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反思三题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四川 成都 610074）

提要：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1）在利益失衡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正在被两极分化的现实无情地稀释。“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整合了历史经验教训，其实现“和谐社会”的承诺，已越来越被人们认同。（2）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包装和教条化理解进行解构，是为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在破坏性地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分析之后，遮蔽了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市场经济的可能性。（3）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和“协调”的要求，并不是对普通大众的施舍和恩赐，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是人民大众应有的正当权利。新自由主义抹杀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是徒劳的。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改革与承诺 解构与创新 精英与大众

一、改革与承诺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改革必然伴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与博弈，而这种争斗与博弈又总要表现为“话语”的争论，因此，“改革与争论形影不离”应当是一个常识。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但凡一种话语贴上了“改革”的标签，就成了“不争之论”。不准争论的“无言结局”显然有悖于新自由主义历来标榜的“自由精神”，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仍然不能免俗。今天十分活跃的新自由主义不仅给自己的主张贴上了“改革”的合法标签，而且把异己主张统统划入了左派的行列。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种分类的自我感觉一定是极其良好的。一如当年右派的落魄命运那样，左派现在也成了一个贬义词。一旦划入左派的行列，也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其言行举止已经异于常人，尚未开口先就矮人一截。若问为何如此悲哀？无它，其左派之称谓就是谬误之证据。我注意到，许多被划入左派的人极力声明自己不是左派，鲜见有人自定义为左派的。

把论敌打入左派往往具有“一招制敌”的政治优越感和超级杀伤力，于是人人对左派之称谓惟恐避之不及，也就不奇怪了。然而，第一，从学理上说，左派和右派的称谓只是立场和观点的分类标准，并不是划分真理和谬误的标准。第二，正如利益集团的区别是一种客观事实且这种事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左派和右派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不喜欢这样划分也与事无补，无法改变其现实的客观存在。第三，划分左派和右派，学术界并无统一标准。比如有人把左等于激进，右等于保守——按此标准，则指别人为左派的新自由主义倒是应当戴上左派的帽子。其实，新自由主义与左派的确泾渭分明，戴上左派的帽子，想必新自由主义一定会觉得自己比窦蛾还怨。在我看来，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左派的价值诉求集中在平等，右派的价值诉求集中在自由；左派的立场是平民主义，右派的立场是精英主义；左派强调合作，右派强调竞争；左派关注整体，右派突出个体。由此看来，将新自由主义划入右派行列是符合实事的。

不论左派与右派是如何地水火不容，有一点似乎正在成为共识：在经济体制改革日见深化的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已“无法绕开”。但由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定位相去甚远，所以左派和右派的共识也就仅仅是“无法绕开”而已了。在我看来，右派的政治主张以构建资本主义宪政为目标，而左派的政治主张则是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出发点。无庸讳言，若从全球化的视野考量，资本主义宪政似乎具有可靠的经济基础作保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因而右派的政治主张与市场化加私有化的改革逻辑是自洽的，吻合的；而苏东剧变以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似乎正在失去或已部分失去了传统经济基础的支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而左派的政治主张与市场化加私有化的改革逻辑是冲突的，不兼容的。如果左派仍坚守其主张，那么从理论和实践上反思现有的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就必然成为左派主张的题中之义；如果讳言市场化加私有化改革的“政治正确性”，那么左派的主张就可能成为右派耻笑的把柄——在私有制加市场经济的平台上能否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架构，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ABC问题。诚然，市场经济能否与公有制共存共荣，并由此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这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难题。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法则，在此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作为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证明，市场经济的强势力量比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更有说服力。

改革也是一种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右派主张的“合法性”不仅在于他们有经济基础的保证，而且在于他们给出了纠正市场化改革负面效应的“承诺”——比如对两极分化和权力腐败之类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抨击，并坚信“好的市场经济”一定能“自动出清”这些问题，最终许诺欧美日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有趣的是，左派除了缺乏现有经济基础的支持以外，在“承诺”上同样不乏右派“承诺”那样的正义合法性。然而，除了对两极分化和权力腐败之类的显性社会问题能够同声讨伐之外，左派和右派并无多少相同之处，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本质区别，真可谓是形同冰炭。如果说右派的“承诺”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逻辑的“继续做”和“继续说”，那么左派的“承诺”则必然是对这种市场化改革逻辑的反思和怀疑。

