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孜孜以求的“道”

岳德常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以及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新的太阳，它的照耀下，人类的历史便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所孜孜以求的“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对“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历史是什么？”[1]的问题做出新的解答。

　　首先，历史便是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

　　在生物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除了具有无机界的物质性、生物界的生命特征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独有特征，这就是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哲学人类学》的作者兰德曼旁征博引地概述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人“不再是自然手中一架运转永远永正常的机器，人成了他自己的行为的意图和目标。（赫德尔）”“在植物和动物中，自然不仅指出了目标，而且也自己来实现目标。但是，对于人，自然只分配了目标，自然把目标的实现委托给人。（席勒）”“人在改变他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也改变着他自己。（马克思）”“人是他自己的伟大实验者；人是永不气馁的人，是永远面向将来的人，人发现人他自己的跳动着的活力中找不到歇息之地，所以他的未来像靴刺一样始终不懈地刺激着每一个现在的肌肉。（尼采）”“海德格尔让我们‘设计’我们自己。”“人与其他的造物不一样，对人来说，没有先于其存在的本质。……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不是他能够接受或拒绝的礼物……人不能逃避自由，甚至在他不知道自由或否定自由的时候也是如此。（萨特）”[2]

　　由于人是“未完成的”、人是自由的、人必须自我设计自己，所以他必须在自己的头脑里设计自己的未来，就像建筑师造房子一样，他要有一张关于自己的设计图，“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对于自己的人格建设，人们同样需要有一个设计，这便是现代人所说的价值体系，它由人的本能、经济制度的强制压力、文化环境的模塑与个人的理性思考等因素编织而成。我不在乎人们说我是什么唯心主义，在我看来，这个价值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物。不管是好的是差的，每人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哪怕是那些否定这个东西的客观存在的人们也同样要有一个。全部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发端于它，其进化过程也决定于它。人的价值体系也决定着其人格的高下，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价值体系的进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就如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密码与蛋白质的关系一样，遗传密码的保存与进化是目标、是动力，而蛋白质的存在不过是基础、介质或者说是手段，或者借用老子的说法，是古人祭祀时所用过即扔的用草扎成的“刍狗”。珍爱生命的人们，当然不想当“刍狗”，但却逃不出这个命运，唯一的出路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科学全面的价值体系，自愿地委身于“道”；一个社会要想和谐稳定，也要为自己选定一个科学全面的价值体系。

　　然而，价值体系并非像超市里的商品那样任由人们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人们要选择哪一种价值体系，要取决于时代的货架上所摆放的“商品”。有的时代提供的了较好的“商品”，有的时代则提供了较差的“商品”，社会就像是一条生产价值体系的流水线，每一个人都从上面得到一个“商品”，使用了一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价值体系的存在，就像鱼在水里生活却不知道水的存在一样。只有少数人有幸进入哲学家和先知圣人的库房，翻出了一些价值体系，因而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利，但又经常地发现这些价值体系的适用性很差，不是过时了便是过于新潮，就像盲目跟风的年轻人的穿着一样，他们的怪异的打扮总是引来路人的侧目。时代潮流，归根到底是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价值体系，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铁床一样，把高个子锯短、把矮个子拉长。要想在自己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就要具有这个环境所要求的价值体系。人们若想自由选择价值体系，除非能对自己出生的时间自由选择。特别是对那种深层次的价值，人们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对它们进行更新换代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价值才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头脑。

　　只有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人们有机会超出其时代赋予的限制之后，人们才会发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它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发展进程。历史的目标就是进化出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道”，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道可道，非常道。”在对“常道”的寻找过程中，人类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才找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应该就是老子所说的“常道”了。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对于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来说，人的生命也不过是刍狗。两千多年以来，无数人的辛勤劳作、殚精竭虑、灾难痛苦、奋斗呼号乃至某些人的阴谋诡计、邪恶愚蠢，都不过是历史之神用过即扔的刍狗，无数人们的生命过程不过是被用来维持、发展出这个“道”的工具，其目标是发展进化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人真正地成为人。换句话来说，仅有有和科技的进步，人还不能成其为人；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与人的动物本能相结合，反而会将人类推向毁灭；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进步，才能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使人类文明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过程延续下去。

