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标准中的价值体系问题
关于实践标准中的价值体系问题
岳德常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价值体系发展水平高低的区别,这就像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高的不同一样。这种区别不仅会影响到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而且还会限定人们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偏好。由此可见,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仅仅强调人的实践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价值体系问题。这是因为人离不开价值体系,人的实践也离不开价值体系,都在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
对这个问题认识,人们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马克思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他同时也感觉到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们的“实践”是不同的,所以他便强调了“革命的实践”,他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所谓“革命的实践”,自然也就区别于其他许多非革命的以及反革命的实践。
后来,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了理论的进步,他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2]他也注意到实践的方向性,他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
再后来,刚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过分地强调了实践标准,忽视了人的实践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问题,把所有的实践都同等看待,不管是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都可以大胆地试。这实际上就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支持下,那些具有破坏性倾向的实践也得到了表现的机会,所以,经过30年来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在获得巨大的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经过了这样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的反复,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出进一步的认识:只有在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指导下的认识与实践,才能逐步接近真理,否则的话,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用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话来说,那就是,如果人们具有了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其实践便可遵循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逻辑;但如果他们坚持的是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其实践所能够遵循的就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
但要认识到价值体系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人们自身的价值体系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那是问题,诸如腐败现象等等。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反对是共同的,分歧的根源在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价值体系还是体制。有相当数量的人,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价值体系问题的存在,所以便把目标对准体制,主张通过对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现实问题。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价值体系问题,所以就恰好被低水平价值体系控制着,在他们狂热的民主诉求下面所掩藏的也无非是要用这种狭隘片面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他们所坚持的这种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正由于这些人在价值体系上的无知,所以就看不到问题的根源,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来看当前的左右之争,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是两种价值体系的争论,与之相应的也存在着两种政治学说的争论,一种是立体的政治学,一种是平面政治学。平面政治学忽视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在人类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被忽略了,因而它不能引导人类正确地认识和实践。立体政治学注意到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从而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通过这个进化过程,带动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的进步,逐步摆脱内耗、贫困的纠缠,进入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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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5页.
[2]毛泽东文集[M]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21页.
[3]毛泽东文集[M]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20页.
丛林法则是社会内耗的主要根源
事物的进化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内耗增减的比较和选择过程。一切生命系统、技术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更迭与发展,都是为减少内耗而进行竞争的结果。内耗较小的生命物种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下来,内耗较大的物种则被淘汰。技术设备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内耗相对小的取代那些内耗相对大的。在经济活动中,那些低耗高效的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而那些高耗低效的企业则会破产倒闭。社会形态的更迭也是如此。社会的主要功能是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合理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一个高级的社会形态之所以取代低级的社会形态,就是因为高级的社会形态协同作用强,和谐程度高,内耗相对小,从而社会不和谐因素降到最低,把管理成本降到最低,以最节省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内耗随着人类社会的由低向高的发展而日趋减少,由此可以说内耗的高低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原始社会的内耗是很大的。那些膜拜自然、以血缘关系和神权统治来维系社会秩序的部落集团,其有序和组织化程度极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狭隘愚昧经常导致社会内部的自相残杀,造成社会分崩离析,这也是原始社会长期停滞和最终瓦解的原因之一。国家的出现强化了社会内部的协同作用,提高了社会系统的有序化和组织化。但是私有制又使人们的利益互相对立和冲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内部联系极其有限,其有序组织程度也很低,常常出现割据战乱直至土崩瓦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社会系统的内部联系,提高了有序和组织程度。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利益对立的现实,损人利己的竞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无序化,这种内耗积聚到一定程度,便会爆发经济危机,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浪费。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私有制这个范围内找不到解决内耗的办法,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彼此对立的关系;按照丛林法则来处理这些关系,只能使矛盾越来越尖锐,内耗越来越大,直至使社会分崩离析。正如《群氓之族》一书所说:“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向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1]
