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太极”记趣

司马南

一向佩服赵南元先生的知识维度与逻辑思辨能力。
与对手辩论时，那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从容优雅的老武术家风度，我羡慕至极，却望尘莫及。
赵老师与人笔战，从不似我贪胜冒进徒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善后发制人。他总是能漫不经心地发现对手的逻辑倒错，好像一个围棋高手，于别人不着意之处，先含糊地布上一子，及对方发现此为“战略生长点”之后，再改变战术组织反扑为时已晚，赵先生布下的棋子，尤似楔进一根钢钉，牢牢地抵住阵脚。一来二去，满盘钉子，他趁势进攻，全场紧逼，对方连连丢子大惊失色，迫而负隅顽抗，但是，大势已去，抗而无望，只好不情愿束手就擒。先生颇有古君子之风，并不恋战，亦不穷追猛打，胜而无骄态，依旧伸伸如也，悠悠如也。
如此描述“赵氏太极”，外行人不解究竟，但那些曾经遭遇过赵南元的对手，恐怕还是余悸尚在。
笔者试图讨得“赵氏太极”独家秘笈，赵先生也曾对我循循善诱，然“文科傻*”，终究基础太差，朽木已然不可雕也。赵老师的境界，俺仅余心向而往之一条路。
赵南元，数学世家，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早年留学日本，获工学博士，其“广义进化论”研究横贯文理独树一帜。与纯人文社科类教授相比，严密的数理思维帮助他辟出一片新天地，与理工、自然科学专家相较，他视野广阔人文基础扎实，研究更人性化，兼具社会性。
一个月前，一堆朋友聊天，赵先生也在坐。我问：您老人家最近忙什么呀？怎不见你的新作？赵答：有些问题，推到原点上去思考，看得更清楚（大意）。
今天笔者转发的这篇文章，关于《价值及其“普世”》，不知是不是可以视为赵先生“推到原点思考”的结果。（2008-7-21星期一）

附文：

价值及其“普世”
作者：赵南元

“价值”经常成为一个扯不清的东西，甚至成为分歧的根源。究其原因，大
概是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属于哲学范畴，外在于科学领域，而哲学又允许胡说，没有公认的对错准则，在如此背景下讨论问题，焉有不乱之理。如果能给以价值之论一个科学的背景，争论起来肯定会容易得多。遗憾的是科学家们似乎也像当今中国一样韬光养晦不想当头，坚称科学是“只论是非，不问利害”。其实此说只能算是一孔之见，不仅科学的优越性与价值密切相关，而且在科学的基础上讨论价值也并非不可能。

大卫•休谟有个经典的论述：在“是”与“应该”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从“事实”中无法推导出“价值”。由此可以引申出追求事实的科学无法对价值理论作出贡献。应该说休谟早生了一个世纪，受牛顿的影响得到这个结论，如果他晚生一个世纪受到达尔文的影响，恐怕就不会如此武断了。

进化论的通俗说法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说颇遭到一些人的诟病，
说用“胜负”来定义“优劣”，再说“优胜劣汰”，不是同义反复，就是循环论证，而且不具有可证伪性。进化论是科学，这一点在科学界应当没有争议，此时我们再看这个通俗说法，就发现这里隐藏着跨越休谟鸿沟的桥梁。“胜”、
“汰”、“生存”是“事实”，“优”、“劣”、“适”是“价值”，这个通俗说法实际上指出了“价值”产生于“事实”这一事实。这是生物学的事实，在牛顿的物理学里没有，所以休谟无缘见到。

试想一种单细胞的绿藻，有鞭毛可以游动，有眼点可以感光，它会朝着有光线的方向游动。我们知道这个功能对于绿藻获取光能有利，也可以说光线对绿藻有价值，虽然绿藻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它的趋光性运动表现得好像是懂得这个道理。再设想山洞里的一只饿狼，洞外冰天雪地，出去觅食要消耗体力还要多散发热量，但不出去最终肯定要饿死。总会到了某个时刻，这只狼终于耐不住饥饿不得不出去觅食。这个模型出现了对立价值之间的权衡过程，比绿藻的模型复杂一点。但是我们也不必假设狼有“价值观”这样的概念，这两个例子只是表现进化是如何产生了价值的。这些“生物的”价值观都是遗传的。

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最明显特征在于不仅有遗传的价值观，还有后天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揭示出“人之所以同于禽兽者”，但是文化的价值观也的确存在，例如“孝”就是一个明显的文化价值观，没有一种动物是践行孝道的，所谓“跪乳反哺”之说，并没有生物学的依据。人类不是裸鼹鼠那样的真社会性动物，而人类创造的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又远远超过了那些真社会性动物，而且变化之快也是人类遗传进化所无法跟踪的，所以非遗传的文化价值观就应运而生了。

“跑跑”和“冲冠一怒为红颜”都是人的本能，但是自然选择的单位不是群体，而是“自私的基因”，所以这些生物价值观用于社会则是不足的，有“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之弊。为此商鞅李斯想出的对策是严刑峻法，靠赏罚分明用公的利害来战胜私的利害。此法的缺陷是成本较高，严刑峻法容易招恨，重赏勇夫又受限于资源。洋人的方法比较高明，给你许愿说天堂上有72个处女等着，就有人去当人肉炸弹了，理论上是不需要成本的（实际上有人出钱养其家属）。此法的局限性是依赖于宗教文化背景，在中国这种宗教文化稀薄的地方难以奏效。

