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告别无产”

赵磊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有关“无产者”是否还存在的话题，又重新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有产者”和“无产者”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当代“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扩展？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观点、结论是否仍然适用，而且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否还科学。本文着重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生产力标准”是否科学

不少人认为：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句话，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告别无产”①。显而易见，如果否认“告别无产”，也就意味着无视“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不难看出，上述“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力水平”、“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其“有产”或“无产”的内涵是“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我把这种标准简称为“生产力标准”。用生产力标准能否科学界定“有产者”和“无产者”，我心存疑问。

横向来看，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仅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汽车、存款、信用卡，甚至数量不等的股票。若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他们与雇佣他们的老板（资本家）一样，本质上理应不存在差别，他们都是“有产者”，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然而问题在于，老板与工人之间毕竟客观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区别，这种区别并没有因为大家都成了“有产者”而消失。

纵向来看，封建社会的佃农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前者不仅拥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生产工具、住房，少数佃农甚至可能还拥有少量土地。按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既然佃农的生活状况与收入水平较之奴隶有了较大改善和提高，那么佃农就理应“告别无产”，进入了“有产者”行列。然而，无论是基于历史分析还是基于逻辑分析，恐怕人们都难以把佃农与当时的“有产者”（地主和贵族）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将生产力标准贯彻到底，我们恐怕只能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悖论之中，这样的标准又何来客观性可言？

从发展趋势来看，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有产者”和“无产者”，必然引申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既然“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在于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那么，只要在相对水平上提高“无产者”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无产者”就可以成为“有产者”。如此一来，改变“无产者”的“无产”地位就与所有制无关，一切逐渐消除私有制、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的努力（那怕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便成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多此一举。“告别无产”也就意味着我们“告别了革命”。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逐渐消除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又怎能从此告别了“所有制的革命”呢？

二、“生产关系标准”是否过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划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标准不是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尽管这个标准可以作为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参考指标），而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其“有产”或“无产”的内涵不是“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或“资本”。我把这个标准简称为“生产关系标准”。

按照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凡是不拥有生产资料（资本）而必须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打工者），都属于“无产者”；只有那些拥有生产资料（资本）而无须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老板、资本家），才属于“有产者”。当然，这个标准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严格地讲，“有产者”和“无产者”只是极端的两极。在现实中，有不少人会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受雇佣的经理、白领，他们虽然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也可能拥有某些生产资料和资本（不过，只要这些生产资料或资本没有使他们免除出卖劳动力的现实，其归类恐怕就更接近于“无产者”而不是“有产者”，故原则上理应属于“无产者”）。

虽然生产关系标准是理论上的一种抽象，但证之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其解释力与深刻性都远远超过了生产力标准。

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干预的出现等等），当代工人阶级在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同时，并不一定就同时失去了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且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收入水平的确有了较大改善。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当代工人阶级，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如果就此以为当代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转变，这只能是对“一无所有”教条化的理解。道理很明白：在资本主义现有生产关系的格局下，当代工人阶级所具有的“生存条件”能使他们免于被雇佣的命运吗？作为个人，或许可能；但作为阶级，显然是不可能的。正是这后一个“不可能”，决定了当代工人阶级的属性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人阶级并无本质区别。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严格地讲，“有产者”和“无产者”属于阶级的范畴，而阶级又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客观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到底是生产力标准更科学呢，还是生产关系标准更科学？这其中的道理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表明生产力标准可以成为一切事物的唯一衡量尺度，生产关系标准从此可以退出历史舞台。否则，我们又怎能对老板与打工者、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呢？

三、如何认识“中间阶级”

面对“中间阶级”的扩展，理论界大都认为马克思当年有关阶级结构的划分和预言已经过时。比如高放先生最近撰文认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并非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朝葫芦型发展（即中间阶级越来越少，社会朝两极分化，工人这一极远超过资本家那一极），而是呈橄榄型或菱角型（即中间阶级越来越大）。工人阶级出现五化趋势，即白领化、多领化（除白领、兰领外，还有高级管理层的金领、维修与营销人员的灰领和大量女工的粉领）、知识化、智能化（配备有电脑和电器的工人越来越多）、有产化（不再是完全的无产者，小有储蓄和股票者越来越多）。”③总之，在高放先生看来，中间阶级的扩展和工人阶级的“五化趋势”表明，马克思当年对工人阶级的界定和预言已不再适用。然而我认为，高放先生的上述论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其一，如果从绝对生活水平来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的确并未呈现马克思预言的“绝对贫困化”趋势。但是，如果“两极分化”的含义并不仅仅是指“贫的越贫、富的越富”，而是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话，那么从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来看，“两极分化”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难道不是联合国和官方都已经不再否认的事实？

其二，如果我们用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工人阶级的“五化趋势”恐怕并未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相反，这种变化趋势更接近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和预测。因为“中间阶级越来越大”的趋势表明，过去许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如今正日益融入“被雇佣者”或“出卖劳动力”的队伍之中，日益具有“共同阶级或阶层”的特征。分工虽然日趋精细，阶级结构却日趋简单。不论你是兰领还是白领，不论你是粉领还是金领，都是为“资本”打工的工人或职员（其区别仅仅在于高级或低级而已），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意义上都是“无产者”。

其三，如果工人阶级拥有的分散且有限的股票不能“控股”，这种“有产化”就不能与资本家的“有产”相提并论。事实上，在竞争的沉浮中，尽管个别工人有可能进入资本家的行列，但作为一个阶级，储蓄和股票并未改变整个工人阶级被雇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