都认为普京的这种做法对寡头有利，两人都举天然气工业公司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一事为例，说当年阿布拉莫维奇仅以一亿美元的廉价从国家手里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买下后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来发展它，而现在天然气工业公司上却用一百三十多亿的高价收购，因此伊柳欣说这是“普京送给阿布拉莫维奇的一份厚礼”。[62]

普京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实行的上述方针政策和采取的各种措施在俄罗斯国内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西方人士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普京的行动，很早就对普京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批评他搞个人专权。最近一两年，对他的批评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2006年10月23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新封建主义》一文，文章说，普京接任总统以来“致力于把政治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并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些年来，“事无大小都要看克里姆林宫的君王、他的大小臣僚以及封疆大吏的喜怒好恶而定”，“贪污腐败已成为制度”。文章得出结论说：“逐渐扩张的俄罗斯新封建主义秩序威胁到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在俄罗斯国内，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代表的中派以及一些改变立场的左派人士支持普京，可是许多当年追随叶利钦搞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自由派人士表示反对，开始公开指责普京，说他想要取消叶利钦给予俄罗斯人民的自由，把国家拉回到老路上去。右翼力量联盟的领导人别雷赫认为目前俄罗斯实行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公司掌握在一批政府官员手中。[63]在叶利钦时期出任过副总理的涅姆佐夫说：“过去我们有私人寡头，现在我们有秘密警察寡头。他们大谈国家调控和国有化，自作主张地控制着巨大的垄断组织。”他把这种制度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64]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国家杜马代表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夸张地说：“普京让俄罗斯倒退了数百年，回到了君主和个人绝对集权的阶段。”[65]

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并不认为普京的方针政策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继续对他进行揭露和批判。卢基扬诺夫认为，“普京和他的班子继续实行叶利钦、丘拜斯、盖达尔的方针，他们的土地改革、住房和公用事业改革、税收改革、司法改革和其他改革是根据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的，而且做得比叶利钦时代更加毫无顾忌”。他还指出，“普京每年都会见寡头，结果往往是通过由他们提出的或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反对大多数居民的法律”。[66]情况确实如此，根据《生意人报》统计，普京自从执政以来，集体会见寡头十余次，还多次与某些寡头个别交谈，对他们提要求，同时也听取他们的意见。[67]一位姓尼古拉耶夫的学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已被少数人垄断，因而他把目前俄罗斯实行的制度称为大垄断资本主义。[68]

值得注意的是，俄共对形势作了新的分析，对普京实行的制度提出了新的看法。久加诺夫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说：“在俄罗斯确立了波拿巴主义制度，它利用着经济的增长但同时又在客观上遏止其增长，阻碍其发展。波拿巴主义制度的政策是随机应变的。”根据这一分析，久加诺夫认为目前的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俄罗斯客观上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改变波拿巴主义制度”。他还指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正在发展，“现代史上首次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共产党人有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矛盾的历史机遇”。[69]

普京政权的国内外批评者都明确指出普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同的是，他们给“资本主义”一词加上了不同的修饰语。普京及其支持者则强调他们建设的是民主国家。而事实上俄罗斯虽然引进了西方的许多东西，但仍显得与西方有所不同。于是有人试图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特点作理论上的概括和论证。普京上台后不久，当时担任《独立报》总编的特列季亚科夫提出了“有控民主”（“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概念。他对这个概念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不是专政，不是专制。这是一种个人专权的和原始民主的政权类型，它采取总统制共和国的形式，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不大符合联邦制要求的、有的地方是假民主的和严重腐败的国家……这一切我用两个词来称呼：有控民主。”[70]特列季亚科夫这里说的主要是叶利钦时期。当时叶利钦打着民主的旗号，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进行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控制，有时不惜动用武力，最后甚至炮轰议会。普京也进行控制，不过方式方法有所不同，采取的手段更为多样，而且有些做法比较高明。首先，他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在取得国家杜马的多数后，他在需要在某个方面加强控制时，就由国家杜马通过相应的法案，然后依法行事。例如为了控制各个政党（主要是反对派政党），便制定政党法，这个法律不仅对政党注册条件作了严格规定，而且还对政党内部的活动及其章程和纲领提出了要求。又如通过了有助于控制选举的法律，并不断作修改，2004年所作的修改规定，从2007年起把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从获选票5％提高到7％，而且国家杜马的所有代表由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取消直选。迄今为止，已经对选举法作了十六次修改。普京政府为了加强对社会活动的控制，于2002年6月通过了所谓的《反极端主义活动法》。不少俄罗斯论者认为，这部法律主要是为了限制反对派的活动而制定的，根据它的规定，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均可视为“极端主义行为”加以取缔。其次，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采取各种行政手段进行控制，而且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并用。由于普京本人和他的班子里的一些人具有在安全部门工作过的特殊经历，他们在运用某些特殊手段时更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卢基扬诺夫在谈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在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下，不断在爱国者运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目的在于分裂和瓦解它。为此利用了特工机关、寡头的机构、有时甚至是犯罪集团经常使用的各种手段——收买，讹诈，捏造破坏名声的材料，进行恐吓，蒙蔽居民，拉出一批人另立山头等等。”[71]俄共领导层内部出现“鼹鼠”和组织上发生的几次分裂，不能排除克里姆林插手的可能。俄共在2003年杜马换届选举中的惨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局精心策划和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控制的结果。久加诺夫曾说，当时当局采取了针对俄共的四十六次特别行动。[72]