换句话来说,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内耗的原因很复杂,但在目前看来,其主要根源在于私有制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控制了社会生活过程。给人类社会生活造成内耗与恐惧、绝望并进而推动人类社会趋向于毁灭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恰恰是来自于人类自身。这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造成的巨大的荒诞。罗马俱乐部的创立者奥锐里欧• 贝恰先生说:“我们在考虑有关自己及其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问题时,依据的是落后于时代的错误概念。它使得人们按照支离破碎的、与现实的世界相互争斗的做法来思考和行动。这完全是一个讽刺。因为人类给地球上各种事物造成愈来愈多的损害,使其改变了形态,而其表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与欠缺。现在总的趋向是,各个人的动荡不安和紧张感已扩大到地区和社会,日积月累,又重新返回到我们各个人身上。”[2]人类就像幼儿一样,搞不清“我想要”与“我需要”的区别,为了“我想要”的目标而巧取豪夺,大打出手,造成了无休无止的冲突。从每天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由于现代科技的巨大进步,这些冲突一旦爆发,就是血腥的、超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
由此可见,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就是社会内耗的根源。由于财富的私人占有权是排他的,而不是共享的,所以处在这个价值体系上的人们不可能和谐相处。美国人麦迪逊所遇到的人全都处于这种价值体系水平上,所以他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相互敌视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致在没有任何物质诱因存在的场合,最琐屑和最荒谬的差异也已足以点燃他们的不和激情,激发出最暴烈的冲突。”[3]从人际关系来看是如此,从国际关系来看也是同样,苏联解体为独联体之后,西方国家仍然与之处在矛盾冲突之中,北约依然要东扩,步步紧逼;现在已经有着同样的价值体系了,为什么还要冲突,这就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价值体系就是社会冲突之源,苏联的解体并不能消除冲突,只不过是使冲突降低到一个层次,从原来的价值与利益的混合型冲突降低到纯粹的利益冲突。
我们还可以由此而发现一个规律:随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日益强化的过程,社会内耗便日益加剧,直至分崩离析。一旦大家都各顾各的个人奋斗,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在这种价值体系控制下的社会不能可持续发展,更不能和谐发展。旧中国几千年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来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一种是通过政治暴力,一种是通过经济手段,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丛林法则,剥夺和奴役别人。由于在经历了一次崩溃之后,没有产生别的价值体系来取代旧的价值体系,所以社会就仍然要按旧的价值体系重新整合起来,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起来,矛盾又一次逐步积累起来,走向下一次崩溃。这一次全世界都遇到了经济危机,于是主要国家的领导一块开会研究应对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能改变其价值体系的缺陷,所以,这些方案都不是治本之策,只能是扬汤止沸,甚至是进一步加剧危机。而要改变价值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中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灭顶之灾。
有人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很优秀,其理由是它能保持长期稳定,即使有社会动荡,不过也是更换一下政府,对整个社会没什么影响。相比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来说,由于结构高度复杂,很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导致整个国家覆灭。根据优胜劣汰的原理,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西方政治体制优越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规律,在进化的过程中,越是低级的生命就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越是高级的生命就越是脆弱。比如说,病毒和细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白喉杆菌为例,它在病人用过的物体上能生存数周,不怕干、不怕晒、不怕冷,在儿童的读物、玩具、手绢、毛巾和餐具内皆能生存。病毒和细菌还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比如爱滋病毒,一旦感染上人,人体里有几百亿个细胞都会遭受它的“无情屠杀”;相比于人类这样的高级生命,低级生物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比如蚂蝗、蚯蚓,被砍成几段都不死,再生出新的个体,而人类就不具有这种能力。我们能否因此就认为这些低级生命就优于人类,进而把它们的生存状态作为发展的目标呢?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人来说,都必然希望进化到生命的高级阶段,而不希望停止于低级阶段上。生命只有一次,珍爱生命的人都希望生命具有最大的价值,都会追求一种高级的生命状态,而不会甘于成为一个细菌或蚯蚓。
对于政治体制来说,也是同样道理,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比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保障闻道者掌权的体制,因而就能够把社会稳定在一个高级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上,虽然它很脆弱,但却是人类进化的高级阶段,使人类摆脱丛林法则的控制,摆脱内耗与生存竞争的压力,进入和谐发展的新境界,因而是值得追求的。人类应当自觉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所以就应当自觉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进化,稳定在进化的高级阶段上,而不是向西方政治模式退化,这就像人类不能向细菌或蚯蚓退化一样。
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这是根本性的前提。在这个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进化的过程中,新的价值体系必然要有一个由少数人向多数人普及的过程。必须是在这个普及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地由少数人作主转变到多数人作主,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形式必须能够保证闻道者掌权,从而保证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正常进行。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仅仅是为民主而民主,那就意味着放纵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丛林法则,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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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第17页。
[2][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第157页.
[3]转引自[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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