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让人民满意

司马南/文

【正文摘录一】“最重要的是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

——如若这一条是民主政治硬性指标的话，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自邓而江，自江而胡，依次递推，业成规制，岂非接而近之？岂非弥而似之？

最高权力实行任期制，靠党内外协商式民主，加有限式选举，非党争式、非票决式来平稳解决历史上曾经无比复杂的问题，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实践。人们不再担心“玄武门之变” ，不再担心“西晋八王之乱”，欣逢盛世有年大治，且可持续发展，凡为国人无不感同身受。但是某些人，闭目塞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照例采取不承认主义,你奈他何？

【正文摘录二】“右派幼稚病患者”是时代流行病，中国罹患者多，欧美罹患者不是更多么？温家宝访英，《金融时报》主编居然把“10年内实现全国人大会代表直选”作为必杀题使用。这里隐含了一个并不自洽的逻辑前提：中国今天不民主，全国直选才民主，越直接的投票越接近民主。温家宝给他来了一节太极拳的“白鹤亮翅”，单足千斤力，文章集中作在一个“但”字上：“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正文摘录三】人民满意，是卢梭“人民最高主权”的具体体现；人民满意，是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当下表达；人民满意，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万世一系民本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民满意，是“大同日新”“仁者爱人”孔夫子教化原则的现实摹本……

只要人民满意，管他美利坚国总统满意不满意，管他法兰西国总统满意不满意，管他德意志国总理满意不满意。同理，只要人民满意，管他“记者无国界组织”满意不满意，管他零八闲章签名人满意不满意，管他南方周末评论员满意不满意。□

一、温家宝的回答绵里藏针

看了“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让人民满意”这个标题，自以为找到了司马氏反对民主证据的人，先别急着咧嘴。笔者没有那样的洞见，更没有那样的气度。这句话是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卡尔·波普尔先生和邓小平先生的论述中推导出来的。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波普尔先生关于民主政治问题的观点，但是，波普尔先生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深度令人敬佩。吾国而今抓耳挠腮火烧屁股一般抱着票箱子扭动不已的“票党”们，似乎应该认真地学习包括波普尔先生的著作在内的民主理论家们的著作，否则诸公如何脱却坊间“右派幼稚病患者”身份？

在民主理论家的著作中，马克思的恩格斯的书应该列入首选必读。波普尔先生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在他的眼中，马克思是“天才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是当之无愧的“民主政治家”（波普尔原话）。

换位思考一下，票党被唤作“右派幼稚病患者”其实也没啥，反正是时代流行病，中国罹患者多，欧美罹患者不是更多么？温家宝访英，《金融时报》主编居然把“10年内实现全国人大会代表直选”作为必杀题使用。这里隐含了一个并不自洽的逻辑前提：中国今天不民主，全国直选才民主，越直接的投票越接近民主。温总理给他来了一节太极拳的“白鹤亮翅”，单足千斤力，文章集中作在一个“但”字上：“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应该为温总的坦诚直率的回答而鼓掌。

温家宝的话绵里藏针：民主当然是一定要的，但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必须是“中国特色的”，而不是“某国自诩普世的”，必须是“循序渐进的”，而不能是“一步到位休克死的”。

二、究竟谁才有统治国家的权力？

根据“民主进行曲”的原唱——希腊人的分类法，所谓国家统治方式，类概两项，即好政府和坏政府。而到底是好是坏？哪种政府好些？哪种坏些？似乎源自于统治者的品质。

卡尔·波普尔整理了柏拉图的分类法，笔者略作调整如下：
　　第一种： “君主政治”(Monarchy)：(被一个好人统治)；

第二种：“僭主制”(Tyranny)（被一个坏人统治）)
　　第三种： “贵族政治”(Aristocracy)：(被一群好人统治)；

第四种： “寡头政治”(Oligarchy)：（被一群坏人统治）。
　　第五种 “民主”(Democracy)：（被人民、许多人、大多数人统治）。

对此，丁一凡有不同看法：“柏拉图并非是分类专家，真正把政治体制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把政治体制分为分类及其变形。君主制、贵族制及共和制，变形后成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古希腊思想家们讲共和国，不讲民主。共和制的变形是平民制，也就是‘民主专制’Tyranny。”吕祥认为，丁一凡的理解略误，Tyranny并非“民主专制”，而是指某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取了最高权力，从而一人当政。此所谓“僭主”。亚里斯多德最钟意的是共和制，也可译成“法制”或者“宪政制”（constitutional rule）。僭主制是最坏的，而民主制稍不坏而已。