然而应当指出，直到今天，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没有控制的民主，就连以民主的“典范”自居的美国的民主同样也受到控制，只不过进行控制的人、控制的手段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把俄罗斯的民主称为“有控民主”，并没有说明它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主的特点。而且这个词含有某种贬义，不大好听，可以理解为不那么民主，当权者和依附于他们的精英并不认可，因而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2005年有人在理论概括方面作了新的尝试。这次扮演理论家角色的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这位曾先后在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阿文和弗里德曼手下工作过的能人提出“主权民主”（“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概念来说明俄罗斯的国家制度。这个概念提出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2006年9月9日普京在会见国际瓦尔代辩论俱乐部第三次会议参加者时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主权和民主——这是用来评价两种不同现象的概念。主权说的是国家对外的、在世界上的立场，说的是独立地、不受外来干涉地实行内外政策的条件。民主是组织社会和国家的方法。这完全是对国内而言的。因此主权和民主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他又说，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里各种界限正在变得愈来愈模糊起来，因此人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争论，也没有什么坏处。[73]看来普京并不赞赏“主权民主”这个概念。应该说，如果把“主权民主”理解为主权国家的民主，理解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实行的民主，那么这个概念还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用它来具体说明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那就显得牵强附会了。

那么怎么来界定普京所要建设的俄罗斯国家呢？首先毫无疑问，普京作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的信奉者，他也许想要把俄罗斯建设成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可是他面对的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俄罗斯人民也有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他在制订方针政策时需要考虑这些情况。再说他本人和整个领导层也未必能完全摆脱俄罗斯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官僚习气的影响，有的人如同当年列宁在批判米留可夫时所说的那样，具有“自由派的仪表，官吏的灵魂”[74]。这一切不能不反映到他所建设的国家的性质上来，使得国家制度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在政治上虽然采取了西方的议会制和选举制度，但实际上实行带有个人专权成分的“超强总统体制”，在某些西方人士看来，这具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俄罗斯人固有的国家观念和强国意识也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反映出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国力的逐步恢复，大国主义的情绪和倾向开始重新抬头。在经济方面，尽管普京多次提出要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多的干预，但是实际上国家的控制和直接参与正在加强，某些大企业甚至由国家机关的官员直接监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从这些情况来看，俄罗斯实行的这种建筑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许多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

