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与科学发展观——广东经济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许建康

【内容提要】两种长期对立的发展观的根本冲突，集中表现为维护与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从20世纪初产业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的全功能超级垄断，到90年代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流程中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过程和零配组件生产“外包”，由此而形成的全球产业垂直分工“U”形价值增值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推动着百年来垄断组织资本国际积累方式的演变。人们在珠江三角洲看到的是，全球“U”形价值增值链的中游“外包”部分下端形式的巨大缩影，面临严重的生长瓶颈。广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民族经济产业链，维系“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兴起与成功。

【关键词】资本国际积累 产业国际垂直分工 “外包”代工 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 科学发展观

作者许建康（1950-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室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720）。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1]。广东省是中国境内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利用境外资本和境外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广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广东经济的国际化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酿就了地处前沿而首先遭遇高国际风险的挑战。因此，上面提到的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的这些内容，对于广东省今后的发展尤为重要。实际上，如何认识和应对已经身在其中的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动荡起伏的环境，以便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一直是近年来广东省主要领导关注的重要课题，并及时提出了促进广东内外源型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对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5月21日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张德江同志进一步指出：“内源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2]这是广东省委依据和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广东省如何能够再持续发展，继续担当和发挥全国排头兵榜样作用，所做出的一个基本回答。

一、不同发展观的对立

世界上不同的发展观形形色色，都属于社会意识；只有当它反映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时，才是我们要坚持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是科学发展观的创始人。他发现了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对整个社会状态变化的基础作用，研究了这一矛盾运动在不同时期质变的特征，并用“社会经济形态”这一高度抽象的科学范畴概括和把握这些特征，以此为基准，进而识别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客观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若干时代特征。今天，我们仍处于一个世纪前列宁就曾敏锐地意识到的，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几大特征，当时尚处于生长期，它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期间的大萧条后，在纵深方向上又有许多重要的发展，还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对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之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入认识，需要有对当今时代特征逐渐形成的共识，需要有对这一共识的不断凝聚做基础。不同发展观的对立和冲突，直接就是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结底，它们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基本社会制度之间的生存较量。不同的发展观，又分别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能动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充满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些就是发展观问题的阶级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观虽然大量涉及社会经济问题，但它首先体现的，则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理念的对立，是一个政治观问题。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视野与高度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发展观问题的阶级性离不开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实践性。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主要处于上升时期，随着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在西方的确立，发展观问题开始出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它们的共性在于：以现代国家主权统辖的领土为分析和实施发展的单位，研究政府如何以意识形态为先导，有目的地规划、组织和领导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变革，处理和协调变革中的阶级关系，通过培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而保护这一市场经济的自主发展，顺利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转型，达到本国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社会发展目标。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李斯特的“保护关税”论等，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研究发展观问题的先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从事资本积累进行国际剥削的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从那时就开始了，并随着资本国际积累条件的变化而呈波浪式的发展，它的实质是资本统治的全球化。它的发展观与我们所要坚持的科学发展观是根本对立的。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眼中，西欧北美这些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之外的世界，是“野蛮民族” 栖息的区域，由于不存在西方的现代产权制度，那里丰裕广袤的土地及自然资源乃是所有权缺位的“无主之地”，即使土地为当地居民世代耕种，但只要那里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力，西方的殖民者完全可以依仗暴力手段“合法”地占有和经营。这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烈意识，在长时期内成为列强分割世界、统治全球的国际法惯例。这是殖民主义强盗逻辑的发展观。[3]

