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牛逼”备忘录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解 题　　

精英或准精英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牛逼”。　　

啥是“牛逼”？“牛逼”是老百姓的语言，用精英的官话说，就是“执牛耳”。老百姓不说“执牛耳”，而说“牛逼”（有时还要加上“哄哄”），虽然不雅，却很生动传神。　　

不知道为什么，人一旦成为精英，或准备成为精英，就特别喜欢发表很“牛逼”的高论——我把这种现象归纳为“精英-牛逼定律”。尽管网上已经有好事者把精英的“牛逼”汇集成册，供大家学习瞻仰——比如厉以宁的、张维迎的、林嘉祥的，但总的来看，在当下中国，牛逼不仅哄哄，而且供大于求，严重过剩。本人收集一二，列在下面，以做备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这里事先声明：本文的“牛逼”，其含义是“牛气逼人”；即使加上后缀“哄哄”，也只不过是语气助词，表明“牛气非常之逼人”。若有人超出这个严肃的范围，作别有用心的解读，在下概不负责。是谓“解题”。　　

“好的市场经济”　　

虽然同是精英，但和厉以宁不同，吴敬琏似乎鲜有“牛逼”言论被好事者逮住不放，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　吴　教授总是左右逢源、滴水不漏。其实，　吴　教授既然是精英道上的人，就很难摆脱“精英-牛逼定律”的宿命。　　

比如，吴敬琏有一个影响甚远的“好坏论”，就很“牛逼”，至今依然“哄哄”。他说：“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坏的市场经济，就是“权贵的”资本主义经济——很多年前，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当面请教他时，他很谦虚地拒绝了这个“牛逼”的专利：“这话是　钱颖一　教授最先说出来的”。　　

其实，我当时请教的问题，并不是这个“牛逼”的专利究竟属于谁——我对这个“牛逼”的专利没有兴趣，而是请教下面的问题：“既然您认为美国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典范，那么安然事件又作何解释呢？”　　

不瞒大家说，我提这个问题时，还真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态。记得他当时颇不以为然，说了一番“安然事件出现后，美国有好的制度管着”云云，言外之义：即使“好的市场经济”出乱子，它也是“好的”；就算“坏的市场经济”不出乱子，它还是“坏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好坏论”很“牛逼”呢？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我：“老虎是有好坏之分的”、“大灰狼是有良善之别的”，我敢百分之百地断定，这个人是把我当作“傻逼”了——因为除了傻逼，就连老实如火腿的羊都知道，把羊当作火腿的老虎和大灰狼，好象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不用说，能把别人都当作傻逼的人，一定是个“牛逼”。　　

如果自然界真的有什么“好的老虎”、“善良的大灰狼”，那么，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好的老虎”、“善良的大灰狼”的衍生品。拿上面的例子举一反三，如果有人告诉你：“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这话难道还不“牛逼”吗？也就是说，你被当作傻逼啦。　　

在市场经济的本性上，我倒觉得樊刚的看法是诚实的：“市场经济不讲道德”——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不相信眼泪的。这不，眼下的次贷危机，又一次让我们领教了“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不讲道德”的。　　

可怜的羊当然没有资格“牛逼”，但它们也不想被当作傻逼。在羊们的眼里，不论是“好的老虎”，还是“不好的老虎”，横竖都是要吃肉的。所以，当它们看见“好的老虎”和“善良的大灰狼”时，决不会奔走相告，夹道欢迎，像迎接当年的子弟兵那样：“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大呀大灰狼”，而是赶紧逃命，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以前连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格都没有”　　

最近在报上看见有人发表这样一段高论：“现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是北朝鲜，现在有人提出来要回到这个状态！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连金融危机影响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进步”（见《金融动荡：中国的应对》，《社会科学报》　2008年12月11日　）。　　

瞧瞧，怎么样，够“牛逼”了吧？见过“牛逼”的，还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若问这“牛逼”的专利归谁？答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王新奎。能如此牛逼的人，简直可以与林嘉祥大官人PK：林书记说“你们算个屁”，王院长说你们连“资格都没有”。　　

我发现，不论是　吴　教授的“好坏论”，还是王院长的“资格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宁愿生活在有危机的XX主义，决不生活在没有危机的XX主义”。既然这样，我真搞不懂，精英们干吗还要起劲地批判“宁要XX的草，不要XX的苗”呢？　　