三 普京取得了哪些政绩和面临哪些难题？

2006年9月9日，出席上面提到过的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年会的学者曾经问普京：您认为您担任总统期间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普京回答说：增强了国力，俄罗斯在国外受到了尊重，与贫穷作了斗争。[75]这里他只讲了三点，并且讲得比较概括，而在别的场合讲得多些和比较具体。总括起来说，他取得的成就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政治方面，地方分立主义的倾向得到了遏制，国家进一步分裂的危险暂时消除了，国内政局变得比较稳定，或者如同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避免了内战。第二，经济开始回升，并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根据不同的计算，增长率为6.7％到6.9％，生产总值已接近1989年的水平（为1989年的93.2％）。普京提出的十年内经济翻一翻的目标，如果保持每年增长7％左右的速度，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使得财政状况大大改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还清了巨额外债。普京在2006年10月25日与国民在线对话中高兴而自豪地说：“我们再也不欠谁的钱了。”第三，解决了一段时期内存在过的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做到能够按时发放，而且工资和养老金的数额都有所增加，居民的生活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改善。第四，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也就是像普京所说的“在国外受到了尊重”，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作用明显增大。总而言之，俄罗斯社会经过十余年的动乱开始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对俄罗斯目前的状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估价。丘拜斯认为，“俄罗斯资本主义正在完成其生命历程中第一个、大概也是最复杂的阶段。这是它建立和形成的阶段。今天它建立起来了，并正在扎下根”。在他看来，“原始积累完成了”，“往后俄罗斯资本主义要做的事可用一个词来表达：发展”。[76]普京虽然承认“贫困的程度还很高，还没有赢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77]但是对前景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他在2006年10月25日回答听众的提问时说：“我认为，一切都会变得很好，甚至深信这一点。而且我深信，俄罗斯正在进入自身发展的全新的阶段。”[78]这两人的估计几乎是一致的，都认为俄罗斯的动乱已经完全结束，国家正在进入正常发展的新时期。俄罗斯国内有人赞同这种估计，但是也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

普京是在人民群众饱尝社会动乱之苦、人心思定的情况下上台的，他为稳定政局和整顿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强硬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迅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与车臣人的积怨有所加深，与高加索地区其他民族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各种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并引起全国震惊的有2002年10月莫斯科东北滚珠轴承厂文化宫的人质事件、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事件等等。此外，社会治安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犯罪率居高不下，凶杀案件急剧增加。仅2006年一年就先后发生枪杀资深女记者、中央银行副行长、地方高级官员、宗教界著名人士等多起受到全社会关注的大案。

俄罗斯人有较强的民族观念和民族自尊心，这使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重视保持民族尊严和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别国的干预、控制和侵害。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严厉批判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的概念，认为这与民主完全是两回事，并指责美国总是教别人什么是民主，而自己却不想学习什么是民主。[79]这个讲话表明，普京反对美国肆意践踏民主、干涉别国内政和称王称霸的行为。俄罗斯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允许外国资本参与和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部门。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有的人提出“俄罗斯是为俄罗斯人的”，并且采取各种形式的排外行动。普京最近承认，俄罗斯的排外和民族主义问题引起了普遍的不安。[80]“光头党”和新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俄罗斯人与外来移民的矛盾正在激化。2006年8－9月间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孔多波加市俄罗斯居民与高加索人之间的流血冲突就可说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排外的浪潮正在向经济领域扩展。孔多波加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政府遵照普京关于“为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整顿市场秩序”的指示，出台了一项限制外国商贩的命令，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和设街头售货亭，并对外籍务工人员进行清理。估计这些做法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不一定行得通。上面提到过的重新抬头的大国主义倾向也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在对周边国家的态度上表现出来，这就使得俄罗斯与某些国家的关系变得复杂化起来，最近俄白关系恶化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俄罗斯当局一再呼吁和解和团结，但是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远未停止。支持政府的统一俄罗斯党现为俄罗斯第一大党，实力比较雄厚。2006年8月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组成公正俄罗斯党（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普京在2007年2月1日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对这个新党的出现表示欢迎，并讲了它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区别。他说，统一俄罗斯党是一个“比较右的自由主义的中心”而公正俄罗斯党则表现出“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81]这两个党无疑都是“政权党”。除它们之外，支持和靠拢现政权还有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等党派。应该说，目前支持普京的力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

普京执政后，右翼政党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现在正在重整旗鼓。右翼力量联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新的纲领和策略。2006年9月，该组织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题为《2007～2017年的前景——把未来还给俄罗斯》的纲领，对参加2007年的议会选举作了部署，讨论了与其他派别联合的问题。另一个右翼政党“亚博卢”也在积极开展活动。以棋王卡斯帕洛夫为首的一批右翼活动家在2004年初就成立了一个名叫“2008：自由选择”的委员会，开始为迎接2008年的大选做准备，随着大选的临近，正在积极开展活动。普京第一个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采取反对派立场，成立了一个名叫“人民民主联盟”的组织，并于2006年6月召开代表大会，提出要建设一个“自由帝国”来取代现在“与全世界敌对的极权主义帝国”。[82]曾为右翼力量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的袴田决定另组一个名叫“我们的选择”的新党，也于2006年10月召开成立大会，它的纲领与右翼力量联盟相似。这些组织都表示在反对现政权的基础上准备与观点不同的组织采取联合行动。

