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1805—1859)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展现出欧洲人曾经历过的那段“激情燃烧岁月”，并对其心路历程加以深刻反思。

一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一直是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改革的参照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披露，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曾“倍加赞扬”，他以批评的语气说：“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页)

　　阅读托克维尔的这段文字时，笔者仿佛置换了时空，误以为这是批评今天中国的那些以美国制度为范本的“普世价值”派，这也说明今天一些人坚持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改革，与托克维尔批评的那些以中国为“最完美的典范”一样，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当托克维尔写作此书时，中国的情况并不像欧洲学人想象的那么理想。中国当时已出现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1856年，太平军攻克扬州、破“江北大营”和 “江南大营”，军事胜利达到顶峰，已与清王朝两分天下，统一的中国接近破裂。

　　当年欧洲学者赞美远方的中国，确有心仪东方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影射欧洲政治。欧洲启蒙学者曾赞美过中国君主制度，那多是为了批判当时欧洲教会对世俗王权的干涉，扶持虚弱的王权以解决欧洲“两个中心为患”的政治困局;后来欧洲学者赞扬中国君主制度，主要是为了反衬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教训。这些学者看到了法国农民是如何在英国商品的冲击下瓦解并转为涌入城市的无业流民，这些流民又是如何在自由主义的鼓动下，在城市兴起历史最激进而结束方式又最保守(拿破仑帝制)的革命。这些经验警醒了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欧洲睿智学者，他们认识到激进的改革或革命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托克维尔及同时代的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总结是富有成效的。自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从“激情燃烧岁月”普遍回到传统的君主制之中，“稳健政治”在19世纪中叶成为各大国选择的治国路线。德国俾斯麦、俄国维特，美国的林肯等，均推行稳健的国家政策。这些看似保守的政策反倒加速了各国的发展，把欧洲送入以“维多利亚”命名的全盛时代。

二

　　早期的托克维尔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法国政治中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过来人”的经验，使他对自由主义有了成熟的反思并写了一系列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其通过总结法国大革命经验以表达他的反思成果的影响较大的作品。他在书中写道：“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同上书，第201页)

　　托克维尔于此书中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即“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恰恰当年对“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他写道：“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同上书，第209页)

　　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前“最急于改革”的是那些已在“改革”中获利的人群，他写道：“这个阶级这一次表现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坚决。它尤其大声疾呼号召在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未想到人们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即将全部垮台。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同上书，第213页)托克维尔因此提出一个出乎自由主义者意料的现象，即革命的出现往往不在人们失去而是获得自由之后：“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同上书，第210页)

　　托克维尔总结出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它似乎适用于一切政府。例如，19世纪末沙俄政府斯托雷平的“土地制度改革”、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80年代末的苏联政府都曾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在历史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反成了其政权垮台的加速器。

　　结果，最严肃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所有改革政策导演出最富有喜剧色彩的“三段式”结局，这就是：改革改出了革命;革命打倒了帝制;帝制又被人民请回来结束了革命。

　　托克维尔写作此书时距离法国大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思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这些反思又促使欧洲人能够比较合理地思考和消化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以往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并使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看似“旧制度”中进入全盛时期。

三

　　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让笔者体悟到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轨迹，认识到保守在相当的历史时刻是保存激进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也是激进革命的必要补充。毛泽东曾说：“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法国拿破仑用旧体制保留了大革命创造出的新的政治成果(比如《拿破仑法典》保存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土改成果);德国黑格尔在国家哲学中保留了革命的辩证法，俾斯麦在恢复帝制中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统一;中国曾国藩等用“洋务运动”的形式为国民党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这些都是用保守的方式巩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典型案例。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实行了30多年的中国的改革——很像法国大革命前某些要“攻坚”的“雅各宾”政客们所认为的那样——已进入“深水区”。要避免改革失败，其关键就是不能否定前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具体说来就是不能否定中国1949年革命以来形成的政治成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基于这个制度之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如果我们的改革将前一次革命的基础性的政治成果也改掉了，那它就要面临被新的革命所否定的可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