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意识形态上猛烈冲击了上述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发展观，两种发展观在地缘政治经济上，形成了东方－南方与西方的对立。一方要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控制，自主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另一方则企图依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支配地位，胁迫第三世界国家走经济依附性发展的道路。关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发展观问题，是战后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美国官方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推出了“现代化理论”。它把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演变概括成只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认为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道路，只能按照他们总结的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进行复制。这一理论不仅否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阶级结构的对抗性，也否认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所遭遇的与先发国家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结构。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的罗斯托，以“非共产党宣言”作副标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着重陈述了这样的主张：大规模引进外资是“传统社会”“经济起飞”进而现实社会转型的第一推动力。[5]可见，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争夺“第一个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产物。它不仅在国际上遭到左翼学者的强烈抨击，在实践中与之抗衡的，还有拉美国家自20世纪30－70年代实施的，旨在实现民族经济独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在东西方冷战关系的制约下，战后第三世界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发展观的斗争，展现为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了高潮的顶峰。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典型和榜样，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将本国自然资源国有化，并努力维护对本国资源的国家垄断。这实际上是将前殖民地附属国自然资源的国有化，作为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在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推动下，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世界被压迫民族取得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后，在发展观问题上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团结战斗纲领诞生了。邓小平同志在这次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发言中强调指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6]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因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货币体系的崩溃、日本西欧的重新崛起、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等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困境，在具有强大优势的国际资本的主导下，最终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及其推动的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滥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取经济独立，在20世纪70年代从西方跨国银行借入巨额廉价的“石油美元”，而在20世纪80年代却因世界经济形势的突然恶化而遭遇国际债务危机。它们被迫出让经济主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方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进口替代”改而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以便赚取外汇偿还外债。这意味着更深地嵌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重新将单一初级产品出口的专业化生产置于首位。这一转变，不仅大大削弱了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按照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发展观由中央政府主动规划和实施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权和掌控权。这一权力现在表面上转让到世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中，实际上不得不受控制世界市场的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各自母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摆布，致使第三世界债务国因严重的贫富分化而面临社会动乱甚至国家解体的严峻挑战。将这种状况永久地固定下来，取消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主发展的选择权和掌控权，使它们的演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恰恰是1990年后美国政府提出并坚持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根本宗旨。

从根本上支撑和制约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旧秩序的，仍是世界经济的旧秩序。决定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同发展观谁压倒谁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同物质生产方式与发展道路的较量。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百年来世界产业结构和资本国际积累形式的发展变化。

二、20世纪资本国际积累形式的演变

自19世纪前期英国取得产业革命胜利以来，世界又先后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国际劳动分工突飞猛进地发展，与此相适应，资本的国际积累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从世界农村——农业社会与世界城市——工业社会之间分工的依赖关系，到产业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的全功能超级垄断，再到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流程中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过程和零配组件生产“外包”而形成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这一切不但至今未能改变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并且，随着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不对称的依附性国际生产关系还在深化。资本全球化进程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波浪式发展，逐渐引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展开。社会化生产与它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矛盾，在国际范围较之在一国范围更难以控制、统辖和协调，更容易转化成公开破裂的外部对抗方式。这不仅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民族国家主权下一国所具有的统一的中央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统一的关税制度；而且还在于，资本积累（即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与条件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因此，资本的国际积累比起资本在发达国家内部的运动要坎坷得多。资本的国际积累在遭遇民族国家障碍时，克服阻隔而进行跨国统辖与治理的特殊形式，是我们在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加深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资本国际积累的不平衡发展，曾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全球化的裹挟和冲击下，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动荡，各种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结构性危机频仍的基本原因。

以西方产业资本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在当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贸易中首先形成了工农业之间的一般分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与地处外围的殖民地附属国生产的原料、农副产品的交换比例，长期存在剪刀差。剩余价值来源和商品资本流通的国际化，是产业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行资本国际积累表现最明显的特殊形式。基于不平等的国际一般分工的国际不等价交换，不但以交换双方各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前提，而且，工业生产过程仍限制在宗主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境内。战后至今，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初步工业化的起程，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也从工农业的一般分工拓展到产业部门之间的特殊分工，但制造业的出口大多限于轻工业产品，仍没有完全摆脱上述旧殖民主义的依附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过去主要存在于宗主国及其统治下的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某个列强的势力范围内，而在各个列强的势力范围之间不但筑有高关税壁垒，而且往往设有武力屏障。现在，列强势力范围间的高墙壁垒已为美国霸权下统一的“自由”世界市场所洞穿。在大宗传统商品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包括广东省的内源型资本的自我积累，无论在量的增长、还是质的升级换代上，都因此而遭遇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在出口额不断增长的同时，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利润相对减少。利润微薄致使资本积累的速度缓慢，经济规模难以扩大，企业对技术的开发主要凭经验，而不是依靠专门的研发部门的长期积累。凭借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达国家总是力图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从而出口结构“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价位上，利用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低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过度竞争，坐收“渔翁之利”。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国际积累的特殊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曾概括说：“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比的阶段。”[7]“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8]通过资本输出和殖民统治，“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9]“这种超级垄断”“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又是“生产的社会化”。[10]它们“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有步骤地”“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最后，“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11]。