普京上台后作为左派的核心力量的俄罗斯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仅遭到来自外部的打击和挤压，而且深受内部分裂之害，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从原来的五十多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十八万四千人，同时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减弱，而且正在遭到进一步的排挤。但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中央坚持原来的立场，继续进行斗争，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发展自身组织的措施，同时把议会内外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批评现政权的方针政策并发表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各种抗议活动。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在2004年发生一次大的分裂后元气基本上已经恢复，仍然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俄罗斯政治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7月的调查，各党派的力量对比如下：“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约为38％，俄共约为24％，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为13％，祖国党为11％，右派各政党力量较弱。[83]今天仍大致保持着这样的力量对比。估计在即将到来的2007年底的议会选举和2008年初的总统选举中将会有一场角逐。

普京上台后碰上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这就是国际市场上石油涨价，有人称它是命运送给普京的一份厚礼。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石油的涨价使得外汇收入猛增，这对保证经济的复苏和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提前偿清外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普京本人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承认国际市场石油涨价对俄罗斯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2006年10月25日他在与听众在线交流时又谈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这种依赖性还很大”。[8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这些年俄罗斯经济增长有60％是依赖出口石油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有40％是由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我们知道，国际市场上石油的价格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有涨有落，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建筑在对它的依赖上，那是很危险的。苏维埃时代曾有过这样的教训。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上涨了两倍，再加上在西西伯利亚发现了新的油田，形势对苏联经济十分有利，当时的领导人一度觉得高枕无忧，放松了大力发展经济的努力，结果到1985－1986年因石油价格下跌而陷入了困境。如果现在俄罗斯的经济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根据有的经济学家的估算，在石油价格降至每桶二十七美元时，第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有可能出现零增长，两年后就会下降6％，这样下去，有可能发生199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企业破产。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甚至指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实的可能性。他说，如果石油价格跌到多年来的中等水平，那么到2008年～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就可能恶化。[85]

退一步说，即使石油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价，俄罗斯如不改变目前的状况，也将成为一个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料的经济附庸。根据统计资料，在作为目前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的外贸出口中，能源和原材料的比重居高不下，甚至还在增加。2001年燃料和能源的比重为54.8%，2005年上升到64.3％，金属及其制品略有下降，从14.7％降为14.2％，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则从10.2％ 降为5.3％。[86]现在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机电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以及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农业等，都处于落后状态，有的部门甚至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基础设施大都是苏维埃时代遗留下来的，已严重老化，需要大规模地更新。这说明，目前俄罗斯经济的基础还是很脆弱的，它还没有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普京本人也认识到这样下去的危险性。他在2006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把实现经济多样化和现代化，使其在最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作为“最主要的任务”。[87]他提出这一任务不仅是为了结束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过分依赖，而且这也是为了改变整个经济的落后状态。2007年2月7日，他在会见寡头时提出改变简单地出口自然资源的办法，要求在国内进行深加工后再输出，以带动加工工业的发展。[88]可是发展加工工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产生效益，不如直接出口原材料省事和见效快，因此普京的建议没有得到寡头们的热烈响应。看来，要改变目前俄罗斯经济的不正常状况并不那么容易。

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是两极分化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叶利钦时期，极少数人在全盘私有化的改革中把大量本来属于国家和人民所有的财富据为己有，顿时成为暴富，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残酷的掠夺，许多人陷入了赤贫的境地。普京上台后，这种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过程并未停止，相反，继续在快速进行。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普京执政的这七年，寡头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愈来愈多。2003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为0.456，已超过警戒线。在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10％的富人与10％的穷人的收入的比例一般为6～7:1，而俄罗斯达到了30:1。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5％的居民占有全部储蓄额的85％，全部现金收入的57％，全部财产收入的92％和用于购买外汇的资金的96％。现在俄罗斯大约有二十万百万富翁。[89]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保持在三千万左右。卢基扬诺夫早在2004年就指出：“目前俄罗斯统治集团的方针政策本身产生的结果不是某种‘和解与和谐’，而是贫富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深。今天俄罗斯最富有的二十五个家族的资本相当于全国的预算收入，而5％的富翁的年收入等于95％的居民的收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完全是不可避免的。”[90] 普京在200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承认贫富不均现象的存在，说一部分人收入很高和生活得很好，而另一部分人生活很贫苦。他表示要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2007年2月1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领域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可是他接着说：“当然，我们不能像八十年前那样用剥夺一些人和分给另一些人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即通过保证解决增长速度的途径加以解决。”[91]照他说来，经济增长了，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可是在他执政的七年来经济有所增长，为什么贫富差距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扩大呢？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制度本身，在于实行的方针政策。而在这方面他没有表示要作重大调整和改变。他也许认为出现贫富不均是正常现象，因而在刚才提到的200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脱口而出，说“收入之间的这种差距我们可以、应当和将要保留”，此话出口后，感到不大合适，马上把“保留”改为“缩小”。[92]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他的“失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看来，由于普京采取这种态度，贫富差距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有明显的缩小。