与今人想象大不一样的是，雅典实施的民主制并没有得到柏拉图的赞赏，相反，柏拉图对希腊民主进行了极有力的批判：制鞋尚需要专业知识，而民主并不是判断某人是否拥有治国专业知识的有效手段。柏拉图不无调侃地设问：在一艘“民主的”船上，我们难道应该通过选举来确定谁应担任船长吗？希腊之后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家，似没有人能够驳倒柏拉图。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统治国家？

或换言之，究竟谁才有统治国家的权力？

波普尔说，这个问题提出的很天真，这个天真的问题适用范围有限，也许只有在这么有限的地方才可能提出如此天真的问题——在雅典这么个小地方（大体相当于中国今天的一个集镇吧，繁荣期的自由民总数约为两万），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是具体有所指的，当然，理论上应该选择品质上“最好的人”，但是实践上并不能保证这一点。

所以柏拉图给出的答案是“统治者应该选择最好的人”，请注意，此处伟大的柏拉图用了“应该”。

当国家疆域人口急剧扩大了以后，当这个“谁”不仅仅限于搜寻“雅典小城”之后，这个“谁”便丧失了具体的人格指向，而带有了抽象的意味。所以波普尔先生说，这个天真的提问“却触动了政治学上最根本的疑问”。　　　
　　但是，这个“最根本的疑问”其实是一个假问题。

波普尔的论证如下：

其一，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其各自给出的答案“只会导致欺瞒”，“最终只会归纳出与道德规律相应的荒谬答案”；

其二，“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不道德的魔鬼(自己所属的政党则是完美无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情”；

其三，应该由谁来统治国家的疑问，最糟糕莫过于“这种态度会让大家强调权利，忽略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
　　“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更精确一点，是政府该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 波普尔先生特别强调，问题的重点在于，要能不流血更换政府 ”。他明白地直言：“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至于更换的方式本身，倒没有那么重要。”

三、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全相同

敬请咀嚼这几句话“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至于更换的方式本身，倒没有那么重要。”看上去，波普尔先生很讲“和谐”，很讲“稳定”，很务实，很不在意“形式”，他没有强调“票决”，没有提到任何国族民主政治形式的唯一性，没有提到民主理念的先验性，没有提到应该捍卫某国价值观，没有提到单边输出民主，更没有提到武力颠覆颠覆者自定义的不民主政权……。

“不管哪种统治方式”——当然应该包括“人民民主”，或者至少不排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 有人若恐高症患者一样，多向上迈一步就眩晕恶心，死活不肯接受“人民民主”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词，那么，用“亚洲威权政治体制”替代也无妨，前边加一个“法治式的”更好，不加也罢。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人言必称“一党专制”，这显然带有道德攻击意味，甚至冷战色彩，明明是“多党共制”“一党执政”“人民共和”，而非中共专而制之，明明是“一党执政”“多党制衡”，且建国之初即载入共同纲领，有人带着花岗岩的脑袋来到世界，根本不看不听，甚至不屑中国近30年的巨大变化。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心仪的蓝本是美联邦、英联邦。这些花岗岩脑袋不会内省，不会“返观内照”，不会与时俱进。他们居然不知道美联邦、英联邦其实差着色儿呢，他们所实行的政治制度难道是相同吗？

“最重要的是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如若这一条是民主政治硬性指标的话，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自邓而江，自江而胡，依次递推，业成规制，岂非接而近之？岂非弥而似之？