从20世纪初列宁指出的“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至今，百年来，生产社会性的国际化及其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国际扩展，二者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范围内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又有哪些新的特点，为什么会从过去的国际托拉斯垂直一体化全功能的超级垄断，发展到今天因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分解而形成的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的超级统辖形式，后者与前者的重要区别又是什么？这些新现象新矛盾，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当前最前沿的研究课题，更需要我们及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维应当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核心走向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近30年来，拉动广东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飞速发展的缰绳，是广东经济的国际化。广东经济“两头在外”的国际化，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的“特区优惠政策”就能奏效的，而是为世界产业结构的新变动所根本制约的。

众所周知，个别企业中生产有计划管理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为什么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不能被国家宏观调控所“烫平”或消除，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全社会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无政府状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从而经由市场联系起来的各前后相关企业之间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充，不能自觉地保持比例；二是社会总产品中消费资料（最终产品）与社会消费需求之间不能自觉地保持比例，生产能力盲目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社会化（包括生产的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如果没有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马克思指出的基于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均衡而滚滚向前的资本积累会越来越严重地遭到危机的破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在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确立，就是社会生产的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度内的适应性调整。它把单个企业外部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新制度学派科斯等人所谓的“交易成本”，一个肤浅、从未明确定义的概念）的一部分，转变为垄断组织内部有计划的组织管理（新制度学派所谓的“代理成本”），把原来基于商品交换的一般分工（工农业分工）与特殊分工（部门或行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垄断组织内部有组织的集中指挥和管理的个别分工。垄断组织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分工，通常由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部分或环节组成。上游包括原料的采掘与供给、专用设备的制造等；中游主要是多道工序使用机械设备对中间产品的加工和组装过程；下游则为最终产品的运输与销售服务等。这样，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先存在于个别企业外部的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中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实物与价值补偿的两个比例问题，就被部分地转化为垄断组织内部自觉的有计划管理。即所谓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大公司内部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为基础的垂直分工全功能一体化刚性生产。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通过信用聚敛到股份公司的社会资本，是垄断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垄断组织是社会资本进一步社会化的形式，通过股权控制，不断膨胀的社会资本日益集中在极少数金融寡头手中。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这种全功能国际垂直分工一体化管理的垄断组织，是建立在所有权高度集中基础上的，包括母公司对下面多级附属公司的层层控股。

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社会化的国际扩张伴随着对它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国际扩展，但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上述把“外部对抗”转化为“内部消化”的方式，不可能扩大到囊括一国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所有部门，乃至变成布哈林设想的单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12]，也不可能在它的国际扩张中消除民族国家的障碍，以至出现没有国家保护（公司因无国籍而“超国家”）的全球垄断组织的世界统治[13]。一方面，垄断没有消除市场经济企业竞争引致的无政府状态。不但在垄断组织之旁存在着大量非垄断性的中小企业，而且在垄断组织之间存在着垄断性竞争，垄断性竞争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无论构成的所有制基础是社会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在它们的企业中都存在着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对立。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因此，生产能力盲目扩大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获得根本解决。具体地说，垄断组织内的下游部门只是凭借它的中上游部门在产业中的垄断地位，全力维持大的部门市场份额，企图以此缓和商品实现问题的矛盾，而把扩大整个市场绝对容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上。且不说这种本末倒置做法的最终无效性，一旦国家对再分配的积极干预被遏止，两极分化加剧，正如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那里糟糕的社会状况所表明的，市场总容量就会相对甚至绝对地缩小。总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上述两个表现形式，继续推动着百年来垄断组织资本国际积累方式的发展变化。

