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诵“毛泽东语体”想到的

司马南文

本来准备睡了，已经过了午夜。

但是，读到下边这篇文章，睡意没啦。

反复读诵附文中引用的“毛泽东语体”，即通体畅达不觉快意袭来春风拂面。

毛泽东的风趣和霸气，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他不屑于装样子，不屑于假深刻，不屑于叠床架屋，他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其论也罢，说也罢，旨在弄清事实，探索真理，团结全党，帮助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建设人民的新中国。

他痛恨帝国主义，痛恨地主、官僚、买办，痛恨一切装神弄鬼鱼肉人民作践人民的家伙，为扫除这些垃圾，毛泽东视死如归，他身上的霸气，其实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藐视一切敌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装腔作势，不懂装懂，转弯抹角，扭扭捏捏，旧时代旧文人身上的旧习气，毛泽东身上一概没有。他看不上酸腐文人的卖弄，明晓某些大家其实不过是一种包装的功夫，他以赤子之心，战士之诚，导师之德，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遂有浑然天成大气磅礴的“毛泽东语体”。

当今的政治家无不演说，有人据说也很有鼓动力。但是，与毛泽东谈笑风生的“圣王气象”比，连同美国总统在内的政治家们，好似小学生念同学的作文，能自然流畅抑扬顿挫就不错，其他都是马屁和奢谈。

笔者属于读诵着“毛泽东的语体”成长起来的一代，我骄傲，我自豪，我念念不忘幼时读毛泽东的句子，万分感谢那些精美的语言那些伟大的思想塑造了我。

毛泽东的语体大美、大烈、大雅、大气，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具有点石成金的效果，具有定乾坤安天下的魅力。读神奇瑰丽气象万千俚俗混搭的毛泽东语体，仿佛几千年的文明就在眼前，孔夫子、司马迁、苏东坡、鲁迅近在咫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含笑左右，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鼻祖。

国外的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粉丝试图从“政治修辞能力”角度研究毛泽东，毫无疑问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一类死气沉沉的解构的方法，如何能通达毛泽东的灵魂？毛泽东何曾沿着什么“信誉、情感、逻辑”的线索来论说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妙语连珠，源自于口心一致高瞻远瞩，而口心一致高瞻远瞩，悉自于一个神秘的出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可以谋求。

欣赏毛泽东语体，笔者愈发意识到，今天我们党的文风已经到了非改革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看看那些冗长无比裹脚布一样的文件吧，听听那些立志让听众受苦味同嚼蜡的报告吧，奇长的排比、无味的强调、莫名的结构、记也记不住的口号、远离实际远离群呼声的重点，越来越令人敬而远之。年纪轻轻的干部八面玲珑专事作秀言不及义心里没有群众，文牍主义盛行，官僚主义繁茂，形式主义怪胎叠出，当年那个句句说到穷人心里一呼万诺威风凛凛摧枯拉朽的共产党的演讲家的丰采呢？

我们都是毛泽东语体的继承者，毛泽东风采的传扬者，毛泽东事业的后来者。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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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风趣而霸气的“毛泽东式语体”解读

原题：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霸气天成——Mao：The Unknown Story的另类版本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个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模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与是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而去。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其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1]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

按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修辞学》中的说法，所谓“修辞学”就是“一种旨在征服人心的政治辩论艺术”，其中包括“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三种手段。“信誉”是说演说者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通过自己使听众认为它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情感”是指演说者调动听众感情，因为“人在愉悦中所得出的判断”会“自己说服自己”；“逻辑”则要“对所谈论题恰当运用论证手段，从实质或形式上证明论点的正确”。[2]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3] 换言之，在更具“经常性”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生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由于修辞的效果往往体现在随机的口语中，所以我们毋宁直接引毛泽东演说的原始记录稿。虽然这样的稿件可能与经过编纂的“定稿”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要担当有失“准确性”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它可能更能体现毛泽东的原始语意和自然风格。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有时往往一句玩笑，他就能使艰深的理论直渗人心，甚至彻底把你的脑子给“洗”了。友人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延安时期，曾作为红军四方面军一员的许世友将军，因受到不公待遇曾串通几位同僚准备“叛逃”。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既没“抓捕”，也没 “惩罚”，只是把许世友请到他的窑洞里“密谈”了几个小时。从此，这位谁也不买账的“和尚将军”竟死心塌地地跟随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直至毛泽东去世后也没丝毫改变。友人考我这个所谓“专家”：“我特别想知道，毛泽东究竟在窑洞里根许世友都‘说’了些什么？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约束了一匹‘野马’并左右了他的终生？”对此，我哑口无言，但立即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修辞学！林彪元帅有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4] 毛许关系的故事，或许是对林彪语录的最好诠释。

毛泽东的“农民语言”

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确有一种本领，就是能把极其“深奥”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异常浅显的“农民语言”。例如，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 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好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你给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5]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6]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7]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厌恶至极。特别是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稿，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他话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8]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名言。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9]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方干部要做到“三不叫”：

“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10]

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道理，常说：“人民就像水一样的，打比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11]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共作了6次讲话，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纠“左”。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

“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 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 “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12]

在讲道“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3]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4]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发展？）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5]在强调发扬“民族风格”时，毛泽东宣称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6]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语言中的气势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17] 强调要“硬着头皮”、“挺直腰杆”，“站着说话”。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18]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19] 如毛泽东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20]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痛恨至极。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21]

毛泽东如何自我评价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信中说：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22]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注释：

[1]《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1965年1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这里引用的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2]参阅：龚文庠《说服学的源起和发展趋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参阅：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页。）

[6]《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页。）

[7]《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30日）》，会议记录稿。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0]《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页。

[1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页。

[16]《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3月）》，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9日）》，会议记录稿。

[18]《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会议记录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5-66.

[20]《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 日)》，会议记录稿。

[21]《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