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改革30年的三点看法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按：我知道，在《乌有之乡》发表下述看法，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的第一点看法，估计左派就难以接受，很可能会遭到同志们的板砖；我的第二点看法,毫无疑问也会招来板砖伺候，当然，是来自右派的砖头；至于我的第三点看法，右派一定会很生气，但他们已经拿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唬我，无非就是“经济人”这块破砖头了——多年前，某党校的一个精英，就是拿“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教训我的。在我的印象里，右派的砖头，大多属于“范跑跑”品牌：“我是小人我怕谁”——所以，我一般并不当真。但是，我对我视为同志的左派的砖头，却比较在乎。因为我总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走在大路上”。虽然我不愿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何况即使存在分歧，我们也是有“大同”可求的。　　

下面谈谈我对改革30年的基本看法：　　

（一）这30年的市场经济历程，内在地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　　

如何评价市场经济，是左派与右派分歧的焦点之一。我觉得至少是现在，这个问题应当辨证地看：一方面，虽然右派极力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然而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根本就抹杀不了。另一方面，今天的市场经济颠覆了计划经济，原因复杂，也不排除其中有“复辟”、“变天”的主观因素；但我认为，其中的客观因素值得左派认真对待。这个客观因素，就是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有一段话：“如果没有这种发展（赵注：即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德意志意识形态》）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感到非常震惊，有如醍醐灌顶，觉得就是写给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那么，毛泽东当年的努力是不是在与规律“对着干”呢？我曾经深感困惑（参见拙文《从来如此，便对么？》，载《乌有之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内心的答案是：“未必”。因为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在于：他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在历史给定的狭小空间里，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限——以至于在他走后，几乎没有谁能在力量如此悬殊的境地中，再像他那样奋力一搏了（借用黄纪苏的话：“三千年对初生婴儿”）。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奋力一搏虽然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限，但这一搏，仍然是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搏。　　

18年前，我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依据探微》中（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曾提出这样一个思考：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因而，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接轨，也可以力争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容纳。我认为，正是生产力的这种“二重性”，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　　

回到当下，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坐大，其中的确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30年来，物质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了。　　

为什么“补课论”对相当一部分人有吸引力？恐怕不能完全否认它在经济领域里确实有一定的解释力——我认为，“补课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主张补市场经济之课，而是在于：它不仅蔑视公有制和计划的合法性；而且也跳不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终沦落成替资本主义万寿无僵辩护的庸俗信条。　　

（二）这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必须是有“限制”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要有“限制”？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除了脑子让门缝给挤扁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以外，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看法。但我必须指出：我说的这个“限制”，绝不仅仅是官方三心二意加在前面的 “社会主义”定语，也不仅仅是主流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法制”和“政府”，而是“计划”的限制（我很赞成　刘国光　先生的看法），甚至还要加上“所有制”的限制（当然不是主流们说的“非公有制”，而是“公有制”）。没有“计划”的限制，没有“公有制”的限制，市场经济的破坏性、盲目性、残酷性就会统统变成现实性。有两个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　　

一个是“收入差距”。为什么30年来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两极分化会无法根治？主流们只能拿“腐败论”、“代价论”、“改革不到位论”来忽悠大家，还搬出库茨涅兹的“倒U假说”来壮胆。其实，马克思早就阐明了其中的根源所在。最近　刘国光　先生写文章，说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变化，一下子揭穿了“皇帝新衣服”里面的真相。　　

另一个是“次贷危机”。为什么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要搞局部“国有化”？并非美国政府要当市场经济的叛徒，实在是市场经济太不争气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一听见“国有”，就如丧考妣，五雷轰顶。问题是，再不国有化，恐怕就不是市场经济“搞定一切了”，而是市场经济要被“搞定了”——前几天看见有个叫叶檀的“著名女评论家”，针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在《凤凰卫视》上愤愤不平地反问：“那还要市场经济干什么呢？”其水平之幼稚，让我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晋惠帝，当听到下人报告说，百姓因灾荒“已经没饭吃了”，这个二傻子皇帝居然反问：“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皮蛋瘦肉粥？）　　

我在年初曾写文章说，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参拙文《改革开放30年：面临的问题与出路》）。失衡的原因固然多多，但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一旦没有计划和公有制的限制，就一定会发展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其腐朽性和反动性都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　　

（三）市场经济属于历史范畴，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看法，我在7年前发表的《市场经济向何处去》（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展开。　　

我注意到，无论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怎样复杂的数学模型，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市场经济存在的理由，无非就两个：一是人类不能直接计算和传导供求信息，只能通过市场这种迂回的、间接的途径；二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离不开“利己”本性的激励与约束，“丛林法则”是获取财富唯一可行的游戏规则。　　

其实，不论上面两个理由有多么的“铁”，它们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这就在理论上断了市场经济长生不老的念想。　　

从实践上看，以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如此迅猛，以致于我们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够感觉到：伴随着当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表明：　　

——以电脑、因特网、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内容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前景：人类社会无须通过市场价格的“猜测”，可以直接沟通生产与消费信息，并准确地把握供求数量，这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将会愈来愈大。　　

——面对科技的惊人发展，许多西方学者敏锐地提出了“工作的终结”、“无劳动社会”、人类将“追求更多的更高尚活动”的预测。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这些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旦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为了“获取物质报酬而劳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首先是生存领域，然后是发展领域、自我实现领域，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学有句格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格言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等价交换。然而，当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产品“过剩”与闲暇时间“过剩”的矛盾愈益尖锐时，这句格言就成了一种过时的教条。就连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认识到：“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因此，“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　　

在当代，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创造力使得“过剩”愈来愈成为一种经常现象，而“付费的午餐”也会愈来愈不能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因而“付费”与“免费”之争必将成为未来社会有关“如何分配”的热门话题。据美国电脑专家库茨魏尔预测：“2025年之后，机器人将迅速代替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而且它们将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这一预测并非无稽之谈的话，“付费的午餐”逐渐让位于“免费的午餐”，也就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最后补充一点：坦率地说，我在感情上并不喜欢市场经济，但我知道，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退出历史舞台的物质条件时，人为地压制甚至消灭市场经济，并非历史的进步。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其未来的命运，恐怕只能以今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　2008-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