普京是以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面目出现的，说过不少同情穷人的话，多次表态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时话说得十分动听。如上所说，他确实也设法解决了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资和养老金的数额。但是与此同时，他制定了一系列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新法律和新法规，其中包括税法、劳动法等，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公用事业改革等等。上面已经提到，普京按照所谓“经济的逻辑”，无视社会公平，不管收入高低，一律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率，大大降低对企业的税率，这无疑对富裕阶层有利而不利于普通劳动群众。新制定的劳动法忽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对女工的特殊照顾，赋予业主以更大的权利，对业主解雇工人不加限制，对劳动时间不作严格规定，取消了工会的某些权力，因而有人称之为一部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十九世纪的劳动法。

大家知道，在苏维埃时代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社会福利，苏维埃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和免费分配住房的制度。叶利钦在位时早就想取消这些福利待遇，但是由于左派在国家杜马占有优势，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均未能通过。普京完成了叶利钦未竟的事业，他还讲了这样做的“理由”，例如他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由国家完全包下来的政策今天在经济上是无法做到的，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放弃这种政策既是由最有效地利用财政资源的必要性决定的，也是由于想要利用发展的动力，释放人的潜力，使每个人做到为自己，为自己的亲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负责。”原来他把社会福利取消，除了给国家节省资金外，还为了迫使所有的人都投入到生存竞争中去。

普京在2001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教育改革时明确提出，教育不能只指靠预算内资金，也就是说，不能像过去那样全部实行免费教育。经过改革，教育分为免费和收费两部分。实际上，如同普京自己所说的那样，教育市场成了一个“不透明的”、“不公开的”市场，就连本该实行免费教育的学校也暗中收费，“在许多情况下收费教育已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这使得社会上低收入阶层失去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普京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医疗改革后自费医疗的增长，使得国立医院和市立医院出现“隐蔽的市场化”，形成了一个“隐蔽的、几乎是合法的自费医疗系统”，在那里“有时胡作非为，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公平”。同时，他还指出，医保制度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显然他也承认医疗改革问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照理说他应该进行反思，改弦更张。可是他没有这样做。2004年初，他在对选民代表讲话时口头上承认苏维埃时代的医疗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之一”，应当尽一切可能保留这个制度中某些关键的部分，即“所有公民都能享受”这一点。可是他又说：“现在这一切都处于市场的条件下，不能像过去那样做，如果要像过去那样做，我们就得让国家走回头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像对待教育制度一样，使医疗制度中接触市场的部分——而这个制度几乎到处都与市场相接触，——适应新的条件”。[93]实际上，这是宣布实行的医疗市场化的方针不变。

住房和公用事业也进行了根本的改革，由过去的免费分配住房改为个人解决住房问题，公用事业的费用由过去个人负担一部分改为全部由个人负担，而且公用事业改为由私人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和收费。低收入的人自然无力出资购房，许多人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仍无济于事，只好通过购房贷款或参加集资建房的办法来得到住房。可是抵押贷款利率很高，而参加集资建房又容易上当受骗。西伯利亚某城市的一位女性居民在与普京在线对话时诉说了自己受骗的情况，对建筑商人和当地的官僚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普京承认住房和公用事业是一个最尖锐和最棘手的问题。目前实行的办法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于2006年3月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将近一半（48％）的居民反对此项改革，并估计将会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事实也确实如此，2006年这一年在俄罗斯各地出现过多起这样的抗议活动。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使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和住不起房子成为困扰多数居民的三大难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根据“列瓦达”中心的调查，对现状不满的占居民的四分之三。[94]

