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的几句多余的话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读书》易帅了，汪珲下岗了。这个事件，网上讨论多多。我本不打算再说什么（该说的似乎大家都已经说了），但总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点什么。

在我看来，像《读书》这样书生气十足，以至于有点迂腐的学术期刊，自称秉持自由主义精神的主流教头们都不能容忍，这还能说明什么呢？其实，这并不能说明《读书》是多么“危险”的刊物，而只能说明学术主流教头的心胸已经越来越狭隘了。一个越来越狭隘的河流，还能成为主流吗？用时尚的话说，这个越来越狭隘的“流”还能不能可持续发展，我很怀疑。

《读书》说了什么让学术主流的教头“很不高兴”的话，从而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迟钝如我辈者并不十分清楚。我订阅《读书》已经很多年了，以我的感觉而言，我倒觉得《读书》的思想还不够鲜明、不够尖锐和不够坦率——说句实话，最近一年多来，我甚至已经不再订阅《读书》了。为什么，这到不是说《读书》“不好懂”、“太专业”，而是我觉得她太“温吞水”，观点太不鲜明，像高默波那样的文章是越来越少了。不过现在想起来，如果《读书》不那么“温吞水”的话，《读书》和汪珲恐怕早就被灭了（就像《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那样），哪还撑得到今天。

学术主流的教头们拿发行量说事，其实很不讲道理。我是做学术期刊的。如今电子期刊越来越有取代纸质期刊的坐大趋势，电子版和纸质版的此消彼涨是但凡做期刊的人都清楚的事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纸版学术发行量的下降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的学术性刊物，期发量大多在千把册左右徘徊——看看那些充斥着主流思想和复杂模型，而发行量只有千把册的学术刊物就像浇了大粪的庄稼茁壮成长着，我就知道学术主流教头们拿发行量说事，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发行量下降与文章内容有关，那也是在主流的挤压下，《读书》越来越拘谨，越来越胆小，越来越没有特色了（比如与《天涯》关于“底层”的讨论相比）。

《读书》易帅了，汪珲下岗了。作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汪珲的结局对学术界的左派们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和心痛。但我以为，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孔庆东说：“我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我需要看《读书》吗？那我太可怜了。《读书》是非常重要的刊物，但我了解中国不是要看《读书》”。这话真是至理名言。的确是这样，比如，许多人之所以关注《读书》的命运，并不是因为看过《读书》，而是因为看清楚了那些口口声声“坚决捍卫你说话权利”的主流教头的虚伪嘴脸。

因此，如果主流教头们因汪珲的下岗而弹冠相庆奔走相告忘乎所以，那我就觉得他们高兴得未免太早了。远的不去说它了，就说21世纪以后的事吧。记得2001年我在上海西郊宾馆开会时，得知《真理的追求》因与主流话语叫板被封杀了。然而几年过去了，《真理的追求》当年所达到的认识视野和水平，今天不是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了吗？有趣的是，在我得知《真理的追求》被封杀的那一天，正是美国的两颗大门牙被人打掉的日子，那一天是公元2001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