遗憾的是，在市场化改革已经贴上了“政治正确”标签的当下，由于投鼠忌器的顾虑，左派陷入了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问题的要害在于，倘若缺乏有效的制约，在物欲的泥潭里打滚的权力就只能一塌糊涂，很难出淤泥而不染。换言之，在经济基础已经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土壤中，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上层建筑的“一党执政”如何避免腐败病毒对权力的侵蚀，其难度绝不亚于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若不能对物欲横流的土壤翻新改造——这种改造必然触及市场化逻辑的“政治正确性”，左派的承诺就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说轻点是与虎谋皮，说重点是为虎作伥，横竖是自取其辱，里外不是人。结果，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中，纯种资本主义（即吴敬链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所谓“宪政”）能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也就不奇怪了。

无庸讳言，新自由主义正居于学界的主流地位，其势头炙手可热，已是不争之事实。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并不可靠。诚然，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兑现，或容讨论，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分析，这种承诺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精英编造的自欺欺人的谎言。虽然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认可马克思的这类推论，但我仍然要给马克思的基本结论投上赞同票。比如，虽然程序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且这种民主的短缺的确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软肋，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选本质上仍是金钱的竞选，已不是什么秘密；至于美国这类“好的资本主义”典范，若按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的看法，简直就是在给新自由主义的承诺抹黑。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对当代美国的发展前途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从债台高筑到不合格的医保制度，从贪婪的富有阶级到社会绝望情绪滋生，从道德败坏到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书中列举了美国正面临的20个严重问题。布热津斯基哀叹：“在先进、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总之，由于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贪婪就是好”、“丰饶中的纵欲过度”使得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解体的危险”。①

在落后国家，布热津斯基的“危言耸听”当然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不过看看当今那些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新自由主义的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也实在值得怀疑，学界最近颇为关注的“拉美陷阱”的教训就可作为一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纯正试验场，拉美的表现不仅没有给右派的承诺长脸，反而成了这种承诺虚伪性的又一证明。2003年12月 15日，拉美社的一条题为《拉美寻找代替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的电讯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曾被作为推动后现代发展的政策而在拉美大陆各国实施，但平民阶层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遗忘并深受其害。”拉美社援引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统计数字指出，拉美经济1960年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8%，现在是4%；穷人人数在拉美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增加到43.3%，其中巴西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至于阿根廷，“新自由主义使这个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作为实行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阿根廷所欠巨额外债1300多亿美元，全国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结果当然是悲惨的：社会分化、人民贫困，金融崩溃，政府垮台。可悲的是，面对2001年底以来震惊世界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仍然不知自我反省，自己生病却要别人吃药。正如《美国展望》杂志2002年1月1日号刊登的马克·艾伦·希利和欧内斯特·西曼题为《正统的代价》的文章指出：阿根廷“在繁荣破灭时，正统理论的解释者们坚持说问题不在于已进行的改革，而在于还未进行的改革。他们许诺说，只要政府能进一步调整，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再自由一些，增长和外国投资会重新回来。正统理论不但没有正视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们将危机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经济层面的，甚至是金融方面的。但阿根廷崩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经济，而是由于政治。在面对国际金融集团推动的和国内精英所拥抱的短期追求时，阿根廷缺少的是政治力量、领导和创造力：它所缺少的不是正统的方案，而是放弃已失败的模型的政治魄力”。如果说“正统的方案”已经变成了右派承诺的一大讽刺的话，那么放弃这个“失败的模型”岂不是让新自由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边缘角色逐渐进入主流话语的过程。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尚未完全坐稳便遇到了麻烦。公允地说，新自由主义的承诺毕竟部分地得到了兑现，比如自由和效率，但这“部分兑现”当然是通过精英的地位来确证的，离开了精英的确证，这“部分兑现”多半也是所剩无几。至于它怎样获得大众的确认，新自由主义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乏善可陈。比如以新自由主义最为自豪的“自由”为例，我就很难把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无业可就”与“自由”联系到一起，如果这种“无所事事”就是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不知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是否愿意自己也享有这样的“自由”？再如人们深恶痛绝的“不自由”的户籍制度，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只要取消了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就能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中国的农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新自由主义的高人似乎忘了，进城打工其实并非小农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解体的小农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正如吕新雨所说：“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工厂和矿井，去忍受歧视、伤残与死亡。”②诚然，风雨飘摇的户籍制度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农从此有了选择的“自由”，而是对于小农经济不得不走向解体的一种法律追认。换言之，户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农经济从此具有合法生存权利的证明，而是小农经济生存权利已经丧失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中国呼吁农民的“自由”权利，或许不无道义上的优势，对于抑制资本的过度压迫也不无积极意义（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问题上的作用）。但是，自由的诉求必须以真实的经济权利为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自由不过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在市场经济下，这个经济权利就是非农就业的出路和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和土地买卖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迁徙和土地买卖“自由”的破产小农，至多也“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眼见精英正在不遗余力地挖掘着与大众之间鸿沟的火热场面（成功人士的高尚住宅和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这种鸿沟的标志），新自由主义“为民请命”的猛士形象总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奴才批评：“老爷，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些脏，应该洗它一洗”。其滑稽和讽刺着实让人忍俊不禁。GDP的快速增长虽然为 “效率第一”的诉求频频打出广告，但在利益失衡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了“皇帝新衣”式的做秀，其美好承诺的道义合法性正在被无情的现实稀释，其吸引力在两极分化中正在趋向递减，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空洞的说辞。在垄断话语权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开始摇摇晃晃，不再固若金汤。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并没有给左派的“出场”提供现实平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国际潮流中，任何自外于市场经济的努力都不过是与客观规律对着干。于是在左和右之间，最终出现了中派的主张。

