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余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陈志武的大作《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从所谓的金融学角度，推断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他鼓吹美国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出于对小孩的爱，批评中国人生小孩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养子防老”。反对“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主张和设立孔子学校的文化外交政策，鼓吹基督教性质的资本主义，强调私有产权和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但是他的论点论据经不起基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推敲。

关键词：儒家文化 金融学 养子防老 基督教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长篇大论《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以所谓的金融学角度来贬斥东方的中华文明，吹捧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攻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文化外交政策。但是，金融学能够完成反思文化的重任吗？陈志武本人对金融学和文化知识又知道多少呢？本文将对他的上述奇文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陈志武的主要论点和论据[1]

1、像“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规范是世界各文化的普遍价值，并非儒家文化独有，否则我们中国人出国之后就不会有与别人交往的任何基础。这些内容是今天的中国以及任何社会都应该教导的。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2、“家”作为基本生存单元是动物的共性。婴儿一岁之前靠吃奶，即使一岁之后能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12、13岁前一个人还是难以独自谋生。家是人种延续下去的最基本条件。任何今天还存在的民族，它必须有重视家庭的基本文化内涵，否则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

3、人类有两种途径规避未来风险，其一是靠发展，通过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供给量来增加人类整体生活水平，这当然能提升个人度过风险事件的能力。其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精神交换达到互保、互助、资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会共同的避险能力，使个人能更好地度过经济紧张、精神压抑时期。

4、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能力低下，原始部落成为规避生产风险、规避天灾人祸、提供原始精神消费的基本组织。那时没有正式金融契约交易，但部落里共享一切，其实就是基于隐性利益交换的原始社会保险安排。而在农业社会，外部化的法治没有建立，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还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这时，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

5、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

6、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7、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8、中国并没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在这种缺乏正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观的社会里，大众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来支配，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高级在哪里。反倒是汉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明代进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扩展了我们的精神资源。

9、美国家庭里，正因为生小孩是出于感情、出于对小孩的爱而不是“养子防老”，生小孩后不会不去养他，因为生小孩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偏爱，不是被经济原因迫使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美国人领养别人的小孩后会照样那么去爱他们，而且不分男孩女孩，一样喜欢领养。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自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10、“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

11、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

12、通过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的调查分析，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13、美国的保险、银行、证券业是当今最发达的，各类金融产品让美国人把多数能想象到的未来收入风险、生活需要提前安排好。除了医疗、人寿、财产、汽车、失业、残疾等传统保险品种，住房、汽车等个人贷款品种，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证券外，美国的金融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新出现的个人生活或养老需要，根据新需要再推出新金融产品，目的是让个人不至于因意外事件而在经济上拖累亲人。

二、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仁、义、礼、智、信”这样的普世价值，如果不是儒家文化所独有，那么也一定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也没有的。因此，不能将其排除在“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外。

在陈志武看来，没有“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出国之后就不会有与别人交往的任何基础，但这是中国人的基础，不是西方人的基础。且看西方人出国之后是如何交往的：“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2]当然，陈志武会轻蔑地将印第安人的被屠杀归结为印第安文化的落后，而不是西方强盗的屠刀。但是，相比之下，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强大船队则比西方国家的海盗们文明多了。

反过来看，按照陈志武的逻辑，即精神文明会与物质文明同样落后，这种不同的走出去的表现是显然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明朝时期，中国的物质文明优于西方，自然其精神文明即儒家文化也要优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而且“牛鬼蛇神”的迷信也应当优于当时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陈志武怎么就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的高级在哪里呢？再说了，陈志武先生也忘了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何西方世界发达之后，并没有抛弃他们过去那种落后的并且还造成“黑暗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这种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也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的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文明的侵略性也表明陈志武漏掉了人类规避未来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掠夺。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多次掠夺就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风险。但是，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掠夺则不是出于规避风险，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发展。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放眼今天的世界，西方文明的这一特点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美国大兵肆意轰炸着他们看不顺眼的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克林顿答应了的事情，下一任总统小布什可以轻易推翻，世界日益陷入动荡和不安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呼声。正是因为西方国家从来不讲什么“仁、义、礼、智、信”，才使得这些内容成为今天的中国以及任何社会都应该教导的内容。

更何况，能够在明代就吸收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的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恰恰表明了中华文明能够海纳百川。显然，能够整合世界的文明一定不会是妄自尊大而毁掉了玛雅文明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只能是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

三、家庭的意义

既然陈志武承认家是人种延续下去的最基本条件，那么他又怎么能把家庭仅仅看成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单元呢？要知道，家庭首先是一个生产的单元。这种生产，不仅包括物资上的生产，更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如果家庭不是一个生产的单元，人类社会也不可能从原始的部落社会转入后来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已不再是生产单元了，但仍然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单元。

