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戴安全套”要掩盖什么？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4月上旬，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我参加了一个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的国际研讨会。三天的会议似乎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来自各国的代表，除了极个别学者，基本上都在关心一个共同的话题：危机的对策——加强监管。　　

老外好像特别热中于这类技术性的工作，“如何加强监管”被他们做得有声有色、十分专业，其学术性连我这样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也经常听得是一头雾水，一脸茫然。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危机的根源之所以备受冷落，是因为在主流的认识看来，危机是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与市场经济无关。　　

既然“外生因素”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去讨论它呢？　　

然而在我看来，就如同女人的生理周期一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市场经济难逃的宿命。所以，在耳朵充满了“加强监管”的第二天，我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告知与会的国际友人：我不能与会议的共识保持一致。　　

中国社科院的　许健康　教授出来圆场说：认识上的分歧来自会议名称的翻译。会议中文名称的核心含义是“根源与对策”，但会议英文名称“Re-regulating global finance in the light of the global crisis”，其核心含义则是“监管”，所以老外要畅谈“加强监管”了。　　

即便如许健康所说，分歧来自中英文未能精准对接，但对于加强监管的话题如此热中，似乎也就预设了一个前提：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谈监管当然很有必要，可问题是，倘若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这样的逻辑恐怕是很可疑的。　　

为了说明这种“可疑”，我在会上举了一个例子：　　

地球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根源在于艾滋病毒。面对艾滋病，虽然我们目前的对策也只能是加强监管——戴安全套，但如果有人因此断定“艾滋病源于没有戴安全套”，这难道不荒谬吗？　　

如果说“艾滋病源于没有戴安全套”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有人（比如在古代）不戴安全套也决不会患艾滋病呢？看来，“安全套”的逻辑要能够成立，就必须让人们忘记历史——难怪除了“言必称斯密”外，现代经济学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蔑视，因为一旦加入历史的维度，精英们津津乐道的“普世价值”就要出丑。　　

回到金融危机上来：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缺乏监管”，就如同把艾滋病的根源归咎于“没戴安全套”，其实是一样荒谬。　　

所以我说，但凡从“外生因素”来解释金融危机的理论，其实都是肤浅之论；能真正揭示危机根源的理论，只能是“内生理论”，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就是典型的“内生理论”。　　

会议上也有个别学者把危机看作是“内生”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学者只谈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而闭口不谈马克思。对如此鲜明的理论“偏好”，我再次拒绝接轨，我说：　　

大家都成了明斯基的粉丝，大家都在谈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谈“明斯基拐点”。其实，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比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深刻得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回避马克思呢？　　

在我质疑“为什么要回避马克思”之后，日本武藏大学教授Nobuharu Yokokawa给我的解释是：“明斯基的理论比马克思能更好地解释当下的危机”。遗憾的是，除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让我想起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外，这位日本学者的解释并未把握问题的本质。　　

在我看来，之所以要拿明斯基来屏蔽马克思，并不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更有解释力，而是因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容忍：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与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　　

让主流经济学蒙羞的是：新古典那套说辞对危机已经失去了解释力，马克思的理论又太有攻击性（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是好？屁股决定脑袋，至少明斯基还算是主流经济学同一战壕的战友吧，于是退而求其次，让明斯基同志重新披挂上阵，聊胜于无嘛。　　

话说回来，明斯基的确比主流经济学那帮“高人”要胜出一筹，虽然马克思早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索罗斯的“市场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的惊人之论，毕竟来自明斯基的版本。　　

在我作了主题发言后，联合国全球化与发展战略部主任Massimiliano 　La Marca　对我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含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按马克思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在有意识地进行“透支消费”；而明斯基的理论则是客观的，他并不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有意识”的产物。　La Marca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缺乏明斯基的理性与客观。　　

坦率地说，这位联合国的大官人对马克思的了解是如此“主观”，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告诉　La Marca：马克思并不认为经济危机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按马克思的理论分析，“透支”不是有意识的，而是逼出来的——这叫着“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明斯基两人的危机理论都是“内生的”，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谁更“主观”，而是在于：马克思把问题归咎于制度，明斯基把问题归咎于人性。　　

瞧，又是“人性”！说到“人性”，我禁不住要想起“经济人”的人性楷模——范跑跑同学。虽然“经济人”早就是主流经济学心中的自由女神了，但用人性贪婪来解释金融危机，今天正在成为经济学界的时尚。　　

大家想想：用人性来解释危机的根源，看似深刻，其实仍然是荒谬的。举个例子：我们能把艾滋病的根源归咎于人性，归咎于性欲吗？　　

如果有人说：“艾滋病的根源在于人性，在于性欲”，那么一个简单的反问就足以令这种“人性论”立马破产：古人同样有性欲，为什么在古代没有艾滋病呢？　　

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性贪婪，就如同把爱滋病归咎于性欲，是一样的荒唐。　　

“加强监管”很有必要，正如面对艾滋病，没人反对要加强防范。在没有发明出疫苗之前，现在能做的，大概也只能是加强防范。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无限地拔高“监管”的境界。如果用一句话评价监管的境界，我愿意借用许健康的一句话：危机的发生是内生的，但危机的对策是外生的。　　

次贷危机以来，我写的有关文章都是在表达上述看法。有人问我：你干吗老是和主流过不去？我说，无它，原因就两点：第一，主流经济学不争气，明明是“皇帝的新衣服”，还自以为是；第二，马克思太厉害了，他让我看清了主流经济学的荒谬与可笑。　　

（　2009-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