中派的主张，在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与左派和右派针锋相对的主张相比，虽然中派的主张边界模糊，内涵和外延都有较大弹性，其发展前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是中派力图超越左右之争的局限，整合历史经验教训，在改革而不是守成、发展而不是停滞、开放而不是自闭、中庸而不是偏激的平台上实现“利益均衡”（不是利益平均）的承诺，已越来越被人们认同。在我看来，这种承诺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及其内在规律：第一，“用和谐社会替代失衡社会”，这在目标定位上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第二，“用以人为本取代以物为本”，这在价值诉求上具有广泛的人民性；第三，“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取代单一的经济增长”，这在路径选择上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必须承认，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作要求相当高超的政治智慧：静态中的“一碗水端平”不难（平均主义），动态中的“一碗水倾覆”也不难（两极分化），难的是既要发展，又要保证“一碗水端平”（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我们对科学发展观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约束条件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谐社会”的承诺能否顺利实现，显然是对决策层“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坦率地说：我尊重左派的主张，因为不论“平等的诉求”具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分，其对“两极分化”的忧虑在当下失衡的社会无疑是一副解毒剂；我怀疑右派的主张，因为不论“赢家通吃”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与时俱进”，其正在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失衡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我赞成中派的主张，因为不论科学发展观将面临着多少困难和阻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只能是当下中国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二、解构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所进行的反思和解构。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是与建构(construction)相对应的概念，具有向传统的教条和权威展开批判的内涵。“解构”并不是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包装和教条化理解进行解构，是为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一并解构掉。这是一种建设性的解构。改革开放20年多来，我国学术界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比如有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国特色、“三个代表”、小康社会等等理论），无不与这种建设性解构有关。然而，虽然解构是创新的基础，但解构未必创新。若为了“解构”而“解构”，那么解构之后就只能是碎片，剩下的是一地鸡毛。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精英收获的就是这样的“碎片”和“鸡毛”。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解构。

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大致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是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来解构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而为回归“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步是用“市场经济的现实”来解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推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打入乌托邦；第三步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进而从根基上颠覆马克思主义。客观地讲，如果说解构的第一步还具有“建设性”的话，那么从第二步就开始，这种解构就暴露出了其“破坏性”的真实意图。当传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被解构之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推论就成了解构的下一个对象。现实是大多数人的安身立命之处，用现在来解构未来，意味着在理论博弈中总是当下的强者，其胜出的把握自然符合“经济人”的算计和预期。事实上，大凡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推论的解构，其依据都离不开当下“经济人”这个活宝（张五常自诩用“三招两式”就驳得马克思“片甲不留”，可谓典型）。在“用现实解构未来”大获全胜之后（其实这种“全胜”十分可疑，对此我已有专文分析①，不赘述），新自由主义便力图将战果进一步扩大深化，于是“用现实来解构现实”便成了学术界的显学（只是此现实不是彼现实——前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眼中的现实；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眼中的现实），这种解构在以下两个实例中颇有代表性。