20世纪科学技术发生的多次重大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社会劳动分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质的飞跃。历史上美国出现过五次企业兼并浪潮，伴随着大公司集团的资产重组和企业组织体制的调整。[14]除了第一次兼并浪潮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外，其余4次兼并浪潮，促使垄断组织占有形式的演变，从20世纪初的全功能垂直一体化分工逐渐向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垂直分工产业价值增值链的网状结构发展。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导面。它们各国的工业发展有先有后，侧重的工业部门有所不同，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存在的差别，依据比较优势，导致一国以其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去换取他国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他国的重点工业部门是本国工业的非重点部门。这是部门之间的国际水平分工。同类产品不同品种规格的多样化生产，要求精度高的专用设备、特殊工艺和成建制的研发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行大批量生产在经济上才有利可图。这需要突破一国狭隘的国内市场和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致使部门间专业分工向部门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成为国际加工形式的新趋势，一种新型的国际水平分工。这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使用价值在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上有所差异，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满足了垄断性竞争下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需求，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战后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型分工所推动的国际贸易的巨大增长，主要是众多私营公司之间的交换，而不是同一个巨型公司的内部交换。这就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上面的判断：社会资本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绝不可能无限制地通过“代理成本”取代外部“交易成本”，用“内部消化”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即使采取了巨型跨国公司的垄断组织形式，还是太狭小了，无法用内部计划管理的方式容纳社会性生产的急速发展。这对于长期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垂直分工，从全功能型向以“外包”为中介的网状型的演变，也是如此。

全球产业价值增值链的网状结构又称“温特主义（Wintelism）”，是英文“Windows（视窗）”与“Intel（芯片）”两个词的结合。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复杂，内部分工越来越精细，产品加工的工序，从初加工到深加工的垂直联系越来越庞杂，加工工序的工艺流程差异也越来越细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于是，跨国公司将内部个别分工的“外包”分离交易活动日增，被称为“（中间）产品国际分工”的新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制定产品性能标准和交易关系准则，利用掌握的强大信息网络，通过数字化编程的模块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深浅加工和生产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工艺流程进行配置与控制，制造零部组件产品和组合装配，主宰了产品国际分工之间要素流入和流出方向的物流整合，充分发挥全球人、物、财力资源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跨国公司内部全功能垂直一体化分工“破碎化”、“片断化”[15]的产物，垄断组织的全球产业链的网状结构，就其价值增值程度动态变化在上、中、下三个部分的整体分布看，清晰地呈现出一条“U”形的价值增值链。[16]上游和下游部分获取的附加值最高，中游部分则处于价值增值链的低端，附加值最少。我们知道，作为下游主体的单纯流通过程不创造价值，作为上游核心的研发过程之贴身保命符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使用权，它们定价的劳动价值论基础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出清晰的解释。但我们知道，什么是垄断价格、垄断利润和国际剥削。垄断组织全球“U”形价值增值链的兴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第四次企业兼并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中迅猛发展。[17]世界电子工业的垄断组织及其全球管理体制是这种资本国际积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兴起在技术上得益于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中工艺过程数字编码的模块化生产（value chain modularity）。[18]在珠江三角洲，人们能看到它的中游“外包”部分下端形式的巨大缩影。参与这样的国际分工，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外围工艺和管理知识，还能以量取胜，出口挣外汇，但垄断组织的控制不允许处于“U”形价值增值链低端、从事来料加工的代工企业攀升到价值增值链高端的上游和下游部门，甚至在“U”形价值增值链的中游加工部门中，代工企业从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工艺和产品的生产，攀升到中上层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代工生产，都会遭遇严重的生长瓶颈压制。

从现象看，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从全功能的刚性结构向“外包”代工的网状结构的演变，是高新科技条件下垄断组织“减肥增效”的结果。把现在变得昂贵的内部“代理成本”重新还原为低廉的外部“交易成本”，反映了跨国公司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化生产面前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从本质看，全球产业垂直分工价值增值链的网状结构取代全功能垂直一体化的刚性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产物。影响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1）全功能垂直分工一体化垄断形式的重要基础——对原料产地经济领土的殖民地占有，因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形式上政治独立后将土地矿藏资源收归国有而中断。近年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以旧殖民主义的方式，重新占领拥有石油资源及其国际通道的经济领土。