2005年初，俄罗斯政府还实行一项名叫“各种福利货币化”的改革，实际是要缩小和部分取消这些福利。这项改革一出台，立即遭到享受福利的过去的英雄人物、老战士、退休老工人、各类残疾人等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上街游行和集会表示抗议。据统计，从2005年1月9日到18日的十天内，全俄八十九个主体中有三十四个主体举行了抗议活动，参加人数约九万人。[95]由于参加者大多为灰白头发的老年人，有人称这场风波为“灰白色革命”。后来当局作了让步和妥协，这才平息下去。有的媒体称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为定时炸弹，如不采取措施，到时候就会爆炸。

普京政府还有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贪污腐败。应该说，这个问题早已存在，普京上台后，它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所发展。一位学者指出，俄罗斯政府从上到下全都受贿和敲诈勒索，数额则由公职人员的地位和权力而定。一个交通民警一般向司机索贿三百到四百卢布，而高层官员一开口就索要几百万。此外，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很普遍。一个高级职位价格十五万到一百万美元不等。根据2004年的估算，涉及贪腐的金额达三百亿到四百亿美元。[96]另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促进民主信息科学基金会通过调查，确定2005年腐败经济已达三千一百六十亿美元，几乎是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97]2006年12月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检察长布克斯曼也作了估计，他估计的金额为二千四百亿美元。他说，这个数字可与国家预算相比拟。[98]后一数字比较可信，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贪腐达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最近揭露出一起盗用医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大案，直接当事人已经被捕，“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也觉得此事太不光彩，它的三十名杜马代表致函普京，要求撤销负责管理这些基金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部长祖巴罗夫的职务。

普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亲自抓反腐败的工作，于2003年11月下令成立了“反腐败委员会”，先后制定了一些法规，惩办了一批腐败官员，然而收效甚微。普京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说：“虽然作了努力，我们至今未能消除我国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腐败。”他在同年10月25日的在线对话中再次指出：“今天腐败问题成为俄罗斯最严重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同时提出了几项反腐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官员及其家属的收入的透明度、加强监督和提高官员的待遇等。他特别重视最后一点，多次强调要创造这样的物质条件，使官员们珍视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不去进行非法活动捞取额外收入。这种“高薪养廉”的想法和做法除了使官员们更加脱离群众外，大概不会产生什么显著的效果。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人口一直出现负增长，每年减少七十万到一百万人之间。这使得许多俄罗斯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开始为民族的未来和前途而担忧。应该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多年来社会动乱和私有化改革造成的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困难的生活条件。现在俄罗斯政府大力鼓励生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这可能会暂时收到一定效果，但是人口负增长问题恐怕无法彻底解决。

综上所述，普京执政七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绩，使得整个国家暂时出现了稳定的局面，但是许多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没有消除，经济下滑、政治斗争激化和出现新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现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只剩下一年有余，在这短时间内，他大概不会再有太大的作为。

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四年，只能连任两届。2004年总统选举时，有人曾提出修改宪法把总统任期延长为七年的问题。当时普京就表示不同意，认为七年太长，他说，在俄罗斯这样积累了大量问题的国家当领导人，如果全力以赴地干七年，是会发疯的。他又说，延长任期的初衷是为了求得稳定，但是这就得修改宪法，而修改宪法就会走向不稳定。[99]在普京第二个任期过半的2006年，某些知名人士甚至一些联邦主体不断提出修改宪法，让普京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的问题。普京多次表示不同意这样做。2006年10月25日他在与听众在线对话中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即使他喜欢他的工作，但是宪法不给他连续三次参加竞选的权利；他不设法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修改宪法，最后无疑会失去总统的权柄，但是能够保留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他将利用这种信任继续对国家的生活起某种作用。[100]普京决定这样做，对他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在各种矛盾尚未完全暴露出来和尚未激化的情况下，他可以带着他已有的政绩和尊重宪法的美名暂时离开总统的职位，避免因修改宪法而引发不同意见的争议和影响社会稳定。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别尔科夫斯基在2005年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说，形势的发展对普京不利，了解普京的人都说，普京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有人喜欢他并希望他好，那么就让他提前离开，而不要让他迟迟不走。让他作为一个似乎真的做了好事和没有做坏事的人，和和气气地和体体面面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到巴登－巴登去，当欧亚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挂名主席或国际柔道联合会会长”。[101]