最高权力实行任期制，靠党内外协商式民主，加有限式选举，非党争式、非票决式来平稳解决历史上曾经无比复杂的问题，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实践。人们不再担心“玄武门之变” ，不再担心“西晋八王之乱”，欣逢盛世有年大治，且可持续发展，凡为国人无不感同身受。但是某些人，闭目塞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照例采取不承认主义，能奈他何？

关于更换政府的方式，波普尔先生信手枚举了三种方式：

其一，代表多数认可；其二，投票并经多数认可；其三，或经联邦大法官做出裁决。在波普尔先生那里，“票决”不过形式之一，所谓“选票”并没有“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鼓噪的那般独具排他性、重要性。至于“大法官裁决”，似乎离“票党”们信奉的“票决”就更远了些。众所周知，美国大法官并非产生于民主程序——不是选出来的。

四、体制自觉”和“体制自信”

卡尔.波普尔先生对伯里克利先生（一个比孔夫子岁数还大的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代言人，也许算得上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的一个观点大加赞赏：“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并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波普尔先生认定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触动了民主的核心”。这段话“否定了‘人民动议’，或‘人民立法提案权’(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而代之以“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在中国人熟悉的政治词汇中，如果要找出一个与“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相应的词其实不难，胡温经常讲的“让人民满意”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怎样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好不好？邓小平讲过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大人把“稳定”放到了头一条，甚至极而言之“稳定压倒一切”。余以为，这与“治与乱”，乃为中国政治的顶级问题有关，中文的“政”是为了“治”，否则即为失败政治，“治”是中国政治的根本，乱则败矣。体量巨大的国家，一旦乱得不可收拾，一切都谈不到了。

乱而治之，稳而定之，团而结之，改而善之,悉为发而展之。

发展又如之何也？

既有新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上述一切，统此在内，一言蔽之——无非让人民满意。

人民满意，是卢梭“人民最高主权”的具体体现；人民满意，是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当下表达，人民满意，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万世一系民本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民满意，是“大同”“日新”“仁者爱人”孔夫子教化原则的现实摹本……所以，笔者在此冒叫一声：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是让人民满意。

只要人民满意，管他美利坚国总统满意不满意，管他法兰西国总统满意不满意，管他德意志国总理满意不满意。同理，只要人民满意，管他“记者无国界”组织满意不满意，管他零八闲章签名人满意不满意，管他南方周末评论员满意不满意。

这是一种必须的自信，也是一种必须的自觉。心系天下的中国读书人，理应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费孝通语），进而兼具“体制自觉”和“体制自信”（王绍光语），如若不然，中华正气风骨何在哉？如若不然，自废武功“俄鉴”岂远耶？如若不然，如何对得起古代先贤。

“协和万邦”为开篇词的《尚书》标明，“希腊和古中国开创并代表着两种不同政治导向或追求的政治道路。希腊城邦开始了国家政治，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则开创了世界政治”（赵汀阳语）。中国文化理念并不逊于西方的政治思维，“西方主导了世界200年，这是历史上的一种反常现象”。（基肖尔·马赫布巴尼语）

可笑的是抱着票匣子，痴迷投票万能的“票党”，以为找到狗头金，走一步拎三拎。他们当中其实不乏善意者，尤其不乏现实生活中失意的善意者，应当设法让他们听进一个常识：选票的工具性价值无人否认，但票非万能，亦非充要，“一人一票，一投就灵”这是居心叵测者骗人的咒语，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因为关键是人民满意，而政府的“更换的方式本身，没有那么重要”。这一点，卡尔·波普尔爵士讲得很实在。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很长寿（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活了90多岁，他晚年的演讲录，语重心长地将《20世纪的教训》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大半关于科学问题、哲学问题、逻辑学问题，关于民主问题的著述也不少。

当然，卡尔·波普尔先生不曾有过赞同中国民主政治的意思，笔者也无意强拉波普尔先生来论证中国一切都是对的好的，更不是在讲“人民满意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笔者的用意，仅仅在于告诉那些没有读过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的人，这位被视为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家，其对世界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相当深入，在卡尔·波普尔先生那里，民主绝不会简单地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更不会等同于花20亿美元巨资玩一场“超级明星秀”。（2009年2月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