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打 《 万 科 》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万科》是我比较喜欢的杂志。尽管《万科》并未公开发行，然而拜“万科”房地产大名之赐，这本装帧精美的杂志不知是否有如其老板一样能吸引公众的眼球？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比起不少“用真名说假话”的八股期刊，《万科》的文风清新、幽默，比较率性而且前卫，可读性强，其中也不乏有深刻的佳作（我就比较喜欢郭梓林和缥缈先生的文章）。作为同行，我对这本刊物期许较高。当然，期许较高，故而有所挑剔。以2005年第4月18日出版的《万科》为例，我对其中的几篇大作就不敢恭维。由着性子写下来，不成体统，话语也难以“中规中矩”，是谓“散打”。如有得罪，还请海涵。

曼德威尔“彻底改变”了什么？

在专题文章《精英的聚会》中，作者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自基督教早期以来，有钱人一向是经济理论中的反派”（11页），然而“这种把旨在国家财富归功于贫穷阶级的说法，一直到1714年终于被打破。那年春天，伦敦医师曼德威尔出版了《蜜蜂的寓言》这部以韵文探讨经济议题的作品，以此彻底改变了一般人对贫富阶级的观察”（10页）。这本书证明，“国家的繁荣是富人的功劳，穷人只扮演了无足轻重的工具性角色”（11页）。

《蜜蜂的寓言》真有这么大的力量？我深表怀疑。据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早在曼德威尔降临到人世上的很久很久以前，不仅已经有人“彻底改变了一般人对贫富阶级的观察”，而且有钱人也并没有被打入“反派”行列。比如：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就断定：“很明显，人类确实原来存在着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的区别，前者为奴，后者为主，各随其天赋和本份而成为统治和从属”。（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8页）

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穷人（首陀罗）“为了天，也为了[今世和来世]两方面的目的，须服役于婆罗门（富有阶级）”，俯首贴耳地服从是穷人“最好的职业”。（周一良等：《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222页）

瞧瞧，有钱人哪里是什么“反派”人物，简直就是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嘛！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说得更直白：“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卢梭：《社会契约论》11页）看来这位皇帝的观察比曼德威尔还要“彻底”。有关的文献俯拾即是，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如果说直到《蜜蜂的寓言》出版前，比曼德威尔还要“彻底”的看法一直都是居于主流的观察，那么不知曼德威尔“终于打破”了什么？又“彻底改变”了什么？其实，真正“终于打破”、“彻底改变”了统治世界两千多年之久的主流观察的，并不是18世纪的伦敦医师曼德威尔先生，而是19世纪的犹太人马克思同志。为了节省编辑、读者以及我本人的“交易费用”，我就不再重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了——我建议作者在欣赏为富人辩护的《蜜蜂的寓言》之余，也读一读为穷人辩护的《资本论》。

有钱人才是“社会上真正有用的人”？

在《精英的聚会》中，作者以赞赏的心情写道：“曼德威尔认为，……社会上真正有用的人其实是富有阶级，因为他们的消费为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了工作机会，让社会最弱势的成员得以生存。如果没有富人，穷人要不了多久就得入土为安了。”（10页）

读到这里，我差点晕过去，如此露骨地为富人辩护，就连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屑以为（比如，不论主流经济学怎样与时俱进，怎样强调资本的作用，也不敢把“劳动”从创造价值的要素中剔除），不知《精英的聚会》的作者为何如此津津乐道。按作者的叙述，好象劳动阶级都是一群垃圾废物，只有靠富人的施舍才有资格活在这世界上。对此，我就不再重复马克思关于“谁养活谁”的常识了，免得有人说我思想僵化不与时俱进。

我只想请教作者的是：既然劳动阶级对富人而言只是多余的包袱，对社会财富只是一种无谓的浪费，为什么富人非得雇佣他们不可？难道是吃饱了撑的？为认真贯彻作者的逻辑起见，也为了让愚笨如我辈者心服口服，我强烈建议富人从此不要再“为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工作机会”，这样就可以保证：其一，富人的财富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地下自动冒出来，从天上自动掉下来；其二，无用的穷人可以早日“入土为安”，让这世界只剩下“真正有用”的富有阶级；其三，既然都是富人，从此可以“天下无贼”，一派和谐。

有钱人“可能根本上就比较优秀”？

在《精英的聚会》中，作者还宣称：“在采取精英制度的社会里，人人称羡的高薪体面的职务可以透过个人的才智争取而来，因此财富便显然足以代表品格的高尚程度。富人不只是比较有钱而已，他们有可能根本上就比较优秀。”（15页）