现在看来，普京不设法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心似乎已经下了，没有特殊情况不会改变。目前他正在考虑的是如何使他的方针政策继续贯彻执行下去的问题。他正在进行以下的两项工作：挑选继承人、组织好和赢得这次大选，并做好权力交接工作。究竟谁成为他的继承人，还没有完全明朗，他的几位亲信还在进行他提倡的“竞争”，最后鹿死谁手，还难以预测。普京大概预料到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会有一场争斗，为了加强对选举的控制，防止所谓的“极端主义活动”的出现，他先是通过国家杜马对《反极端主义活动法》进行了修改，以加强对所谓的“极端主义分子”的惩罚力度。接着又于2006年12月召集各个党派的领导人开会，要求各政党共同努力，设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期间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他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的表现”，严厉惩罚“极端主义分子”。[102]这实际上是对反对派的警告。2007年1月31日，普京又在联邦安全局负责人会议上给该局下达任务，要求它在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不仅保证人人遵守法律和依法行事，而且保障社会政治领域的安全，防止极端主义思想以及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和宗教偏见的干扰”。[103]这说明，他将让安全部门直接插手选举。此外，他在2007年2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说，“国家政权机构应当在2007年底和2008年初以相应的方式组成，我正在考虑这些”。[104]可见，他还要在离职前把人事安排好。最近他已对人事作了大幅度的变动。

普京对他在2008年以后如何对国家的生活起作用的问题未作具体说明，只在2006年6月在我国上海回答记者提问时带着某种幽默的语气说，他将组织一个反对派政党，坐在那里骂政府。[105]此话显然不能当真。俄罗斯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诸多猜测。有人考虑到他正年富力强，估计他只暂时退居幕后，四年后再回到前台来；有人估计他会设法让总统成为一个礼仪性职位，由他出任掌实权的总理；有人预计会成立某种顾问委员会之类的组织，由他担任领导；有人猜测他将成为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领导人；也有人揣度他将通过他参加的某个党派或组织起作用等等。现在普京还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和决定他究竟采取何种方式。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政权党”的实力还比较强，尽管会有激烈的争夺，反对派通过新的选举取得议会多数的可能性比较小。总统选举也是如此，未来的总统很可能将由普京挑选出来的一个人担任。如果是这样，那么国家的方针路线一时将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根据某些俄罗斯论者的分析，目前俄罗斯的左中右三派的政治力量代表着三条道路。右派主张全盘西化，走西方的道路，他们在九十年代的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可是他们还是想把俄罗斯拉回到那条道路上去。看来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很小。

普京和支持他的中派吸收了九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走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现在看来，虽然迈出了几步，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困难不少，矛盾重重。暂且撇开俄罗斯经济在当今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能否独立自主地和正常地发展这一点不说，就说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为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还是一个问题。人民群众对私有化造成的两极分化极其不满，对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俄罗斯现行制度的这两大与生俱来的痼疾，不是在体制内能够轻易解决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重新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有可能出现列宁所说的“‘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局势，爆发一场新的革命。因此，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还很难说。

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主张在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走经过革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多年来敌对势力进行的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未能消除，目前他们的主张还没有为多数俄罗斯人所接受，许多人对社会主义还心存疑虑。现在俄罗斯共产党人正在为恢复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艰苦的工作，而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通过今昔对比，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不是没有可能的。

对俄罗斯来说，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俄罗斯人民发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世纪，俄罗斯也发生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人民群众饱尝了由此带来的苦果。现在俄罗斯人民正在比较普遍地进行反思。可以相信，他们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将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俄罗斯最后将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2006年12月初稿

2007年3月修改定稿

[①]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1/07/18/.

[②] 见《明天报》2004年第9期。

[③] 《莫斯科新闻》2006年6月9～15日。

[④] 《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⑤] 《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⑥]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0/12/14/.

[⑦]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0/12/14/.

[⑧] 见《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⑨] 见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1/07/18/.

[⑩]http://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6/02/07.

[⑪] 《苏维埃俄罗斯报》2005年10月6日。

[⑫] 《祖国报》2006年1月20日。

[⑬] 《新闻时报》2005年9月29日。

[⑭]http://president.kremlin.ru/2001/06/22.