一是关于“发展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外延的扩展、脑力劳动的地位与比重的不断提高、科技和管理的创新劳动的意义日趋凸显等等现实存在，要求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原有的个别观点、结论作出新的认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骨子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真实用意是要解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分析。然而不知是缺乏学术真诚还是直面马克思的勇气不足，新自由主义居然想发展出一个“没有剥削的劳动价值论”。于是一场以“发展”为名的围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喜剧鸣锣开场了。可笑的是，这个喜剧以轰轰烈烈的气势开场，最终却以无疾而终的结果收场。为什么马克思的“现实分析”难以被解构？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仅仅是对现象的刻画和描述，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比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更本质、更深刻。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他们的先辈们在殚精竭虑地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而一无所获之后，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解构“劳动价值论”的努力。比如，马歇尔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谈价格，至于价值，对不起，无可奉告。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价值”面前保持了惊人的沉默，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在我看来，这种沉默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学术自信的蔑视，倒不如说是面对劳动价值论铁的逻辑时的无奈。然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一旦这种解构泛滥成灾，“发展劳动价值论”也就异化成了庸俗经济学的集体表演（比如“效用价值论”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只不过这次表演披上了与时俱进的外衣，其坐念唱打仍是当年庸俗经济学的那套路数，并无多大长进。

二是关于“公平”。面对日趋加深的社会鸿沟，为了标榜自己是“大多数人”的代表，新自由主义精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祭起了“公平”的大旗。尽管这很滑稽，却也说明他们毕竟对“损不足补有余”的政策主张缺乏道义上的底气。然而，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破坏性的解构之后，新自由主义并不知道自己应身处何地来完成他们的“公平”任务。比如，在贫富悬殊日益凸显的今天，新自由主义者时刻挂在嘴边的“人权”、“公平”就象堂•吉可德挥舞的长矛，其荒谬之处就在于：他们毫不吝惜赐给弱势群体以话语权利，至于支撑话语权利的经济权利（这才是人权和公平的基础和根本），则是不能也不愿给与的。于是，所谓“人权”、“公平”在他们那里只是说说而已，人们大可不必当真。一个众所周知的疑问是，在“人权”和“公平”的诉求越来越成为强势话语的全球化世界，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弱化了吗？两极分化收敛了吗？无需多高的智商，只需常识就可明白：没有经济权利垫底，人权和公平等于零！更可笑的是，本来“私产入宪”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依据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却硬要把“私产入宪”的必要性与保护穷人的权利合二为一，殊不知“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①诚然，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使命，保护和发展“合法的私有财产”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但是，学术界没有必要用“保护穷人权利”来为“私产入宪”提供理论合法性。这种做法既不客观，也不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②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样的刻画同样适用。

尽管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是“自说自话”（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但这种“自说自话”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却不可低估。正是在这种破坏性的解构下，对“规范化”的强调越来越成了一种文字做秀；对“形式化”的追求已经堕落成“皇帝新衣”式的愚昧表演：表演者“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③，可怜的听众们却诚惶诚恐地频频点头，因为谁也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比如，复杂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已沦为数学模型的自娱自乐，经济学界中人居然还乐此不疲）。更可悲的是，在解构了“真实”和“本质”之后，看见皇帝没穿衣服的人也不得不怀疑自己的智商是否出了问题，其结果就是学术界的“集体失语”。至于对“学术性”的追捧，如果不是确认自己精英身份的名片，那也不过是“马尾巴的功能”般的鸡零狗碎；还有所谓的“与时俱进”，除了制造出与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多大区别的文字垃圾外，剩下的就只是一堆连作者自己都有“阅读疲劳”的虚无。问题在于，这种情形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种病毒复制，体制中人几乎难以幸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显性或隐性的带菌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批判旧哲学是“郎福德式的淡而无味的杂碎汤”，当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熬出来的不就是这样的一锅“杂碎汤”吗！

或许不应讥笑当下学术界的鸡零狗碎，一旦市场经济成了供奉在学术祭坛上的“圣物”，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和“鸡毛化”也就势所必然。或许也不应当过于苛责学者们，倘若“市场神话”已不容解构的话，学者们如果不去捣鼓“鸡毛”和 “马尾巴”，又凭什么当专家评教授混博士呢？恐怕也只有在“鸡毛”和“马尾巴”上才能找到研究的“灵感”和“创新”的空间了。问题在于，在破坏性地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和本质分析之后，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市场经济又何以可能呢？

