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路径讨论·

由于公共权力长期存在腐败现象，国家机器今天实际上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对此，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现实主义的策略，加强中央的权威和效率，以内驭外，以党治国，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工作”能力。

民主化绝不是中国的选择

文/特约撰稿员 祝东力

西式民主特别不适于中国

民主，或者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为解决精英集团的问题开出的药方。目前，公认比较“成功”的民主形式只有西式民主，而这也正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多年来向往追求的目标。问题在于，西式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它能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

必须承认，实行西式民主比较“成功”的都是人均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例如，2004年，美国人均GDP约为37610美元，法国为32300美元，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变乱频生的台湾地区，2004年人均GDP也近14000美元。这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人都是“经济人”，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甚至是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利益主体是高度多元化、高度分裂的。另一方面，民主体制需要有大体上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也就是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不能太大，利益分歧的大小必须控制在这样的限度之内，以至于完全可以用“投票的方式”，而不必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式民主通过“票选”来分割利益——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分歧，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共同利益。这个基本矛盾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即拉高整个社会的人均财富，使底层民众也能有一个温饱有余的生活水平和相应的发展机会，避免“我发财、你挨饿”的零和博弈，从而维持一个虚假的“共同利益体”。这是在一个利益分裂的共同体内较为“成功”地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因此，毫不奇怪，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都必须有一个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作为经济基础。一旦这个经济基础出现问题，民主政治那种繁荣、稳定和文明的日常表象也就荡然无存了。以最近的案例来说，由于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当地的基本生存条件，或者，由于法国移民社群的就业和生存条件持续恶化，于是都出现了原本似乎只有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才会发生的各种乱相。也就是说，当发达国家哪怕局部的物质基础动摇的时候，原本的民主宪政之类的制度文化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样，发达国家民主体制的所谓“成功”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西式民主并不是一种普适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由于对人均资源的过高要求，它特别不适于中国。因为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有必要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也就是以公共权力掌握有限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一方面以强制手段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整合与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在人均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定限度的集权是必要的。这就是管治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源。

中国所谓的民主化必然是假民主

就目前中国来说，在推行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与此同时，在人均资源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维持一个庞大、昂贵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的是，公共权力出现腐败，不能很好地履行平衡与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职能，甚至使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扶持强势集团，盗卖国有资产，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

就近观察，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和平过渡有两种模式，一是“苏东模式”，一是“东亚模式”。1980年代后期，中国曾出现追求西式民主的热潮，并最终演化为广场政治。同期苏联东欧也掀起了类似的民主化浪潮，其实质是：西化派知识分子和党内官员利用一党执政积累的社会矛盾，主导了党外群众运动，乘乱夺取政权。但是，这个“苏东模式”在中国并未成功，中国的精英集团在当时的政治震荡中渡过危机，化解了“苏东模式”的挑战。另一方面，“东亚模式”的实质是，在威权体制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民间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成长，在羽翼丰满后和平地接管政权。1980－199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在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再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中国关于民主或政治改革的舆论背后，常常出现民间资本的身影。“东亚模式”是否将是中国政治精英正在面临的新一轮挑战呢？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必然要面对一个政治清算的问题，也就是说，1990年代以来承担了改革成本的广大工农、市民和退休人员，就应该凭借其人口数量的优势，按照程序民主，对国有资产流失过程中崛起的暴富阶层或财富寡头进行清算。由此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未来存在这种清算的可能性，那么当今获得了改革红利的资产阶级就不会赞成民主化；但是，他们的确在以或隐晦或显著的方式推动民主化，这说明不存在清算的可能，因此未来的所谓民主化必然是假民主。在这方面，俄罗斯是一个例证。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魔术般地迅速涌现出大批财富寡头，在目前的全球财富排行榜上已超过西欧各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但是，在俄罗斯的民主体制下，财富寡头在政治斗争中失手的情况是有的，但清算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民主化，对于广大人民有什么意义？

