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笑到最后？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马克思的逻辑　　

2009年以来，一个名词开始在中国学界走红：“后危机时代”，其潜台词或政策含义是：“危机已然过去了”。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很不争气。美国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失业率始终在10%徘徊），从2009年12月开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出来添乱了。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闹剧。到了2011年9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纸醉金迷的闹市区开始频频上演“现在就革命”的社会动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连现代经济学的忠实信徒也不得不承认，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的本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恐怕还远未结束。问题在于，承认事实是一回事，而追问“为什么”却分歧很大。　　

关于这次危机的根源，现代经济学（也称“主流经济学”）最经典的解读是：“监管缺位”、“政策失误”和“低估风险”。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而言，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系统的，而是局部的；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比如，面对有关危机责任的指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自我辩解虽然也承认“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可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了主流经济学的眼界：危机的根源最终被框定在“投资者低估了风险”云云。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投资者会低估风险呢？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　　

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上转圈子，那么，这种认识顶多也就是把华尔街的过失上升到“原罪”的高度而已。比如，在追究危机根源时，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指出：“现在回顾来看，这其实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联储纵容了上世纪90年代末所创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看来，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本体论”，大概也算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可惜的是，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来衡量（追逐私利是人的天性），我们发现，这个“本体论”显然经不起如下追问：同样都是逐利的经济人，为何次贷危机只发生在资本主宰的当今世界，而与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缘呢？　　

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把握力不从心，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经济学只能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低一级”的运行规律，而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高一级”的运行规律。换言之，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境界上，我们才能科学地揭示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的“更高一级”的运行规律，才能准确地把握这次危机的内在逻辑。　　

如果把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29年大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却是“有效需求过度”。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但是，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境界上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其现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换言之，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因此，必须对这次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二、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度　　

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此资本主义”已非“彼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表面上看，当下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线的确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或者“需求过度”。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需求过度”呢？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逻辑，同样是导致“需求过度”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来刺激消费：　　

（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宽松货币政策，比如不断降息。这个办法将面临通胀的压力和债务违约的风险，因此有严格的条件限制。（3）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1970年代以来的“滞胀”并发症，发达国家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4）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来促进购买力。由于这种办法有“劫富济贫”的嫌疑，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让步政策”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5）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这种办法虽然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故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认可，这已成为目前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6）福利政策，其基本原则是“免费享有”，其范围主要涉及教育、医疗、失业、济贫等民生方面，其来源主要由政府开支支持，这也是导致政府债务增加的直接原因之一。二战以后，福利政策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普及，只是福利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实践过程来看,“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透支消费”、“透支经济”加上“福利政策”的推行，短期内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掩盖了日益加剧的两级分化，从而暂时缓和了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医生只好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而“福利政策”不过是靠借债来“过好日子”，其作用也只能是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而已。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一旦出现债务违约，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和“借债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实体经济极度膨胀的背景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如果把以上的叙事做一个提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逻辑”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古典危机中的“生产过剩”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本国范围内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本国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过剩已经主要集中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而在发达国家，这种“产能过剩”已经异化为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然，不论这两类危机有何不同，以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它们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　　

早在2001年，针对当时美国政府预防危机的频频降息举措，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不论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典分析框架都没有过时。坦率地说，格林斯潘力图阻止衰退的努力不过是在‘和历史对着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过是延缓衰退的到来。即使这一努力获得成功，也决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可以‘人为地’摆脱衰退的周期规律。增长期的延长只会导致经济失衡的矛盾进一步累积，尤其是个人和公司的债务及投资更加过度”。（赵磊：《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光明日报》2001年5月29日第B2版）10年之后回过头去看，这个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其实，我的这个结论不过是马克思逻辑的具体展开罢了。　　

三、是福利社会的失败，还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不仅美国的次贷危机被做了误读，作为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同样也被给予了歪曲的解读。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很多经济学教授读出了福利社会的失败，读出了马克思的低能。其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连文质彬彬的福利社会都不可持续，那么激进好斗的共产主义就更是扯谈了。不久前我在北京开会，有个经济学教授告诉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雄辩地证明，北欧的福利社会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养懒汉。这再次验证了‘经济人假设’的正确，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能”。在主流的认识中，这个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表面上看，福利社会养了懒汉，导致入不敷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元凶。但是，这个所谓的“元凶”仅仅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其然”，还不是“其所以然”。为什么欧洲要搞福利社会呢？这才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你可以把福利社会归结于人权的道德诉求，也可以把福利社会归结于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把福利社会归咎于马克思的忽悠。然而，无论你强调的原因是怎样“普世”，你都不能否认：欧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换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被99%的人用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对于资本家来说，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如果资本主义不想现在就灭亡的话，那么，所谓福利社会就是必然选择——哪怕是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资本的宿命，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忽悠穷光蛋的结果。　　