三、精英与大众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变化归结为“制度的变迁”（改革）的结果。然而，伴随着这种变化，新自由主义又重新演绎出了古老的“精英神话”：既然制度的变革具有如此伟力，而制度的变革又总是少数精英（在学术界，精英的概念通常包括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部分）策动的结果，那么只有精英而不是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于是，社会对精英与大众的评价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精英似乎逐渐代替大众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比如，在脑力和体力、企业家和打工者、富人和穷人、资本和劳动的比较中，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评判已经是非常鲜明，那就是不再承认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更有甚者，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某些影视媒体中的成功人士个个都成了勤奋无比、健康并快乐着的英雄和超人；而普通民众不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就是不思进取的懒汉，甚或还有不少牛二似的泼皮。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否认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那么，精英在社会中就理所当然地应当享有特殊地位，“赢家通吃”和“利益失衡”就是合理的，“协调”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就缺乏理论逻辑的支持，我们的发展观就难以理直气壮地重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然而，尽管改革2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精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却难以确认精英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地位，反而进一步证明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改革的实践大约是沿着这个线索演进的：农村的承包制——城市的责任制——企业破产和股份制，这其中伴随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市场化过程（比如，商品、技术、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资金）。众所周知，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廉价的劳动力（10多亿人口为“廉价”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保证）。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一句空话，它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正是这源源不断、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1）廉价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表现就是证明）；（2）在资本短缺、技术低下的国情下，劳动力的转移和替代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从中国经济20多年的变化来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廉价的、普通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单靠几个“精英”的呼吁和策划，基础设施、公路交通、城市改造与扩建、房地产业、服务行业、加工制造等等发展与变化从何而来？理解这一点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并不否认“精英”的重要作用，但我不能容忍对人民大众历史作用的歪曲和抹杀。如果我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就更加不容忽视——因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就是人力资本的主体。

即使从理论上看，结论也是如此。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是：劳动、资本、技术、制度（对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制度因素的作用不可忽略）。在这些要素中，精英和大众居于何种地位？换句话说，精英与大众各自同这些要素是什么关系？大众在劳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任何劳动的主体都是由大众构成的——即使在白领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也是如此，因为此时的白领构成了大众的主体，如果我们称白领为精英，那只能说明白领还只是少数，还不能构成劳动的主体。资本、技术、制度似乎与精英的联系更紧密——迄今为止，资本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也总是由少数精英开始的。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首先，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少数人手中积累的资本来源于劳动，这个劳动的主体仍是大众（资本所有者的劳动与其相比，只是一小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其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虽然往往是个人行为，但从根本上讲，技术的创新与变迁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而实践的主体是大众。其三，虽然制度创新的直接发动者多半是少数精英，但创新的需求、推动创新的主体却是大众。如果一项制度创新背离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求，缺少大众的认同和支持，它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异想天开，即使强制推行也只能是短命的。精英的创新意识固然要代表着某个阶层、利益集团的诉求和主张，但一个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合理的制度创新绝非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更非来自“神的启示”，它的背后一定是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

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分析之上的，要抹杀前者就必须否定后者，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要素价值论”的真实目的所在。这里所谓的“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以及后来所强调的知识。用常识就可以看出要素价值论的荒谬：其一，“资本”这个要素是由什么创造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资本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其二，“知识”这个要素也不是天外来客，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而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所在。不要以为知识可以脱离劳动，知识的探索、发明、创新、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劳动，不仅是一种脑力劳动，甚至于也是一种体力劳动。其三，“劳动”这个要素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虽然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新自由主义恨不能地球人彻底遗忘掉它，但也不敢公然把它从要素中剔除。其四，“土地”这个要素其实是一切自然资源的代名词，它的本质是“自然力”。自然力的确与“劳动”无关，甚至可以说，它的作用与劳动的作用呈反比关系。但自然力并不创造价值，因为经济学的价值是对“人类贡献”的评价，是对“有偿服务”的评价，自然力的贡献是“非人的”，是“无偿的”。只要自然力仍然不能替代人力，价值的内涵就一定是劳动。因此，只要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市场经济的时代，那么“劳动神圣”就永不过时。劳动价值论是“劳动神圣”的科学依据，而人民大众构成了劳动主体。一切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努力最终都成了可笑的闹剧，恰恰证明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是抹杀不了的。

诚然，历史证明了精英的“超前”贡献，但这个贡献并不能颠覆大众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历史参与者的“合力”，合力的主体不是少数精英而是大众。表面看，精英是“创新”意识的提出者，他们主宰着历史的舞台，扮演着历史的主角。但是，历史的导演并非精英，而是潜藏在历史进程中的“规律”！精英不过是历史规律正好选中的演员罢了（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正好符合表演这个规律的条件。如果规律缺位、不到位或失效，纵有天才也成不了精英。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和“协调”的要求，并不是对普通大众的施舍和恩赐，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的，是人民大众理应享有的正当权利。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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