生物价值观的“普世性”恐怕毋庸置疑，古人也知道“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们一般是不会青睐于这些低层次价值的，生物价值观反倒往往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例如：“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私字当头”，“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猪圈里的人权”……。不过，也有人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想起这些东西，例如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就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一个意思。鲁迅的说法更坚决一些：“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鲁迅在谈到妇女解放时，也有个很执着的说法：“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 ）

先天的生物价值观简单明了，姑且置之不论，再来看看后天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的两个典型的领域，就是科学和宗教。科学的“普世性”是明摆着的，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抵制科学。但是科学貌似不介入价值问题，似乎与“普世价值”无缘。当然，反科学的也大有人在，但正如刘华杰教授所指出的，这完全是出于“无知和嫉妒”，所以对科学越是一无所知的人越容易反科学。这并不是因为科学有什么不好，正如所谓“仇富”者并不是跟钱有仇，而是恨自己钱少而富人钱多。科学的好处在于管用，而科学之所以管用就在于科学内部存在着统一的价值观，可以分出对错，判断是非。科学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统一，是由于它符合人类的生物价值观。

宗教也是有用的，否则不会存续到今天。但科学与宗教的用处是不同的：科学可以用来预测，用来决策，用来找到好的方法；宗教则可以用来统一人的思想，所以据陈祖甲老师的考证，最先使用“普世”一词的正是一个宗教派别。随着世界向着世俗化发展，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宗教失去了裁判是非的权力，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其权威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当哲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就成了意识形态，而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别称。

以科学和宗教为典型，按照用途的不同，可以把理论分成两类：第一类理论以科学为代表，是拿来自己用的理论，它具有实证性，可以用于预测和决策，简称“自用型理论”。第二类理论以宗教为代表，是说给别人听的理论，可以用来扩大影响，统一思想，但是不能用来指导决策，简称“宣传型理论”。此种对理论的分类方法鲜为人知，这是由于宣传者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非常愿意混同这两种理论，甚至刻意把“宣传型理论”打扮成“自用型理论”。指出这一点的人很少，我只看到波普尔的学生乔治•索罗斯说过：没有什么“社会科学”，只有“社会炼金术”。这意味着，所谓“社会科学”还处于前科学的阶段，其中大多数的理论属于“宣传型理论”而非“自用型理论”。

虽然很少有人提及这种理论分类，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大政治家的实践中看出他们懂得这种区别。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其实对会治天下的人而言，半部论语也是多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会熬小鱼足矣。那半部论语是在治国时对老百姓作宣传用的，老百姓背诵全本论语比较困难，半部也就足够实现“普世价值”的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在中国成了长时期的普世价值，要想统一思想，这个资源利用起来很方便。不过真的要制定政策，不要说半部论语，就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也是白搭，“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空话是谈不上可操作性的。

马路政治家们大抵相信“主义决定论”，以为意识形态里大而无当的话真能治国安邦，其实这种热衷于“普世价值”，对“宣传型理论”信以为真的人恰恰是最理想的被“治”对象。那些能称得上“伟人”的政治家都知道“没有社会科学”这回事，都能分得清“宣传型理论”和“自用型理论”的区别。

明乎此，就知道在实践面前，为什么那些在苏联得了真传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屡屡碰壁，而图书管理员却游刃有余。老人家平时阅读的那半床书中，谈主义的很少，大多是史书。在理论不起作用时，历史中的案例才是产生对策最有启发意义的参考资料。所以老人家虽一再“被讥为狭隘经验论”却“至今不悔”。能够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就是因为明白摆弄宣传型理论根本无需上大学，中学的知识足够了。

小平同志的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也说明他明白所谓“社会科学”理论之无用，“试错法”是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都通用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试错法的另一说法。“黄猫黑猫”和“不争论”之说，都是明白主义之争对解决现实问题无用之后才能提出的主张。

对于两类不同的理论，我们的态度也必然会不同。对于“自用型理论”，由于其可实证、可证伪性，我们必然关心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对于理论是谁提出的，那个人人品如何倒是不必在意。正如我们看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好用，是否可靠，至于在制造这些工具的生产线上工作的是囚犯还是圣人，并不值得关心。假如历史学家证明牛顿是压制其他科学家的学霸，达尔文剽窃了华莱士，孟德尔伪造数据，爱因斯坦有众多情人，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经典力学、进化论、遗传学和相对论的评价。

看待“普世价值”这样的“宣传型理论”就与看待“自用型理论”时的重点完全相反。“宣传型价值”像一面旗帜，当我们看到有人在摇旗呐喊时，肯定要注意一下拿旗子的人是谁，他想要干什么，至于旗子上画着什么图案，倒是不必去在意的。研究图案之所以白费劲，是因为旗帜的图案并不决定摇旗的人干什么。因此方舟子会不满王怡们的“做派”，司马南会说“普世价值的命名权，可能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谁举着旗子，比那旗子上着什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