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谋杀”,还是“老死”?
“谋杀”,还是“老死”?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我曾与很多朋友讨论过资本主义的前景。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即使周期性地出现危机,也并不构成对自身的致命威胁,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具很强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这让我想起了庄子说过的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夏虫不可语冰”(《庄子•秋水第十七》)——意思是说,不能和生存在夏天的虫子谈论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虫子出生在夏天,冬天还没有降临就已经死去,从未见过“冰”是何物。
庄子的这句话启示我们,不能用个人生命的长短来观察资本主义的存亡;理解资本主义的寿命,一定要有大历史的眼光。
决战说得好:“国家或者王朝,尺度在两三百年之间。主义这种大制度却跨越千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用“百年”来衡量;一个朝代的生命长度,可以用“数百年”来衡量;一个制度的生命长度,则要用“千年”乃至“数千年”来衡量了。
没有人能长生不老,没有哪个制度能永恒存在。不论精英们怎么忽悠,都决不要相信资本主义老儿能够万寿无疆。用个人的寿命长短,去衡量社会制度的存废,那是夏虫的境界。
资本主义的确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在过往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都能够从周期性的危机中走出来,“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继续前进”。用熊彼特的话讲,这是“创造性破坏”,是自由资本主义永保活力的秘方。
但是,每次危机给予资本主义的,不仅仅是“自我修复”的自觉性,而且也是身心的严重打击和创伤。举个例子:
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下,一个育龄妇女总会周期性地怀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答曰:人工流产。问题在于,虽然每一次“人流”都会让她走出困境,但每一次“人流”也在重复地损害她的身体,直到最终毁掉她的生育能力。
资本主义就是这个育龄妇女,资本主义的每次危机,就是这种重复的“人流”(黄鸿年先生曾经问我:“为什么喜欢用女性作比喻?”答曰:“在下决无亵渎女性之心,无它,为了便于理解以增加点击率耳”)。
有人说:资本主义最终可能“寿终正寝”,但它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和平演变的结果。
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曾经尝试用革命来“谋杀”掉资本主义,比如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又重新复活了。有一种解释是:在这些国家,“谋杀”资本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最终难以避免。
这个解释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角度去看问题,其逻辑结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将逐渐演变,最终不流血地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被革命“谋杀”的,而是自己“老死”的。
但激进的左派拒绝接受这个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单纯的生产力观点”,是“唯生产力论”。
在我看来,死亡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归宿,这是没有疑义的。至于它是被谋杀的,还是老死的,并不会改变历史的最终结局。所以,只要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论是“谋杀论”者,还是“老死论”者,我都视为同志。
在以“和谐”为主流的当今,天下苍生想必都不喜欢打打杀杀的血腥,所以,资本主义若能被和平演变,当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然而,如果“谋杀”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从此“告别革命”呢?何况即使到了产期,新生儿也未必一定顺利降生,助产婆的作用就不是可有可无了。
问题在于,不论是谋杀还是老死,都需要起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不仅“谋杀”需要具备用于谋杀的武器,“老死”也需要具备能够老死的身体条件:即使是“善终”,也总是器官衰竭、无力抵抗疾病袭来的结果,所谓“寿终正寝”,多半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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