[⑮] 见《新闻时报》2005年4月25日。

[⑯] 《祖国报》2006年4月28日。

[⑰] 见《共青团真理报》2005年5月7日。

[⑱] 《俄罗斯报》2005年5月10日。

[⑲] 见俄通社－塔斯社1995年5月8日的报道。

[⑳] 见俄通社－塔斯社1995年4月23日的报道。

[21] 《劳动报》2002年12月20日。

[22] 见《明天报》2005年第16期。

[23] 《论据与事实报》2004年第7期。

[24] 《论据与事实报》2004年第7期。

[25]http://president.kremlin.ru/text/appears/2005/05/87570.shtml

[26] 《共青团真理报》2006年2月1日。

[27] 《苏维埃俄罗斯报》2006年3月30日。

[28] 《新闻时报》2006年2月1日。

[29] 《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30] 《纽约时报》2000年1月2日。

[31] 《真理报》2004年4月20－21日。

[32] 《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33] 《明天报》2000年第4期。

[34] 《劳动报》2001年6月21日。

[35] 《共青团真理报》2007年2月2日。

[36] 《真理报》2004年4月20～21日。

[37] 《劳动报》2003年12月19日。

[38] 《论据与事实报》2005年第42期。

[39] 见《明天报》2004年第9期。

[40] 转引自《明天报》2004年第9期。

[41] 《苏维埃俄罗斯报》2002年5月8日。

[42] 《苏维埃俄罗斯报》2004年2月5日。

[43] 见《共青团真理报》2006年4月21日。

[44] 《共青团真理报》2007年2月7日。

[45] 《共青团真理报》2007年3月9日。

[46] 见《苏维埃俄罗斯报》2006年4月29日。

[47] 见《消息报》2006年3月13日。

[48] 《劳动报》2003年12月19日。

[49] 《论据与事实报》2004年第7期。

[50] 见《明天报》2004年第9期。

[51] 《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52] 《论据与事实报》2004年第7期。

[53] 《俄罗斯报》2004年12月24日。

[54] 《俄罗斯报》2004年9月23日。

[55] 《俄罗斯报》2004年12月24日。

[56] 《新闻时报》2006年2月1日。

[57] 《生意人报》2006年2月1日。

[58] 《俄罗斯报》2004年9月23日。

[59] 《报纸》2005年11月11日。

[60] 《明天报》2006年第38期。

[61] 《真理报》2006年2月9日。

[62] 《苏维埃俄罗斯报》2005年12月1日。

[63] 转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11月19日。

[64] 《新报》2006年2月9日。

[65]转引在美国《新闻周刊》2006年10月23日。

[66] 《真理报》2004年4月20～21日。

[67] 见《生意人报》2007年2月8日。

[68] 见《俄罗斯报》2006年4月29日。

[69] 《真理报》2005年10月30日。

[70] 《独立报》2000年1月13日。

[71] 《真理报》2004年4月20～21日。

[72] 《生意人报》2005年7月11日。

[73]http://www.er.ru./

[74] 《列宁全集》第23卷，1990年版，第17页。

[75] 《莫斯科新闻》2006年9月15～21日。

[76] 《明天报》2006年第38期。

[77] 《莫斯科新闻》2006年9月15～21日。

[78] 《新闻时报》2006年10月26日。

[79] 《共青团真理报》2007年2月12日。

[80] 《消息报》2007年2月1日。

[81]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07年2月2日，

[82]http://www.svobodoros.ru/document-id2723.html

[83] 见俄共网站，2005年7月6日。

[84] 《新闻时报》2006年10月26日。

[85] 《新闻时报》2006年10月26日。

[86] 《经济问题》2006年第12期第21页。

[87] 《新闻时报》2006年10月26日。

[88] 《生意人报》2007年2月7日。

[89] 见《苏维埃俄罗斯报》2006年12月14日。

[90] 《真理报》2004年4月20～21日。

[91] 《消息报》2007年2月1日。

[92] 《消息报》2006年10月25日。

[93] 《论据与事实报》2004年第7期。

[94] 《晨报》2005年1月18日。

[95]http://www.kprf.ru/news/analitics/processes/30160.html

[96] 见《苏维埃俄罗斯报》2004年2月5日。

[97] 《新闻周刊》2006年10月23日。

[98] 《俄罗斯报》2006年12月27日。

[99] 《论据与事实报》2004年第7期。

[100] 《新闻时报》2006年10月26日。

[101] 《明天报》2005年第30期。

[102] 《俄罗斯报》2006年12月7日。

[103] 《俄罗斯报》2007年2月1日。

[104] 《生意人报》2007年2月2日。

[105] 《共青团真理报》200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