把这个逻辑展开，我们可以得到更牛逼的结论：　　

——我们改革开放前连得爱滋病的资格都没有，今天有了是一个进步；　　

——我们改革开放前连吸海洛因的资格都没有，今天有了是一个进步；　　

——我们改革开放前连吃毒大米、喝毒奶粉、舔苏丹红的资格都没有，今天有了是一个进步；　　

——我们改革开放前连卖淫的资格都没有，今天有了是一个进步；　　

……　　

“那还要市场经济干什么呢”　　

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搞了一些局部“国有化”，这令自由市场经济的铁杆信徒非常伤心。其实，并不是美国政府要当市场经济的叛徒，实在是市场经济太不争气了。　　

有人一听见“政府干预”，就如丧考妣，五雷轰顶。问题是，再不干预，恐怕就不是市场经济“搞定一切了”，而是市场经济要被“搞定了”。所以，不仅咱们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与时俱进”，而且发达市场经济也要“与时俱进”。　　

可一旦面临这样的“与时俱进”，一贯激进的精英们就突然扭捏起来。比如，中国政府在出台4万亿扩大内需的举措后不久，我看见有一个叫叶檀的“著名女评论家”，在《凤凰卫视》上愤愤不平地质问：“那还要市场经济干什么呢？”其口气之牛逼，大概也只有一千多年前的晋惠帝有的一比了：“何不食肉糜？”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年天下灾荒，下人向晋惠帝报告说，百姓“已经没饭吃了”，晋惠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反问：“何不食肉糜？”翻译成白话文就是：（1）“为什么不吃皮蛋瘦肉粥？”（2）“那还要皮蛋瘦肉粥干什么呢？”　　

“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认，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对这个指认，直到今天，主流精英大概也只能是以沉默来应对的。　　

匪夷所思的是，连主流精英都要三缄其口的问题，有人却偏不认可。恕我不敬，这个人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胡培兆　先生。就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不久，他断言：“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无政府状态已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公然否定马克思的指认的确是很“牛逼”的。遗憾的是，　胡　先生可以蔑视马克思的指认，但在次贷危机面前，这种“牛逼”却显得是那么的滑稽。看来，否定马克思的指认不仅需要“牛逼”，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如果有人宣布：“从今以后，有小地震是难免的，但再也不会出现大地震了”，我想，连预言家自己也不会把这个预言当回事的。　　

今天，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是不是已经“被计划所代替”？经济周期波动是否从此“不会再酿成大萧条”了？我想，这恐怕是不会以　胡　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马克思的指认到底对不对，还是留给实践去检验吧，现成的例子就在眼跟前，美国未来的总统奥巴马最近断言：　　

——“我们眼下已经陷入衰退，我对此没有半点质疑”。 　　

顺便说一句：不论如何，　胡　先生都是我敬佩的学界前辈之一，尤其是我在大学期间，他的文笔和学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在这里先给　胡　先生抱个歉：本文对事不对人，若有得罪，敬请海涵。　　

“不要问姓社姓资”　　

著名作家三毛有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唱红了整个华人世界；这30年来也有一句话，横扫了整个中国大陆：“不要问我姓什么”（“不要问姓社姓资”）。这句话有如李逵的板斧，30年一路杀将过来，几乎是无人抵挡，所向披靡。　　

这板斧确实很牛逼，以至于今天敢于问“姓社姓资”的人，好象已经被这板斧一路排头砍去，灭得差不多了。然而，也有人硬是不吃这板斧的，非要问“姓社姓资”不可。比如，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　陈一文　先生，不知为什么，就和这板斧较上了劲，他说：“自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或西方经济学者，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陈一文：《很多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科学报》　2007-5-17　第3版）。　　

有好长一段时期，我几乎在板斧面前已经无语了，以为板斧们的“不争论”，仅仅是个认识问题。可经陈一文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其实，并不是人们“没有搞清楚”两者的根本区别，而是板斧们压根就“没有想”让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难怪有人说：“都是市场经济，哪来的姓社姓资”；还有人的说得更直白：“我们搞的，就是有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从理论上讲，我们搞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一文的本意也是想寻求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我们可以认为，30年的改革就是这种“寻求”的努力，但在现实中，我们的市场经济真地能无愧于“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吗？　　

所以，即便有陈一文对板斧的质疑，“不要问我姓什么”也依然还会继续牛逼下去。至于将来它会不会有牛逼不下去的那一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