　2009年12月11日　，希腊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国家负债已经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据称，如果由1130万希腊公民为这笔巨额债务买单，那么希腊人均负债就高达2.67万欧元。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吗？明明国库里已经入不敷出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借债呢？其实，之所以要“一个劲地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必须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问题不是要不要借债，而是为什么要借债？如果搞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就隐藏在“两极分化—高福利—主权债务—危机”的逻辑链条之中。可笑的是，面对希腊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历史学女博士叶檀，居然还在贩卖她学过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入门教科书，喋喋不休地聒噪：“第一实现它的企业的私有化，然后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改变希腊目前福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希腊的生产效率”，末了她仍忘不了再踹上国有经济一脚：“第三是出售它的国有资产”（据《中国广播网》2011年9月23日）。　　

明明是资本主义生病，却要社会主义吃药。在自由主义卫道士的眼里，一切都是国有经济和福利政策惹的祸。其实，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给市场经济擦屁股，如果不是福利政策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西方国家的“99%”早就起来占领华尔街了，资本主义早就玩完了，哪还有叶檀在这里秀私有化的机会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福利本来是想把两极分化掩盖起来，从而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这个目的暂时达到了。没想到的是，高福利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四、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　　

为了摆脱主权债务危机，　2011年9月1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旨在未来十年削减总额约3万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约半数将通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来实现。在奥巴马看来，要解决美国的巨额赤字问题，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富人和大公司，都应该为政府开支承担“公平份额”。用奥巴马的话说：“巴菲特的秘书不应该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税率，这毫无道理”；“年收入5万美元的教师、护士或建筑工人缴纳比年收入5千万的人更高的税率，这是错误的”。（《中国新闻网》2011年09月20日）　　

奥巴马不是共产党员，绝无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改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党人也坚决反对，并炮轰奥巴马的这项增税计划是在搞“阶级斗争”。奥巴马很委屈，说这并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不过是一道“数学题”。其实，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向富人增税是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如果你不搞向富人增税这种“阶级斗争”，那么，“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穷光蛋就会“现在就革命”，就会搞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可怜的奥巴马先生只能在这两种阶级斗争中做选择。　　

既然富人一毛不拔，那么就勒紧穷人的裤腰带吧。为了实现2012年之前削减300亿欧元预算的目标，　2011年9月21日　，希腊宣布了苛刻的福利削减计划：每月养老金在1200欧元以上的，金额将削减20%。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由年收入8000欧元，下调至5000欧元。对此，希腊财政部长艾文格拉斯·维尼泽罗斯很有些担心：“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抗，我们不能在没有喂饱的牛身上挤牛奶。”　　　　

面对危机，现代经济学绞尽脑汁，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开源节流”以及“增税减薪”。这个药方有点用，但治不了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所谓“节流”只能是进一步制造出新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所谓“开源”则是在为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火上浇油。至于“增税减薪”，如果此举是针对富人征收“巴菲特税”，其结果必然遭到资本的强烈抵制；如果此举是让大多数穷人“勒紧裤腰带”，那么结果必然使两极分化水落石出，最终重新激化阶级矛盾。　　

2001年，我在《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这篇文章中指出，国家债务是持续不了的，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赵磊：《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光明日报》2 0 0 1年5月2 9日第B 0 2版）。有意思的是，我从逻辑分析中意识到，美国政府借债迟早会出问题，在国家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情形下，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过当时我实在是没法想象，这个“出问题”的表现形式究竟会是什么？私人借债“出问题”是“破产”，国家借债“出问题”是什么呢？难道国家也会破产吗？现在看清楚了，99%的人要起来“占领某某街”——这就是国家借债“出问题”的表现形式。所以，国家借债到最后也是有破产压力的。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的2009年，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撰文指出：“在资本占统治的背景下，除了‘透支消费’，市场经济还能靠什么办法来扩大需求？然而，‘透支消费’的悲剧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费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它又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可见，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言，哈姆雷特的难题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换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悲剧之所在。”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当时做了一个预测：“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二者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赵磊：《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六期）今天，我把这个预言再做进一步发挥：“借债是死，不借债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这就是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可以展示如下：为了掩盖两极分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让穷人负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次贷危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欧洲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借债让穷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　　　　

现在怎么办呢？现代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紧缩，紧缩，不断紧缩！结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头。看起来好像这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来越难呐! 　　