　　其次，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来对历史的重新分期。

　　当我们确立了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在历史进程中的支配地位之后，原来被用来划分历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标准便淡化了，价值体系标准突显出来站在了前台。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命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使人真正地成为人的价值体系；它有一个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在它诞生之前，人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人；在它诞生之后，人类才开始了提升人性、使人真正地成为人的精神跋涉过程，直到最终清除了兽性、获得完善的人性。按照这个标准，便可将历史划分为史前期、诞生成长期、成熟期。

　　史前期。大约距今四百到八百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在动物种群最高等的灵长类动物中形成了一支类人猿群体。它们是生物群落中最高级的生命，具有比其它生命更发达的大脑和身体感官，对客观外界具有感知和适应能力，所以它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迁，由于采取杂食特别是火的应用，它们可以吸收更全面的营养，使得大脑和四肢更加发达，能够思维、站立行走、创造发明和使用生产工具，在“生存斗争”中取得了优势，从而为进化到人类阶段奠定了基础。但他们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还没有进入“历史”，因而我们把它称为史前期。雅斯贝斯说：“史前无疑是不断变化的波流，但它在精神上并未获得历史的身份，……”“人类在史前的进化，就是构成人性之基本因素的发展。”“史前的过程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这一形成过程是人之基本结构的成长过程。”[4]“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意识。”[5]

　　诞生成长期。这个说法来自于雅斯贝斯的启示，他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6]

　　“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7]

　　现在看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及其门生的的作中出现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并发展延续下来，直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人类的价值体系开始进化，在与旧价值体系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新价值体系发展起来，这期间经过了许多曲折，经过多少代人的传承发展，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汇聚融合，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上升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再经过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形成了科学理性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的历史便是这种价值体系的成长史，这同时也是人性与兽性冲突的历史，是丛林法则与和谐法则冲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性进化过程并非是一路凯歌，而是在艰难曲折中上演着悲壮的历史剧，其弱小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被压制、被扑杀，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在烈火中重生，以新的形式顽强地昂起头成长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的理想的忠实继承和最终实现，是人类进化过程乃至整个大自然进化过程的最终成果，极其珍贵，我们必须高度珍惜。

　　成熟期。从轴心期开始到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2500年的历史即是人的诞生成长期。如果以植物的成长过程来比喻，轴心期为萌芽期，经过漫长的岁月，直到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中，新的价值体系长出了主干，直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开花结果，人性趋向成熟。

　　而今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目标，在这个新达到的认识与实践高度上，我们对共产主义便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按照以往的说法，共产主义被定义为是一个物质资料充分涌流的社会，而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一个被生产力标准控制着的大脑里产生出来的幻想，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抽象。用这个抽象标准来建设共产主义，必然要误入歧途。所谓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方式，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要想把社会组织管理好，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并让人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就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当然，这样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并不是由某个伟人发现了以后现在地套在社会身上，而是要随着人性的进步而逐步地成长起来，它是一个由闻道者组成的社会，一个由联合起来的人们自觉地驾驭其生产生活过程、与自然生态保持和谐、同时又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于是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究竟是应当先有理想的制度呢还是应当先有成熟的人性？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是这样：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进化过程，于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就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把人们从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压力下解放出来，为人性的进化提供新的空间。因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就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配套措施，那就是要为人们提出新的人生目标，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着这种价值体系不断扩大影响范围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也就逐步形成了。但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发挥着作用的依然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会自然而然地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重新起来，什么黑窑、蓝藻、黄色文化、腐败现象等等都会重新在社会生活中孳生出来。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60年，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体制和观念不断更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这种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强行军”，使中国成为全球政治、经贸的焦点，同时也造成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困境和危机。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中国占据了一种特殊的“战略高度”，从而有条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任务，在哲学上演奏了第一小提琴。我们可以断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志，新世纪的大门已经被叩开，自觉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开始了。我们见证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领导地位后，对和谐的追求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追求，人类的苦难以及为了消除苦难的革命都将成为过去，战争的喧嚣也将成为过去，一个漫长的求索过程终结了，一个平等、和谐的新时代开始了。

