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万岁！　　

——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题 记　　

今天开会讨论理想信念，我想，不仅右派觉得不可理喻，左派有人也会认为不合时宜——比如，很多左派对“唱红”就不以为然。　　

我很纳闷：如今进教堂祈祷，那是绅士淑女；信仰佛教，那是品行高洁；政府盖大楼请半仙看风水，那是环境科学；就是玩玩轮子功，那也被西方看作是民主社会的“discovery”——探索发现之系列。可是，如果你要谈什么理想信念，那就是脑子进水啦，对不起，免谈！　　

总之，我们可以讨论灵魂，讨论鬼神，讨论咋尸，讨论捕风捉影；但惟独讨论理想信念，是要被视为神经不正常滴，是要被耻笑滴。　　

当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现在是“子不语理想信念”。真是：沧海桑田，世事难料；斗转星移，不知今昔何年，今日何世。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近，在重庆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纪念》，张全景和薄熙来重提“理想信念”，振聋发聩，令人神清气爽。　　

再过几天就是中共建党90周年了，我提出四个问题，想和大家做一些交流，以此纪念党的90诞辰。下面，我就这四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这个概念，由理想和信念这两个词组成。所谓理想，通俗地讲，就是指想要实现的目标；所谓信念，就是指坚信不移的某种观念。任何理想都需要信念来论证、来支撑、来给力，所以，理想与信念是紧密相联的。合起来，理想信念就是指：主观上想要实现的目标，并坚信这种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的某种思想观念。　　

广义地说，每个人都有理想信念。比如，现在很多小学生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当腐败分子”；很多美女的理想是：“宁愿给黄世仁当二奶”；董藩教授的理想是：“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支撑这些理想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人”的现实和环境，这个环境正在哺育一代又一代的“范跑跑”。　　

上个月我在财大发屋理发，给我理发的小伙子大约20多岁，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是个退伍军人。因为我也当过子弟兵，所以他把我当哥们。他庄严地告诉我：“赵老师，我的理想是三年之内年薪10万元”。他的理想很执着，信念很坚定——不过，鉴于 “纵向社会流动”已经越来越缓慢的现实，最近他修正了他的理想，不是“三年之内”，而是“五年之内”了。　　

所以，理想在范围上，有个人理想和群体理想之分；在时间上，有长远理想和近期理想之分；在内容上，有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素质理想之分。自然，理想还有先进与反动、崇高与卑下之分，等等。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理想，不是“长大了要当腐败分子”，“宁愿给黄世仁当二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三年之内年薪10万元”这类很“自我”、很“实惠”的理想，而是超越了“自我”的理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远大理想”。远大理想之所以为世人所不齿，为世人所嘲笑，就在于它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为什么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就要被世人所不齿；而立志“要当腐败分子”、“要当二奶”、“身价要有4000万”，就能被大家所包容呢？无他，就在于英特纳雄耐尔居然敢超越“经济人”、蔑视“经济人”、挑战“经济人”。　　

总之，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经济人”这类聪明人的蝇营狗苟，而是方志敏、雷锋、王进喜这类傻子敢于超越“经济人” 眼界的理想信念。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有理想信念？　　

我换一个问法：理想信念有神马用？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年代，提这个问题有意义么？　　

“范跑跑”一定会认为这个问题很幼稚。不信可以做一个检验：老人在公共场所摔倒了，让人们在“范跑跑”和雷锋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自然很洗具：这个老人必须高呼：“是我自己摔倒的！”否则，他就爬在地上永远别想起来。　　

我真不知道，这到底是洗具还是杯具？难道理想信念就这么不堪一击么？当然不是。　　

对于人类来说，理想信念之所以是“必须的”，通常的解释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就像吃饱了需要精神慰籍一样，人的物质生活在得到基本满足后，也需要“灵魂有个家”。这种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仅仅是“灵魂需要有个家”，那么，理想信念与宗教迷信就可称兄道弟了：既然都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那么，共产主义理想与轮子功之类的巫术还能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理想信念又能比宗教迷信高明到哪儿去呢？　　

把理想信念归结于“宗教情结”，这种解读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人类的世俗生活与人类的精神生活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显然是不能相互包容的。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理想信念之所以是“必须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既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道理很简单，“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要求人在物质上提升自己，而且要求人在精神上提升自己；“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不仅指向此岸，而且也要指向彼岸。没有精神的升华，人就没有健全的灵魂，就是行尸走肉。　　

与宗教信仰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对立起来，而是对两者的关系给予了辨证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要以世俗生活为基础；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必须超越世俗生活。　　

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精神上”、“彼岸的”东西，绝不是宗教迷信可以打发的——因为，宗教迷信不仅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而且恰恰是束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锁链。在宗教迷信的束缚下，人的发展只能是扭曲的、异化的。　　

中组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原会长张全景说：“理想信念是旗帜，是方向。‘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这话很朴实，但很深刻。大家想想，没有理想信念，做人何来正确的方向？范跑跑们一定会很不屑：做人还要什么正确方向吗？我说：必须的！浑浑噩噩，只知道满足口腹之欲和肉欲，谈什么自由全面发展？那只能是扭曲的、异化的发展。　　