对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陈志武一知半解的养儿防老，而是传宗接代。诚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中国的长辈愿意为儿女们做出非常大的牺牲，以致于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回报是不值得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中才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中国人民不仅会领养孤儿和弃婴，而且还抚养过中国人民的仇敌——日寇遗留的子女。这些日寇子女回日本后并没有回报抚养过他们的中国父母。中华文明的这些美德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没有的，也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不可能做到的。斯陀夫人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早就揭露了标谤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美国白人是如何“重视”黑奴的家庭的。

《圣经》强调，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子民，其他人种只有被看成是犹太人的狗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垂青。今天的基督教文明则秉承了这一点，尽管上帝的子女已经从犹太人换成了美国人甚至是美国的白色人种。实际上，西方人士领养别人的子女与他们养几条宠物狗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不是同样爱着他们养的宠物吗？要知道，如果西方人士生小孩真的是出于感情、出于对小孩的爱，那么西方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单亲家庭。这些单亲家庭中的子女正是象被抛弃的宠物一样，被其父母的一方所抛弃。这样的情形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重现着，而这也是陈志武在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中所看重的主要文化内涵。

事实上，正是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没有繁衍后代的责任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力下，才出现了人口数量下降，不得不面临人种灭绝的危险。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私有产权和金融与保险市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即在自由、民主和法治下的那些被陈志武认为尚难以独自谋生的儿童们曾经的处境吧。

“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3]

“议会决定，未满11岁的儿童从1834年3月1日起，未满12岁的儿童从1835年3月1日起，未满13岁的儿童从1836年3月1日起，不得在工厂从事8小时以上的劳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不满13岁的儿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因而出价较高的工业部门。……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085人……在曼彻斯特是26125人。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疏远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4]

如果说，我们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不到上述悲惨的景象，那只不过是因为西方工人阶级数百年来的流血斗争，而这与现代基督教文明无关，在那里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家文化的。

四、养儿防老与金融安排

为了从所谓的金融学角度来看待问题，陈志武不惜把原始社会的合作生产也看作是基于隐性利益交换的原始社会保险安排。他不懂金融安排只是在分配中处于第二位的一种形式而已，而生产则是先于产品分配的。试想，如果一个没有任何资产的小农不去租地种，也不干其它活，他能通过金融安排即借贷，借来养活它的资金吗？

为何小农经济时代存在养儿防老，而工业社会却不再养儿防老，这里面的原因决不是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存在所能解释得了的。

小农经济时代的典型特点是土地的分散耕种。而家庭则通常是土地的所有者。既然子女所耕种的地产是由父母传给的，那么子女在经济上回报父母，又有什么可指责父母的呢？资本家安排工人使用他的机器生产不也要获取回报吗？更何况，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还是资本家不曾也不可能给予他的工人的。显然，中国人当年的养儿防老，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的，与金融安排无关。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相对供给不足，如果不自己生儿育女，土地上将没有劳动力可用。试问，在缺乏劳动力的土地上，能够用什么样的金融安排来生产出粮食呢？

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手中的土地被兼并和剥夺而沦为无产阶级。其子女从父母那里承继不了任何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相对过剩的人口，工人们由于微薄的工资和失业而养不起儿女，即使他们好不容易把儿女们养大，这些儿女能否找到工作并赚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都还是个未知数，又如何能够保证供养他们的双亲呢？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养儿防老的问题。同时，强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西方哲学和强调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即强调自私自利的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进一步消除了生儿育女的动力。生儿育女仅仅是习惯使然。而这种习惯正在消失之中。

陈志武会说了，不是有各种保险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当今美国的实际情况。《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31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美国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时指出，“美国全国共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6%。……根据普查结果，在美国全国，大约有15.7%的人口（即466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药保险。”[5]

其实，就算能够得到保险赔付，这些保险赔付又能有多少呢？能够拿来生儿育女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保障只不过表明，“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6]

五、结束语

美国《华尔街电讯》不去评选美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却远隔重洋推选2006年“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7]，其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心，昭然若揭。陈志武在这个华尔街版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中名列九位。而他也不负华尔街的期望，不遗余力地秉承西方经济学说形而上学的学术传统，歪曲历史真象，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督教性质张目。

但是，“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是现实的选择和历史的潮流，相反，倒是陈志武的攻击才只是他所代表的那一小撮人的一厢情愿。

参考文献：

1、《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http://cn.bbs.yahoo.com/message/read_ books_18875.html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丹若：《华尔街评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张五常夺冠、吴敬琏是惟一本土派》，载《西部大开发》，2006年第4期。

5、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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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bjbyu@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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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http://cn.bbs.yahoo.com/message/read_books_18875.html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1页至第82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至第437页。

[5] 魏红欣：《美国贫富差距创下40年新高》，《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31日。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8页。

[7] 丹若：《华尔街评出中国十大经济学家——张五常夺冠、吴敬琏是惟一本土派》，载《西部大开发》，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