　　其三，按照“美的规律”建设社会主义。

　　各种价值体系中都包含着真善美的标准，因而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其真善美的标准也不同。愚蠢、邪恶与审美趣味的低下是密切联系的有机统一体，那些处在发展的较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往往是由人的欲望、文化传统、关于未来的幻觉等等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其所坚持的标准也是片面畸型的。在这样的价值体系指引下的实践活动，不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也会危害个人利益，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达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人们才能克服价值体系的内在冲突，在整体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客观全面地认识现实，在实践上则有效地实现自身和整体的利益，并在追求着个性完美的过程中，进而形成完美的社会政治组织，使社会和人生趋向和谐，使生活过程成为艺术的审美的过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进行了比较，他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造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8]现在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包括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我们要想建设一个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就必须按照这个价值体系来建造。因而我们就不再需要有一门专门的美学，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建造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美学。

　　所有的人都处在社会价值体系进行过程之中，都处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上。这每一个阶段的价值体系都自成体系，都有与这个阶段相应的真善美的标准，而不是终极的真善美标准。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改造世界，他也只能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一旦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就同时在思想上超越了这种局限性而站在了新的水平上，进一步要按着这种新达到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正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总是觉得他达到了终点。”[9]黑格尔认为世界的运动变化乃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结果，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就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普鲁士王国是体现“绝对观念”的最好国家制度，就是历史的终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主义政权崩溃之后，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向人们传布了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这种说教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

　　因而人们关于社会制度的争论的本质在于，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还是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是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还是用“丑的规律”来改造世界？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地球上的肆虐所带来的战争、腐败、两极分化、饥荒贫困、环境恶化等等一系列情况表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是“丑的规律”，用这个东西来改造世界，就只能使地球环境满目疮痍，只能使人类趋向毁灭。“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10]就算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要我们借鉴了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规则，照样会把相应的结果引进来，“蓝藻”、“黑窑”之类的事件就必然要层出不穷。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别无选择，那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本来就是共产党人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继续坚持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能否继续坚持这一方向，则要取决于人们能否真正地把自己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他所坚持的就只能是不那么美甚至是“丑的规律”，如果一个人不闻道，他便不能正确理解和谐社会，也就无法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正确的见解，这就像射箭一样，一个身小力弱的人，尽管也能看见箭靶，但射出的箭却总也中不了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样，如果闻道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不了领导地位，或是在人数上比例太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建立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人们认识“美的规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各种社会理想，归根到底，都必须与人们所追求的个人理想相结合，成为人们自觉奋斗的目标，然后才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关重要，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目标体系的画龙点睛之笔，只有当这个价值体系在全体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之后，以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目标才被注入了血液，具有了生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一系列目标，不光是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包涵了一种较高层次的个人性格特征，一种新的人生目标。只有在价值体系上进化到这个水平，才能最终克服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病态、痉挛、自相矛盾、自相残杀以至于自我毁灭的倾向，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可以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对人们的精神束缚，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较高的人生轨道上，当着这种人生目标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的时候，“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也就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了，而是把根扎在现实中的有生命的成长着的目标，和谐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成长起来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照耀下，人类的幼儿阶段结束了，一个成熟理性的阶段开始了。因而，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还是福山的自由民主理念，都不是历史的终点；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有能力终结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终结以往充满灾难不幸的历史。共产党人的目标不是终结历史，而是推动历史进入新境界。

　　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运用国家机器来为人们的精神飞跃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打破旧的价值体系对人生道路的控制，人们的精神进步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性的提升相辅相成，人性的进化是社会制度进化的根本动力，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就在于引导人性进化的能力。社会主义因而就必须为人们提供更高的人生理想，如果继续听任丛林法则对人民的误导，自然就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引到我们的社会中来。在人性堕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成为弊端，就会趋向于崩解。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来抓，必须研究使这个价值体系能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切实创造这些条件，围绕着这项任务的实现来组织社会生活，使这个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运行过程中去。用这种新的价值体系为“序参量”来重组社会生活，也就是运用“美的规律”来建造社会生活，从而使社会生活彻底革命化或者说是“美化”。只有在价值体系的层次上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并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才能打破僵局，走出困境，开创人类历史进步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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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211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4]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7页。

　　[5] 同上，第13页。

　　[6] 同上，第8页。

　　[7] 同上，第8、9、1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9]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