扭曲的、异化的发展我们大家都见识了：“宁愿坐在宝马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美女，“我爸是李刚”的拼爹族，弹钢琴弹顺手了的“药八刀”，高呼“是我自己摔倒的”老大爷，“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的教授。没有理想信念，这些人的队伍将越来越壮大。　　

“年薪10万”的伟大理想没什么不好，但如果N零后的理想都这个水平，我们中华民族注定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我们当然要“以现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但必须牢记：“理想信念是旗帜，是方向”。　　

第三个问题：理想信念的依据何在？　　

很多人把理想与空想混为一谈，比如，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德生先生说:“现实之所以叫现实，永远不可能成为理想； 反之，理想之所以叫理想，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辩证法的反思》）在朱先生的眼里，理想就是空想。　　

洗具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理想之所以叫理想，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现实；因为一旦理想变成了现实，它也就否定了自身成为理想的现实根据，而不再是理想了。同样的，现实之所以叫现实，它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理想”。瞧瞧，朱先生很清楚：理想不等于空想。　　

看来，哲学家也有前后矛盾,不知所云的时候。众所周知，“成为”有“转化”、“变为”的含义，而“等同”则没有。“成为”岂能与“等同”划等号？　　

其实，理想既不同于幻想，也不同于空想和妄想。这个“不同”的关键，就在于张全景所说：“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所以，按教科书的解释，理想应当是一种正确的想象，且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1）客观必然性。理想作为一种想象，应当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正确地反映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想，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2）社会性。理想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理想不是离开社会的孤立的个人的随意想象，而是由社会制约和决定的想象。 　　

（3）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同，以及追求的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不同阶级的理想也各不相同。所以，在阶级社会，理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谓超阶级的、统一的理想——那些达人天天挂在嘴上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　　

严格地讲，理想信念与宗教信仰都可以归结为“信念”。但是，这两种“信念”的内涵相去甚远，因为，支撑这两种“信念”的依据截然不同：对于宗教信仰来说，“我理解是因为我信仰”；对于理想信念来说，“我信仰是因为我理解”。所以，很多人把理想信念与宗教信仰放进一口锅里煮，实在是无知。　　

第四个问题：怎样讲理想信念？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个“娄巴地”（nobody）的故事。几天前，一位老师很自豪地告诉我：“赵老，我是nobody”。她一边双手左右摆动，一边唱着：“nobody，nobody......”我问：“啥是nobody？”答曰：“平凡人，普通人”。问：“那我赵老呢？”答曰：“somebody”。再问：“啥是somebody？”答曰：“不平凡的人，牛人！”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学生听，一个博士生笑着告诉我：“赵老，还有比你更牛的人：everybody”。我问：“怎么讲？”答曰：“nobody，没有人知道；somebody，有些人知道；everybody,人人都知道”。　　

我恍然大悟：“nobody，意思是‘没有人’，所以‘不是人’；somebody，意思是‘某个人’，所以只有‘少数人是人’；everybody,意思是‘任何人’，所以‘人人都是人’”。　　

nobody、somebody、everybody这三个英文单词，其实生动地展现了“怎样讲理想信念”的不同境界和做法。　　

右派不是没有远大理想，只不过，他们的理想是：坚信个人奋斗能让自己获得自由和解放。所以，他们殚精竭虑地要让自己成为“somebody”，其代价是其他人都必须成为“nobody”。　　

而马克思主义却坚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解放“everybody”（全人类），“nobody”（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要解放“nobody”，让每个“nobody”都成为“everybody”，其代价是没有人能成为“somebody”——正因为这一点，那些“somebody”很生气，于是千方百计地要剿灭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那些右派忌讳谈什么理想信念的根本原因。　　

不要把理想信念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右派总是吓唬大家：“发展经济就不能讲理想信念”；有些左派也跟着起哄：“讲理想信念就不能讲物质生活”。这不是扯谈吗？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吧：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4页）　　

我们要讲的理想信念，不是“终结了历史”的市场经济，不是精英至上的“宪政民主”，不是孔子的“大同世界”，不是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我们今天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而只能是马克思在上面所描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被那些“somebody”指责为“说教”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我们要讲的理想信念的确是“说教”,但一点也不空洞。　　

至于怎样讲这个理想信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的逻辑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而重庆的“唱红”和“将理想信念纳入考核指标”，正在为“怎样讲”的实践开辟道路。　　

结 语　　

在建党90周年的红色日子里，人民群众的喊打声吓得茅于轼提上了内裤，终于不敢光着腚耍流氓了。但流氓就是流氓，穿着内裤耍流氓还是流氓，穿着内裤的茅于轼仍然是流氓。于是我们看见，重庆唱红如火如荼，全国唱红雨后春笋；而穿着内裤的茅于轼们依然流氓成性，继续在侮辱人民的意志。　　

有人别有用心地问我：7月1号过了以后，还唱不唱红歌呢？　　

想起了鲁迅的那首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眼下，虽然旗还是那面旗，但拔旗的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们能得逞吗？　　

套用一句老生常谈：理想死了，理想万岁！　　

（　2011年6月23日　）　　

注：该文是提交给《成都学者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座谈会》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