（2）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斗争的高涨，一度使得西方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被注销或没收的政治风险增大，前者往往要求外来投资采取合资或合作企业的形式，以行使并保障国家经济主权。

（3）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和贸易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主导地位，水平型国际分工要求采取双边或多边较平等协议的市场对接或合作方式，而不是强制统辖的垂直控制。

（4）科学在生产中的自觉运用，使研发过程成为垄断组织内部上游部门的核心环节。凭借国家及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和专利使用权的保护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垄断组织将中游部门多层次加工工序中，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乃至中上端的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环节“外包”给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它分离的国外中小企业，同时又对它们实行非股权控制的有效性或现实可能性大为增长。

（5）通过资本集中被垄断组织“内部化”的社会生产日益复杂，特别是由于资本积累条件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异，资本积累跨越国界的国际扩张致使内部管理成本和外部风险不断提高。在全球三大资本积累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垄断性竞争加剧的挤压下，出现了“减肥增效”、用“外包”来“分解”跨国公司全功能垂直一体化管理的内在冲动。

（6）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经常性压力下，产品的多样化和经常更新日益成为企业缓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发展战略，这种所谓“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生产方式加剧了非价格竞争。产品生命周期的人为缩短，不仅要求垄断组织从标准化生产转向“柔性生产”，而且要求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和更快的固定资本更新，设备的物质磨损尚未到期，精神磨损却大大加快了，甚至可能连研发资金都得不到及时补偿。垄断组织一旦把它的中游部门多层次工艺加工过程“外包”给在所有制上与它相分离的中小专业化生产企业，这些精神磨损的经济成本与风险就能转嫁出去，穿插在垄断组织内部上游与中游部门之间的这个购买专业生产资料和专利使用权等的外部流通过程，通过垄断高价，提前实现了上游乃至中游部门的价值补偿。作为垄断组织以非股权方式严密控制“外包”代工企业的重要手段，拿到加工定单的“外包”企业需自己花钱购买“发包人”的专用设备，按照“发包人”定制的模块化构件生产的技术要求，提供定单采购的另配组件产品，并按照“发包人”的要求及时加大或加快固定资本的投资或更新，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亏损风险，[19]特别是在突然遭遇国际经济衰退的时候。由于“外包”代工企业已经购买了“发包人”的专用设备，在定单中往往被迫接受“发包人”不断压低的采购价，即垄断低价。[20]代工企业雇佣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减低了成熟产品的成本，有利于它们在世界市场的价格竞争，从而相对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7）全球价值增值链“外包”代工企业的所在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那里存在着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村中有大量潜在的失业人口。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大量雇佣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农民工，其价值短缺部分的生活资料靠留在农村的家属从事农业生产来补充和维持，农民工活劳动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大部分被垄断组织的上游和下游部门榨取。垄断组织中游部门的工序是多层次的，其中还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艺加工过程。因此，“外包”与“拆包”也是多层次的。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第一层“接包”与“拆包”人给自己留下附加值多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艺，将附加值低的再“转包”出去，这样多层“拆包”和再“转包”，直至价值增值链的最低端。例如，集聚在珠三角地区的大规模代工企业群，主要是战后日本长期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雁行模式”的产物。“四小龙”是日本进行产业更新换代、淘汰非主导性产业或“外包”产业链中非核心加工环节的第一阶梯转移地；珠三角则是“四小龙”再度“外包”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最低端转移地；因企业集群“外部效应”的作用，现在同时也成了“四小龙”等“拆包人”自己所“截留”的“外包”项目中，那些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加工企业的集聚地。

三、广东经济国际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广东省经济总量的增长过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动力主要来自“四小龙”等境外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入，产品的主要销路为外商控制的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市场，“外包”代工企业技术含量不高，利润率低，环境污染的破坏作用大。时至今日，供工业征用的土地面积广，地价低廉，拥有本省特别是邻近外省源源涌来的廉价农民工，珠三角崛起之初这些内源的比较优势已风光不再。“两头在外”的单纯来料加工贸易增长模式看来快走到了尽头，需要未雨绸缪，从长计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全球自由化的恶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广东的深刻教训告诉人们：广东内外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失衡，将会如何把一个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在顷刻之间变成一个最易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打击的最脆弱地区之一。广东的地缘经济，不但使其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经济交往最具活力的传送带，而且是阻止国际金融危机从香港突破后向大陆腹地蔓延的战略通道。广东不但是改革开放最为欣欣向荣的实验场，而且肩负着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排头重任。广东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定向事关大局。

