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统领律

人们虽然都有一个价值体系，但其内容很庞杂，各种不同来源的价值目标混乱地堆积在一起，互相矛盾着，很不和谐，很不统一。价值体系的这种不和谐必然要表现于外，于是我们便可看到，许多人在行动上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追求着个人利益的人们得到的却是自讨麻烦，甚至是自我毁灭。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就要对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找到一个可以把把所有的价值整合起来统领起来的高阶价值，以它为核心重组自己的价值体系，使这个价值体系内部和谐统一，这样才能保证行为的科学合理，正确地维护和实现个人利益。因而我们并非如传统的道德家们那样，把公与私对立起来，要求人们大公无私，而是建议人们给自己找一个科学合理的价值作为核心，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地维护个人利益。

在这个对自身价值体系反思和整合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当人们追求某一核心价值时，尽管这个核心价值本身很难于实现，但处于其统领下的各种价值却可以因这这一核心价值的拉动而得到实现。换句话来说，人们所直接追求的目标是难于实现的，它只能在追求更高一阶的价值的过程中，“附带地”得到实现；这也就是说，低阶价值担当不了价值体系的核心统领的功能，它会带来身心的不和谐、痛苦，所以人们就要寻找其他较高阶的价值作为核心来整合自身的价值体系，如果这个新找到的价值仍然不能胜任，人们就还要继续反思，继续寻找，直到找出那个能把整个价值体系统领起来的核心价值。我们可以将这一规律简称为“高阶价值统领律”。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人类价值体系的进化才能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就像百川东到海是由于地球引力对每一个水分子的作用一样。

根据这一规律，人们如果要想实现某个目标，就应当追求比这个价值更高一阶的目标。如果不是追求高一层级的价值，而是直接追求某个低阶价值，这个低阶价值就变成了核心价值，而作为核心价值，它就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社会集体来说，也是同样。因而当人们追求发展生产力时，生产力的发展是难于实现的，即使发展了起来，也会产生其他生态恶化、社会动乱等副产品，从而把经济建设的成果毁掉。正如郎咸平所说的那样，“只有跳出经济圈，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对于民主政治建设也是如此，仅仅着眼于民主程序的建设不是真正的民主建设，必须追求着更高一级的价值体系，民主才是可以实现的。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高阶价值尽管是难于实现的，但人们依然要将他们作为奋斗目标，因为只有在追求着这些高阶价值的过程中，其他一些基础性的目标诸如生产力的发展、民主法治等等才能得到实现。这便是唐太宗所说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1]

由此可见，高阶价值虽然是后来被人们意识到，但它们后来居上，是整个价值体系的核心，统领其他低阶价值体系，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和谐的价值体系。这个高阶价值的出现使人们的价值体系完成了一个核心的转换升级，这种转换升级类似于天文学上的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换升级，是一场发生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前是基本需要居于人的意识的中心，高阶需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没有进入人们的意识，被人们忽略了，在这个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价值体系的指导下，人们的行为便不合理，人生的许多重要利益被人们忽略了，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等高级需要受到了压抑，于是便形成一种病态的人格。由于对基本需要的片面追求而形成的生存竞争使人们互相敌对，进而使人们都不能实现基本需要，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阶价值把人从动物式的存在状态提拔起来，进入人的生存状态。当人们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排他性，这就决定了在这种价值体系控制下的社会是一个丛林法则控制的社会，人们激烈竞争，你死我活；而当人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时，由于这种价值只能是集体共享、共同实现的目标，所以社会就处在和谐法则的控制下，趋向于和谐。这种从丛林法则上升到和谐法则的提升，是从动物状态到真正人的的生存状态的提升。人们通常把当官叫做提拔，但实际上那不过是级别的提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拔。真正的提拔是把人从动物式的生存状态提升到人的生存状态，为了这种提拔，人们理当手足并用地“往上爬”，因为它比官员级别的提高更为重要。

同样，根据高阶价值统领律，只有那些站在较高价值体系的立场上的人才能正确地认识那些由于低级价值体系所引发的矛盾冲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冲突，把它引向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推动社会趋向和谐。因而只有在较高价值体系的立场上的人才能胜任领导者的位置，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切切实实的利益问题。那些处于低阶价值体系的人们难道就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问题吗？当然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是可以的，比如说在市场环境中，他们通常是明智的，某种本能式的东西使他们在个人物质利益上从不犯错；同样，对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来说，一个处在低阶价值的人则可以更好地胜任管理职能，他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一个处于高阶价值水平上的人反而胜任不了这个职位。但是，要对社会公共事务正确地提出和解决问题，就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他们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呢？实践证明，不能对人们的自知之明寄予过高期望；同时也正因为看不清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狂热地主张“民主”，也即是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许多纷争由此而起。

对于地球来说，也存在一个管理的问题。毫无疑问，只有那种具有高阶价值的人才能胜任这个管理职能。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已经不能保证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它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两极分化和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人类如果不抛弃这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将把人类拖入崩溃的深渊。所以我们便可预测，资本主义行将就木的日子为期不远了。至于这个行将就木的时间是在哪一时刻，则要取决于人们在价值体系上的觉悟程度，以及大崩溃到来的速度。如果大崩溃很快到来，而人们在价值体系上又有充分的准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可大行其道，新制度的自组织过程就可以很快出现。但如果人们在价值体系上没有充分的准备，像美国人那样手忙脚乱地忙于反恐、台湾人乱哄哄地忙于台独，即使有大崩溃到来，也不可能引发革命，人类只能在乱哄哄的吵闹声中走向毁灭。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那要看地球生态系统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破坏的容忍限度，这个临界点是很难预测的，我们不知道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很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人类如要自我拯救，那就必须尽快地发展出一套以高阶价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且要让它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互相强化的“超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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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李世民：《帝范》。见于万维钧编注《帝范——君王的笼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