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的前景

——《中国与社会主义》读后

祝东力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并身历目睹了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观察者来说，现实的中国究竟姓“社”姓“资”——这至少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了。因为，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私有化，同时伴以持续增长、吏治腐败、贫富分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勃兴。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九十年代的状况”，才悖论般地导致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经历了多年暗淡和沉沦之后，重新在体制外的民间知识界复活并成长。

由此看来，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合著的长文《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原载于美国《每月评论》，由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译介）仍以“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制度”姓“社”姓“资”作为讨论的重点，缠绕于这样的问题，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来说，是缺少针对性的。

一、

在中国，革命来了又走了，留下一小批其精神上的孤儿，徘徊在后革命时代的废墟之间。对于他们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或许是重新梳理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历史，特别是重新解释近代以来历史中的关键，即革命的降临和革命的离去——《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所反复论说的“经济转轨” 就正是革命离去的一个结果。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历次革命的起源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由于统治集团在国际竞争中连续失败，导致矛盾内卷化，最终引发国内社会革命。以近代以来世界史上影响最大的三次革命为例：1756年到1763年，英国与法国在世界范围争霸，史称“七年战争”；结果，法国丢失了北美洲和印度的全部殖民地，英国上升为日不落帝国，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同时，由于长期战争特别是由于战败，法国陷入财政危机，终于爆发了1789年革命。同理，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被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德奥联军的攻势，俄国又迅速损失了250万军队、15%的领土、10%的铁路、30%的工业和20%的平民人口；于是，在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俄国接连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列强的打击下从古典文明的崩溃直到1949年的社会革命，更是上述历史规律的一次证明。

革命的爆发是由于对外竞争失败导致国内矛盾激化。反过来，革命成功之后，各国又纷纷经历了一个保守化的“恢复秩序”的过程。在法国，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政权，最终迎来了拿破仑帝国；在苏联，斯大林清洗了反对派，重建官僚机器；在中国，旷日持久的革命则以1976年10月“文革”派的被清算而告结束。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新的统治集团获得了今非昔比的力量和资源。因而，在重建秩序之后，一方面，是国内更激进的政治诉求被阻挡和压制；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则以新的姿态再度参与国际竞争。于是我们看到，历次革命的结果，是拿破仑横扫欧洲，是苏联赢得卫国战争并同整个西方争霸，在今日中国则是所谓“和平崛起”。

革命之前是国际竞争失败，革命之后是新的统治集团以壮大了的实力重新参与对外竞争，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就是革命的“前因”和革命的“后果”。关键在于，近代以来常规的政治、经济或军事斗争主要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革命，以社会阶级为基本单位，是这种斗争的特殊形式。

二、

《中国与社会主义》从出口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阶级关系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经济转轨的各种情况及其所导致的诸多矛盾。对这些情况和矛盾，近年来的报刊和网络上已有不少分析文章。比较起来，《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特点，一是相当系统和全面，二是将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升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并更进一步，提升到有关中国与东亚区域发展远景的讨论。后一点是本文所感兴趣的。

例如，两位作者认为现实的中国并非社会主义，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往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吗？也是，也不是。

4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大跃进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之后，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毛泽东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这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现仍未公开出版，但却是毛泽东晚期思想极为重要的资料。苏联教科书第23章讲到1936年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段围绕苏联教科书所发的议论当然也针对着中国的情况。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无疑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即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生产的目的是为使用而不是为利润，以及按照计划组织生产，等等。从中国公民或劳动者的立场看，他们享受或正逐步享受着上述苏联教科书所提及的各种社会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公民或劳动者在享受社会经济权利的同时，却并未享有社会政治权利，即“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当时的中国，由一个红色官僚集团（具有共产主义信仰）自上而下地进行管理或统治。问题是，这个信仰上的“红”可能褪色，逐渐变成“白”，而“白”进一步还可能变成“黑”。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只能说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

因此，毛泽东在数年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简言之，就是为了使国家社会主义落实为人民社会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这是因为，劳动者管理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民主权利的问题，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根本保证。

“文革”流产后不久，中国当代史的“新时期”登场了。从那时起，中国从原先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国家资本支配下的混合型经济，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一切特征。这个转型在1992年以后完成，劳动者原先所享有的劳动、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权利逐一丧失，令人联想到毛泽东几十年前的预言。与此同时，相反相成，毛泽东思想在民间复活，知识界局部悄然左转。

三、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较量的结果。现实走到这一步，说到底，仍是人民力量弱小的表现。这一点，从“文革”初期各派群众组织的混乱无序和今日工农群众的沉寂无为，即可略见一斑。

“力量弱小”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像《中国与社会主义》第五章结论部分所侈谈的“以劳动人民的需要与能力为本的发展战略”，就显得是一种空中楼阁。因为，在当今官、产、学三界精英结为一体的社会结构内，自上而下的根本性的路线转变绝无可能发生。与此同时，“力量弱小”的现实不彻底改变，即使因矛盾内卷化而自下而上地再度爆发社会革命，也仍然将轮回般地重复以往革命的“前因后果”。

当今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并不是那些后现代理论家轻薄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词所能概括的。就中国而言，如果在当前新一轮的对外竞争中失败，那么就可以期待另一场人民革命。即使是再度“轮回”，人民也至少将获得一次把握历史的机会。同时，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巨大的东亚之角塌陷，也势必将引发全球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反过来，如果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那么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财富和权力将重新分割，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中国就可能逐步改变五百年以来在西方主导下形成的全球格局，即，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国际政经秩序将被彻底改观。那将同样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坍塌的日子，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将获得一次全新的机会。作为两种殊途同归的前景，它们或许就是当前经济转轨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