经济国际化条件下，广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我们自己民族经济的产业链，用自己的基础创新技术、龙头企业、品牌和国内市场，占领上游和下游的制高点。在这个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分工的“破碎化”“片断化”的机遇，在包括中国国内市场在内的世界市场上，力争与它们发生较为平等的对接或其他交往关系，把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从目前的垂直型分工逐步转变为水平型分工。要实现这一自主发展的战略转变，没有国家主权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协调和促进，是难以想象的。

从长期趋势看，广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系于“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的兴起与成功。一旦广东，主要是珠三角，成为向华南辐射的内源型发展的生长极中心，珠三角面临的颓势将从根本上扭转，对因此蜂拥而来的外资的从优选择将更为严格和从容。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政府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所架起的桥梁和网络，就不能仅是利己的权宜之计，单边地利用并吮吸周围落后省区的人力、地力和资源，以救广东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模式面临的“民工荒”、“土地荒”、资源短缺等燃眉之急；而是要以先富起来的广东为带头人，推动华南地区共同富裕，建立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利互惠机制”[21]。这也正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筹建以来的基本指导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国民经济的生产以内需为主，广东也不例外。国内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及其劳务的市场和消费资料及其劳务的市场两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生产资料市场是关键。对于以珠三角为生长极中心以及其他省区生长极中心向华南地区交互辐射的骨干行业，相关的省份要相互协调，因地制宜地做出选择。要建立与发展规模以上国有企业为龙头、具有核心创新技术、产业链延伸长、其上中下游环节与产业链外的其他前后相关部门“乘数”效应大的主导部门。以产业链的主导工业为骨干，把为其服务与配套的多层次中小民营企业凝聚起来，形成“两头主要在内”的我们自己民族工业的产业链、产业群和供销网络；以此不断吸纳华南地区劳动人口的就业，并随着产业链、产业群和供销网中各企业赢利状况的改善，优先提高广大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平，防止华南地区消费资料的相对过剩。随着珠三角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向华南地区的延伸和外扩，为广泛分布在华南地区的产业链、产业群和供销网从事中介生产性服务的第三产业，尤其是它们在华南地区的管理中心，就会在珠三角生长极的中心城市获得迅速发展。这样，珠三角本身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及其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就具备了必需的伸展与迁跃的地缘发展空间。同时还要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注意克服区域经济之间盲目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争夺能源和原材料、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的国际积累都是在中心地区统治、控制和剥削外围地区的对抗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搅得地球至今不得安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虽然也是经济发展程度异质的省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起跑时省区之间存在着中心、半外围和外围的梯次结构，但只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鲜经验，特别是注意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协调发展，就能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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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即将出版发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课题组撰写的大型调研报告的组成部分。

[1]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2] 张德江同志在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上的报告，2007年5月30日。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party10/nanfang/200705300661.htm

[3] [加拿大]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7页。

[4]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

[5] W·W·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7]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5页。

[9]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1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87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页。

[12] 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2-92页。

[13] 例如见周通编译的《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3期。英文原文发表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总第64卷第1期(2000年春季号)，作者是威廉·罗宾逊和杰里·哈里斯。

[14]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企业改组与结构调整》，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版，第八章“美国的兼并浪潮、资产重组及企业组织体制调整”；邵万钦：《美国企业并购浪潮》，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并参阅胡耀国《试论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变》，http://blog.sina.com.cn/u/4947e0eb010005fo

[15] Sven W. Arndt, and Henryk Kierzkowski: 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朱廷君：《外国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利益分配：U形价值链模型》，载《中国流通经济》，2007年第2期。

[17] David Hummels，Jun Ishii and Kei-Mu 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Vol. 54, pp.75 - 96.

[18] Gary Gereffi　and John Humphrey,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2，issue1，2005, pp96-97.

[19]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

[20]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

[2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