在当下的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是否“足以代表品格的高尚程度”，“高薪体面的职务”与个人的才智究竟是何关系，恐怕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不说也罢。当然在有些人看来，当下的中国是不是合格的“精英制度社会”还是一个疑问，也就是说中国的有钱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中国的富人对“原罪”呀、“腐败”呀、“两极分化”呀，十分敏感，前一段时间，有个叫郎咸平的不就搞得“富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吗。

不过，即使在已经“很”精英制度的发达国家，老外们也未必认可有钱人“根本上就比较优秀”之类的高论。比如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迪韦尔热就说：“下层阶级天资特别聪明的个人，经过巨大努力可以摆脱原来的阶级地位，但不可能爬到社会阶级的顶端，爬到顶端一般要经过好几个世代，而且相当罕见。上层阶级降到下层阶级也并非不可能，但这种情况就更加罕见和有限了。”（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150页）另一个社会学家罗斯则明确指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被迫处于困苦之中，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如掠夺阶级有能力、有干劲。”（罗斯：《社会控制》301页）

回到《精英的聚会》，作者最后教导我们：“在这个精英主义的时代里，不仅财富的分配合乎公平，似乎连贫穷的分配也合乎公平。地位的低落不但令人遗憾，也成了个人‘应得’的惩罚。”（17页） 恕我直言，这段话真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不就是腐朽的“血统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翻版”吗！呜呼，真是“不知今日何世，今夕何年”了。可笑的是，这个“翻版”比起正版的“血统论”来说，也仅仅是个低级的“盗版”而已——盗版的东西毕竟有些心虚，否则，作者也就不会说出贫穷的分配“似乎”合乎公平这样没有底气的话，并对穷人“应得”的惩罚表示假惺惺的“令人遗憾”了。

自由选择何以可能？

在专题文章《为未来做好准备》中，作者说：“20年的改革使中国人的个人权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可以选择居住地，可以迁往他乡甚至出国，可以自由择业，买东西不必再用政府配给的票证，领导和老师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未经允许公然拆开你的信件……这种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不再是俯首贴耳的‘臣民’，而是被解放出来，变成了有较大自主选择能力的‘公民’。”（17页）

作者对改革20多年来国人“可以做这做那”的微观叙事，我想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大概也是没有异议的。但我认为还有必要补充以下几点：

——今天的人们的确可以“自由”地选择出国、迁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不要忘了：有了钱你才有选择的资格，才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没有钱你就什么都不是。在市场经济下，自由一旦离开了金钱，就注定要出丑。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看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看今天你周围“公民”们的现实生活，恐怕就清楚了。

——今天的领导的确不敢像过去那样“未经允许公然拆开你的信件”，但是他一定敢“未经允许公然砸了你的饭碗”。“不再是俯首贴耳的‘臣民’”固然很值得自豪，但为了饭碗计，在老板面前这种自豪感恐怕是要大打折扣的。

——对于“择业自由”，我就没有作者那样兴奋，因为我很难把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无业可就”与“自由”联系到一起，如果这种“无所事事”就是精英们所标榜的“自由”，不知那些高喊自由的精英们是否愿意自己也享有这样的“自由”？至于浩浩荡荡、东奔西突、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们，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和土地买卖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物质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迁徙和土地买卖“自由”的破产小农，至多也“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补充以上几点并不是要为改革开放抹黑，也不是要有意与作者过不去，只是觉得看问题还是“一分为二”好，这样可以在我们从“臣民”变成“公民”后，不至于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以为我们从此步入了人间天堂。

怎样“微笑着上升”？

顺便说说《束脚的快乐》。作为该期打头的文章——请原谅我的浅陋，《束脚的快乐》单看标题就不知所云。至于“20年来，我们面对的，是对国家和公共域场一连串事件和名词的自省和探求”（2页），作者从改革20多年来的历史一路说开去，东拉西扯，用一大堆时尚的废话，小心翼翼地按摩着白领精英的头皮，大概是想唤起他们的道德责任感，以期实现“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摆脱恶的侵扰，在事件和话语的音量中微笑着上升”（3页）。

懵懵懂懂地想了半天，“在事件和话语的音量中微笑着上升”或许就是全篇的“文眼”吧？问题是：话语的音量可以用分贝来衡量，只是“事件的音量”不知如何把握？作为这世界中的一粒尘埃，我极愿意身处其中的地球“微笑着上升”，但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脚下的地球一定要在“事件和话语的音量中”，才能“微笑着上升”？难道这样就有了“束脚的快乐”？

说句不中听的话，在一大堆华丽辞藻的包裹下，我能看见的只有苍白和贫乏。如果作者是在“自娱自乐”，倒也罢了。然而《束脚的快乐》似乎担当着“微言大义”的雄伟抱负，这就多少让我感到了作者力不从心的尴尬——当然，除了文章的标题之外，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束脚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