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黑龙江15岁的男孩安丰龙为救落水同学，不幸溺亡。然而，被救男孩的父母始终没露面，并且不承认安丰龙是为救其子而死。最终，安丰龙的家长将被救男孩的家长告上法庭。

这实在是让人悲哀的事。由安丰龙的舍命，四十岁以上的人可能会想起王二小、刘文学、赖宁，这些人们记忆中殒命的男孩，曾经在夹杂着痛惜和尊敬的情感中，被几代人所怀念。假如时光倒转几十年，安丰龙大概也会进入那个少年英烈的谱系。

可是，坦率说，尽管安丰龙的故事近在眼前，但感觉上却仿佛是一条隔世的旧闻。因为二十多年来，我们耳闻目睹的是另一类人物和故事，是贪官潜逃、大款被抓、情妇发飚、明星八卦，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基础。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是通过经济的各项活动——投资、生产、销售，等等，追求利润最大化。正因为有了这个利益驱动的原则，“价格”才能成为市场上调动配置所有资源的“绝对信号”。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仅仅市场经济，还不至于让安丰龙在溺亡之后，再陷入身后的困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还失去了与市场经济相反相成的另一种力量，道德的力量。

那么，道德是什么？也很清楚，无非是克己、利他。道德原则与市场原则正好相悖反。因为假如克己利他，在市场上就会被淘汰。所以，中国的启蒙主义者，80年代同时兼用温情的文艺和晦涩的哲学张扬个性，鼓吹自我，批判传统。到90年代，启蒙主义者变身为新自由主义者，经济学成为“显学”，再也用不着文艺、哲学的弯弯绕语言，而直白宣告：“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检验一种理论主张是否靠得住，有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办法，就是设想把这种主张“到边到角”地付诸实践。那么，假如彻底实行市场原则，把市场经济的逻辑推向极致，也就是说，把“市场经济”扩展成“市场社会”，每个人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将产生什么结果？毫无疑问，那将是买方对卖方、员工对老板、朋友对朋友、老公对老婆，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最全面的博弈。其结果，将是家庭、企业、社会的全面解体。而之所以市场经济有时并未导致社会危机，是因为——例如在许多国家，除政府之外，还有教会、行会、公民社会，等等，这些非市场的社会力量有效牵制着市场经济的原则，使它无法彻底，不能极端。简单说，就是在市场之外，包裹着一个非市场的社会，构成了对市场的保护层，而道德正是这个保护层最基本的要素。

这个道理，我们是很晚才知道的。80年代，我们自己先用启蒙主义的手拆除社会力量的保护层，90年代让市场原则所向披靡。道德原则隐身遁形，偶一露面，也要按市场原则来理解和衡量。因此，“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英雄流血又流泪”，屡见诸报章，几成常态。

中国社会面临重建，如今要做的，是让市场社会重新回归于、收缩为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恢复原有的社会保护层，用非市场的原则约束市场的原则，或者说，让社会与市场彼此互动互补，保持良性动态的平衡。

在这个总的认识之下，道德建设需要从细节入手，但更需要一种宏观的视野和思路。我们需要对包括社会价值、舆论、名誉、地位、财富、资源等市场的和非市场的要素进行整体的调控。根据这样的视野和思路，在当前处于极度弱势的形势下，道德当然需要激励、奖励。这里，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公共权力毕竟是中国目前最强大的非市场力量。报载，江苏宿迁对邻里守望、调解纠纷和一般性的灭火抢险等小善行为累计积分，每月按每积1分换算100元的比例兑现奖励。此举招来争议。其实，在道德重建的初级阶段，类似这样的社区治理试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不能孤立抽象地看待道德，像康德伦理学那样，仅把道德看作一种“绝对命令”。道德需要制度环境，就像安丰龙，他涉险营救同伴，本出于一个男孩天然的友情、勇气和侠义，这种纯良天性需要在呵护中成长，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呢。

（本文原刊于《人民日报》2010年9月2日第8版，刊发时有改动，兹恢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