其实，问题不在于社会福利不该搞，社会福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从“没福利”向“有福利”进化，从“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扩展。关键在于社会福利由谁来搞？在什么基础上搞？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容另文讨论。　　

曾经准确预言“次贷危机”的宋鸿兵先生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也不在金融，而是在于政治，即在于“财税权不统一”；“如果欧盟能将各国财政权统一起来，就可以消除危机”。此言差矣。因为统一财政也仅仅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虽然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但导致危机的基因并未消除。可以预料，如果欧盟真的能统一财政，那么今后的债务危机将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爆发，而是以联盟为单位爆发。总之，只要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任何药方都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的癌细胞，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五、中国的改革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这个基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关联强度。尽管中国经济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超越不了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经济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来考察，而不能就中国经济谈中国经济。这个维度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逻辑支配的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正是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应当高度重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的逻辑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不论市场经济是不是当今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唯一机制，这个市场经济都必须是有“限制”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为所欲为”的市场经济。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是一种“限制”。这个“限制”，绝不仅仅是主流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法制”和“政府”，而必须包含有“计划”内容的限制（我很赞成刘国光老师的这个看法），甚至还要加上“所有制”的限制（当然不是主流们说的“非公有制”，而是“公有制”）。没有“计划”的限制，没有“公有制”的限制，市场经济的破坏性、盲目性、残酷性就会变成现实性。我国的市场经济一旦没有计划和公有制的限制，就一定会发展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其腐朽性和反动性都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为什么30年来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两极分化会无法根治？主流们只能拿“腐败论”、“代价论”、“改革不到位论”来忽悠大家，还搬出库茨涅兹的“倒U假说”来壮胆。其实，马克思早就阐明了其中的根源所在。刘国光老师说：“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刘国光：《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25日，第10版）。程恩富老师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程恩富：《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7月14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揭穿了“皇帝新衣服”里面的真相。　　

第二，“利益失衡”正在造成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分裂和敌视，正在极大地损害和瓦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这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现在有一种倾向，只要一说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把根源归结为“产权”和“法制”。产权和法制当然重要，但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并非“产权”和“法制”就可以搞定，因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而是“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参拙文《改革开放30年：面临的问题与出路》）。如果不能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去把握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如果不能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富人和精英的立场上去解读产权和法制问题，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要将产权改革和法制改革“进行到底”的誓言，恐怕也只是发誓要将利益失衡“进行到底”而已。　　

第三，如果说，前30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今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就只能是建立在由利益失衡转向利益均衡的努力之中。改革30年来，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的转轨，从而为社会机体注入了竞争的活力；改革30年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激活”的问题，而是必须有效控制利益分化向两极分化加速发散的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分化向利益均衡的收敛。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科学发展观已经破了题。在我看来，在实现利益均衡的探索过程中，重庆模式的立场是坚定的（为人民服务），旗帜是鲜明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明确的（共同富裕），理论是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有成效的（人民的衷心拥护）。因此，其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第四，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纲”是什么呢？很多人总想在实体经济中去寻找这个“纲”，很遗憾，这只是一厢情愿。自从2000年以来，这个“纲”就不再是实体经济，而是虚拟经济了。在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和支柱，并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内生的，并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所能够改变的。从全球金融危机中，人们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实体经济要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二者要“保持适度的比例”。其实，这个教训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为什么还要不断重复，常谈常新呢？现实中，我们看够了虚拟经济的“无组织、无纪律”，看够了虚拟经济的“自我表现，自我膨胀”。问题的要害在于：都知道二者要“协调发展”，可为什么就总是协调不了，总是不能按比例发展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现有发展方式的框架内，不是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如果我们现有的发展方式不转变，那么即使人们认识到了“比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协调发展”，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因此，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事关我国目前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更是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也不例外。我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协调（公有制遭到某种程度削弱的经济基础，与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是中国当前一切社会和经济矛盾的总根子。今天中国的一切不和谐，都能在这个“不和谐”中找到源头。此“不和谐”一日不除，一切有关“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分歧，就决不会休矣；一切有关中共前途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决不会平息。这个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途命运。对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诚如陈奎元同志所说：“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 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注：该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原标题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的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