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两个预言,三种前途
两个预言,三种前途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2009年10月中旬,应著名金融投资家黄鸿年的邀请,我赴新加坡与他作了三次畅谈。当谈话涉及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时,黄先生和我,各作了一个预言。
黄鸿年先生的预言是:“五年之内,中国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这位熟读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著作、喜欢吃回锅肉、酷爱唱红歌的富商,60年代被乃父送来北京“让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管教”,亲身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对中国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复杂情结;70年代初回印尼继承父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成了实业界的“过江猛龙”;90年代因“中策现象”而名噪一时,被刘国光视为企业改革的一代范式;2000年以后杀进虚拟经济,驰骋股市,颇有斩获。
然而,这个被称为“股市金手指”的金融投资家,据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损失了十个亿(新加坡币),并因此与花旗私人银行叫板,而成为媒体焦点。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以黄先生的身份和立场,如此明确唱衰市场经济,恐怕不仅需要有相当的自信,而且需要有相当深刻的反思。当我问“依据何在”时,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他没有展开自己的推理过程,而只是说了四个字:“物极必反”。
我发现,越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人,越是不大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套“黑板经济学”——比如金融大鳄索罗斯,他说的一句“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就曾令我刮目相看;而越是资本主义体制外的人,却越是把“黑板经济学”奉为圣经——比如我党党校许多教授,就以嘲笑马克思为荣。
与关在笼子里的教授不同,黄鸿年、索罗斯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人,其认知基本上来自于实践,而不仅仅是书本。当书本与实践发生矛盾时,他们相信谁呢?我想他们只能相信实践,而决不会去相信书本上漂亮的假话和懵人的模型——想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最终抛弃了能写满一黑板公式的海龟们,因为继续相信李德和博古同学,那可是要死人的。
我很认同黄先生的预言,这不仅是因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已经把他磨炼成了一个老谋深算的“两报一刊”,更是因为:从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逻辑中,我发现,由“透支消费”引发的金融危机,同样是中国未来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理解其中的“必然性”,对于读过《资本论》的人来说,应当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问题是,把时间精确定位在“5年之内”,是不是有点占卜打卦的味道?回国后才想起,忘了当面请教黄先生。都说“预测越具体,越容易出错”,即使是相当专业的人士,也不敢整得太精确了。
不过,按“透支消费”在中国展开的速度来大致推算,类似美国次级贷款那样的“道德风险”,几年之内已有足够时间积累起一场不小的风暴能量了。尽管会有许多不确定性,黄先生的“5年之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最近银监会急匆匆推出“消费金融公司”,好象连5年都等不得了。届时如果房地产价格暴跌,中国金融系统将会死得很难看。
我也做了一个预测,并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是当前中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中国当前一切矛盾的总根子。
第二句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和谐,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今天中国的一切不和谐,都能在这个“不和谐”中找到源头。此“不和谐”一日不除,一切有关“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分歧,就决不会休矣;一切有关中共前途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决不会平息。
第三句话:这个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前途命运。大致说来,这个基本矛盾有三条解决途径,并由此形成三种前途:
——第一条途径,如果保持目前经济基础的变化趋势,让上层建筑来适应越来越私有化的经济基础,那么10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招牌必然摘下——这是右派的目标;
——第二条途径,如果维持目前的上层建筑不变,左派必将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反击,以求收回失地,逼迫日益私有化的经济基础做出让步——这是左派的期望;
——第三条途径,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互不相让,二者的矛盾就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了,果如此,则中国难免血光之灾,天下将大乱矣——这种结局,不仅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右派,恐怕比左派更为担心害怕。
黄先生认为,以中共的历史传承和可以预见的权力更替格局,第一种前途决无可能;最有可能的发生的,将是第三种前途。或许,我和黄先生的分歧就在这里。
在我看来,第一种前途不仅“可能”,而且是“相当滴可能”。因为不论“历史传承”如何正统,都无法抗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情法则。尤其是在第二种前途的压力下,右派心知肚明第一种前途才是“上上策”;为了避免第三种前途,右派使出吃奶的劲,也要把第一种前途变为现实。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宪政”、“民主社会主义”、“全民党”、“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非法”之类的东东,为什么能够成为最近几年来最为蛊惑人心的口号。而这些口号之所以气焰越来越嚣张,就在于它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撑腰。
作为华人,黄先生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作为中共的老朋友,黄先生的父亲和黄先生本人,与中国政府几代领导人都有着良好的友谊。从内心深处来讲,黄先生一定担心中国陷入晚清那样的乱局之中。私心以为:“与其陷入第三种前途,不如走向第一种前途”,也许才是黄先生潜意识里的选择吧,不知黄先生以为然否?
我也不希望中国陷入晚清那样的乱局之中。虽然我看到,走向第一种前途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但若要我在一、三之中作出选择,我是宁愿投票给第三条途径的,因为我实在不愿看见“胡汉三又回来了”。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死了几千万人,为了什么?你们想过没有?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那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实在是不甘心啊!
当然,黄先生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临别时给我出了一道题: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不是吗?难道是吗?
是耶,非耶,容另文讨论吧。
( 2009-10-25 )
注:该文未经黄鸿年本人审阅,如果误读了黄先生的思想,责任在我,与黄先生无关。再次谢谢黄先生的好酒、回锅肉和麻辣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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