中国应抓紧做好以下几件事

“东亚模式”一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无论是前军事独裁政权，还是民选政治领袖，都以美国为背景，政权是在美国默许和庇护下完成交接的。而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按照小布什总统执政初期的界定，中美两国是“战略竞争者”关系。此前克林顿时期虚夸的所谓“战略伙伴”不必说了，实际上，小布什的这一界定也比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近期演讲时所说的“Stakeholder”（共同经营者）要更贴近中美关系的实质。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以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为主导，整合欧洲和日本的高端制造业、中国等后发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从美国的立场看，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安于这一格局，中国将被永远锁定在“世界工厂”的位置上，由于整体利润微薄，国内因分配悬殊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将无法缓解。当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抵达极限，或者，当中国面临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瓶颈时，国内社会矛盾将由于经济增长停滞而爆发。因此，中国要生存就必须发展，这必然会突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经秩序。

在中近期内，由于中国在航天技术及核技术领域所占有的一席之地，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太可能发生。而中国正在增长的常规军力也应可以遏止同周边国家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在这样的安全形势下，中国应抓紧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在保持中低端产业规模，继续吸纳庞大就业人口的同时，应集中力量进行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研发，推动产业升级，挤占中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空间。这一点应无疑义。

第二，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规划和调控，翻转到政治领域，就是“共产党怎样驾驭资产阶级”。如何利用资本的活力，同时又限制其外部性。在资本与劳动日益分裂的今天，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检验中国政治精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在以上两点基础之上，尽快提高劳动阶级的收入，增加其就业，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之离开爆发的临界点。同时，尤其应对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项90年代的改革进行调整，停止劫贫济富的社会经济政策。

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解决自身的问题

要做到以上三点，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解决自身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共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曾经“高尚”过两回。一次是在1949年以前，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身先士卒，到建国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亦达370万。中共因此而夺取天下（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为弱势的政治集团，这很重要）。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中共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践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级以上干部曾三次降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亦降至行政3级。这种同甘共苦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剩余被高消费阶层所消耗，这是旧中国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逝世，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精英集团面临全面调整。

在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主要进行了三个方向的努力。一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二是打破西方阵营的战略围堵，三是对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精英阶层开展持续不断的社会批判运动。盘点得失，如果说，前两个方向的努力相当成功的话，那么，对精英阶层的批判则严重失败，特别是随着批判运动的扩大化，到“文革”后期更是人人自危。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精英阶层自觉放弃了以往频繁的自我批判运动。而正是在此之后，精英集团逐渐发生了问题。

在历史上，从肃反、延安整风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不少人受到伤害，但是，这些针对精英集团内部的整肃活动，对于提振团队士气，保持竞技状态，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放弃了政治运动之后，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从80年代的官倒、恶性通胀和政治动乱，到90年代的吏治腐败、国企衰落、贫富分化以及在三农、就业、技术、金融、能源、环境、教育、外交、安全等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说到底，仍是精英集团自身出了问题。

所以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做好中国的事情，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解决自身的问题。但对此必须采取理性的立场。实际上，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权力，就会出现权力的腐败，这并不奇怪。正如当今都市人群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并不危及生命，甚至也不会中断其工作一样，由于公共权力长期存在腐败现象，国家机器今天实际上也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对此，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现实主义的策略，加强中央的权威和效率，以内驭外，以党治国，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工作”能力。

几十年来，中国国家机器已分别经历了来自左、右的“文革”和“八九”的冲击。另一方面，从正面经验看，自“98抗洪”到2003年抗击“非典”，政治精英仍拥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和管理能力，对比近期美国和法国在处理危机时的表现，尤其不必过于悲观。

由于非同寻常的幅员、历史、文化传统、人口规模和经济潜力，尽管其现代形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都远未完成，但在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从量变到质变，根本改变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这意味着，自18世纪以来由西方霸权主导世界的历史将彻底结束，现有的国际政经秩序将全面调整。完成这些任务，扭转近代世界史的走向，是未来中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之前，前苏联、东欧和东亚的民主化绝不是我们的选择，即使国家机器处于“亚健康”状态。

（《凤凰周刊》总第207期，2005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