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左右房价，谁左右“坏人”？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我想和大家谈谈“方法”。　　

之所以要谈“方法”，是因为我看到，善良的人们并不缺乏正义和激情，但在观察社会经济问题时，许多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中。比如对房地产业的分析，当下流行的做法，不是从现存的经济关系、资本逻辑去把握其内在必然性，而是把高房价的根源，归咎为几个“坏人”捣蛋，归咎于某个错误“观念”作祟。　　

很不幸：倘若今天中国的种种乱像，真的就是几个“坏人”捣蛋、某个错误“观念”作祟的结果，那么，在抓了那么多“坏人”之后，在搞了那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在发表那么多“社评”之后，在高呼了那么多次“口号”之后，为什么贪官依然前腐后继？矿难依然频频发生？高房价依然我行我素？两极分化依然昂首前行？　　

问题在于：“坏人”究竟是怎样炼出来的？不改变现存的经济关系，你就想彻底解决这些“依然”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不是“与虎谋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我必须和大家讨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科学剖析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　　

我们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目的在于准确把握形势，并科学预测发展趋势。“把握”和“预测”当然有很多方法，我归纳一下，无非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历史唯心主义；另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各庄都有各庄的高招”，但这两种方法的境界不同，实在是判若云泥：　　

（1）历史唯心主义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2）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可以为所欲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主观意志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　　

（3）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趋势不具有必然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虽然会受到各种偶然变量的影响，但趋势的基本走向具有客观必然性。　　

所以，历史唯心主义把握形势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主观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形势的目的，则是要找到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在客观规律。　　

有人说：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不是物，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说：实践当然是由人来做的，而人又总是受一定观念支配的；但是，实践中的人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定历史关系、历史环境中的人，他的观念总是历史关系、历史环境的产物，他的实践不能超越他所处于的历史环境。　　

历史唯心主义要人们相信，只要消灭了那几个左右房价的“坏人”，就能解决高房价的难题；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产生“坏人”的土壤，你怎么能消灭“坏人”呢？要消灭“坏人”，就必须消灭产生“坏人”的“土壤”。　　

有人反问我：不是都说“思路决定出路”吗？既然“思路决定出路”，主观意志就是“第一性”的。我说：在某个具体事件的选择中，“思路决定出路”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如果要拿它来为历史唯心主义辩护，就大谬不然了。试问：人的思路难道可以超越历史给定的各种出路吗？　　

比如有A、B、C三条出路，所谓思路的“决定”作用在于：你能在这三条出路中自由选择——这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不论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你都不能超越这三种选择——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它决不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神话。这一点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个区别，就好比栓在树上的一条狗，狗的自由（主观能动性），取决于绳子的长度。这一点，狗是不知道的，所以它总是左冲右突，以为它能跑出绳子给定的范围，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它的自由超越不了绳子的直径。历史唯心主义就是这只栓在树上的狗，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看见了这根绳子。　　

有人对我说：历史唯物主义“太消极”、“太窝囊”了。我说这是误解。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有所作为”，而不是“消极”，不是“无所作为”；但“有所作为”并不是“乱作为”，更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不是“窝囊”，不是“消极”，而是真正的“积极有为”，因为只有“顺势而为”，你才能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你才获得了自由。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这个意思。　　

“顺势而为”不是机会主义，不是“有奶便是娘”，而是因势利导，善于把握和利用机会。比如最近有关“转基因”的斗争，作为一个公共事件，“转基因”的分歧并不是左派能够凭空“创造”出来的，但左派却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事件，及时揭露了右派的嘴脸。　　

由于客观规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往往可能并不符合某个人的主观意愿，甚至可能伤害某个阶级、群体的利益。这种情形，可以说是“阶级社会”的常态。但是，不能因为与自己的意志相悖，就把这种“伤害”和“相悖”仅仅归咎于几个“坏人”，进而回避、甚至否认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　　

毛泽东是一个很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伟人，也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革命家。他晚年曾对李讷说：“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可见他老人家也不主张脱离客观条件去“为所欲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坚决反对“乱作为”，而且非常善于“顺势而为”。　　

总之，我之所以要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是想说明：必须把握问题的内在逻辑，而不仅仅是把目光聚焦在几个“坏人”身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出路。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无它：彻底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