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探讨

许建康 2003年5月

下面是一个提纲式的漫画勾勒，没有较充分的论证和展开，仅供参考。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列出了一些参考文献；对于第二、三个问题，没有找到相应的论文。

一、毛泽东把马克思的“三段式”变成“两段式”

以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为起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未来新社会的成长过程是“三段式”：（1）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2）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3）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遵循的，也是这个“三段式”的发展模式。（见智效和：《什么是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当代, 另一种解释》，主人公专题坛http://www.gongnong.org/bbs/read.php?f=4&i=81&t=81）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两段式”：（1）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可次分为（a）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b）发达的社会主义；（2）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可参阅笑 多：《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主人公主坛http://www.gongnong.org/bbs/read.php?f=3&i=4588&t=4588；以及《中国与世界》刊登的易静山：《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展抒：《论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阶段仍处在过渡时期》；许金文：《社会主义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过渡？》；郑言实：《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以及秀龙山人最近在本坛贴出的有关专著和文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第一次在实践中探索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本着实践第一性的原则，他开始模糊“三段式”和“两段式”的界限（见智效和、展抒，同上），“三农”问题（用今天的话说）成了他的“新经济政策”的焦点。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基本改造时期，即“小过渡”，斯大林的苏共和中共都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往往又以为一旦基本改造完成，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就消灭了；即把“小过渡”机械地教条地等同于马克思“三段式”的第一阶段。“小过渡”完成，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对内职能的消亡，这便是斯大林在理论上的看法。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从理论宣传的表象上看，似乎他们都机械地求助于马克思的“三段式”（如“全民国家”、“全民党”似乎对应于无阶级的、国家正在消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实际上，斯大林仍在主要方面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在思想理论上犯了机械的教条主义错误。赫鲁晓夫则相反，他的实际内容是修正主义，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是斯大林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国的延伸。但它在中国没有机会展开。57年主席发表了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论述所有制基本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问题。57年八届三中全会和58年八大二次会议纠正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重提两个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正式提出了以“两段式”发展模式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后来，64年发表的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又对“两段式”论点进行了阐述。

为什么说毛泽东把“三段式”发展为“两段式”是必要和正确的？这必须从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世界链条的薄弱环节（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个历史条件出发来分析。胜利后这些不发达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又长期处于强大的帝国主义联盟的包围之中。“两段式”的提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但在一国范围内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或长或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而来的。后者的目的是摧毁封建或半封建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关系。这就为胜利后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斗争，同时扫清了障碍。无论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都具有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中短期潜力。但在革命前，由于帝国主义（俄国是一个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前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老殖民主义），并压制当地民族资本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力难以展开。战后，由于美国采取了新殖民主义政策，在可能爆发革命的地区，支持当地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改革，扶持当地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那里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一度得以解放，但用不了多久，依附性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就会暴露无遗。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时，无产阶级不可能等待本国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全部竭尽之后，才夺取政权。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也绝不可能在纵容本国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全部竭尽之后，才着手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改造。因为尽情释放本国市场经济的中短期潜力，意味着私有化的大发展，重新回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样做，对刚刚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无异坐以待毙，顿时丧失全部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所谓巩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只能是幻想。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容不得无产阶级有片刻的迟缓。它的优势，来自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真心拥护的国家政权，后者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强大政治组织力，成为胜利后改造社会的经济杠杆。共产党必须相信、依靠和领导人民，利用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力，指导和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对社会化程度很不发展的国营经济实行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利用、限制和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市场经济部分，用新的生产关系的“飞跃”，促进和支撑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结果，苏联和中国都避免了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形成和发展了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样，在真正进入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转变时期，不发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在社会形式上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许多特征，尽管它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还不容许第一阶段的全部特征都得以成长，已经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很不稳定。考虑到以上的社会实践，考虑到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不平衡力量对比的长期存在，在理论上把马克思的“三段式”发展为“两段式”是合理的。

“和谐社会主义”把毛泽东的“两段式”蜕变为“一段式”——跳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渡时期，也不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跑步进入廉价的“共产主义”。翻阅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不难发现，他们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和描述，要比马克思丰富得多。但他们不认识走向新社会的历史过程的矛盾运动，因而也找不到推动历史向这个方向前进的社会和阶级的物质力量。

二、社会基本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的“非对称性”

社会基本结构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的结构。主席认为它们是非对抗性的（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同于阶级对抗的社会（简称“阶级社会”）结构。从社会基本结构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或不是阶级社会，而是一个有（存在）阶级的社会。社会阶级结构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它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就是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与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是社会结构基本矛盾的直接的集中表现。

对于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对于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必须以上述社会基本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非对称性”的综合为基础来理解，才可能全面的把握。否则，就会发生右的或“左”的倾向。

例如，在毛泽东的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成年劳动者都在两种所有制的单位中工作，谁是地主？谁是资本家？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即干群矛盾，难道前者（干部或当权派）组成了一个与后者对抗（通过剥削和压迫）的官僚阶级？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晚年的毛泽东提纲挈领，最后抓住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为解答的关键。一是他引用列宁的话：我们建立的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二是被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特种商品生产”（受到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的制约与渗透，二者构成了“特种”的具体内容）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存在。这两个东西是“两段式”发展模式中的第一阶段必须长期存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主要构件。抛弃了它们，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就解体了。但是，主席反对斯大林形而上学的凝固观点，不认为其发展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向——自主的稳定的自我再生产；而是认为“搞得不好”，它们就“很容易”蜕变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这就是说，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中，广泛地存在着很不稳定、很容易变化的条件和关系，而且这种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它们与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不断地从中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持续地凝聚起制衡这种蜕变趋势并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力量，逐渐改造这些条件和关系，改造催化它们蜕变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具有社会主义的稳定性，更不容易蜕变；而不是从立即消灭国家、立即消灭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中寻找出路。

现在有两股社会思潮，一是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如托派），二是被主席戏称为“秀才造反”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论，以为自己比毛泽东高明，找到了毛泽东“迷失”的解决如何使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的“钥匙”。他们说的，真比唱的还好听。这两股社会思潮的背后，不管是否意识到，还是上面指出的错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其中，国家和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被当做社会基本结构中对抗性的主要构件。一旦它们被摧毁了，效果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也就被摧毁了，他们自己也将被摔得粉碎。

三、法制与继续革命

历史上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渡，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大分化、大动荡。各个阶级，新兴的、没落的、正在分化的，都不乏著书立说的代表人物，希望把对本阶级有利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但这些愿望纷纷落空。只有当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稳定地站稳了脚跟之后，法律的上层建筑才能帮助社会把秩序巩固下来。唯物史观把这样的社会现象概括为一条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和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

人们现在常说的法制社会，是指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具有超经济的强制性质，被奴役的劳动者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超经济强制的剥夺主要表现为国家依法建立的固定税收制度，以维持国家事先计划的财政预算。资本主义的剥削即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上是基于价值规律的经济剥削。这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固然需要国家在私有制和商业合同的法权上予以政治和法律的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自主地统治着社会的资产阶级本身力量的强弱（即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霸权”）。第三世界国家缺少“法制社会”，不是因为那里缺少好的法律条令和法律专家，而是因为那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太软弱，——既缺少一个保障整个阶级公共权利的资产阶级国家，更缺少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经济霸权。

社会主义社会需不需要法制？当然需要，但必须首先考虑两个前提。一是经济转变过渡时期的特征：经济和社会处于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波及国家政治的紊乱，秩序不可能长期巩固，法制也不可能稳定。宪法不断被修改，就是不稳定的表现和结果。如果反过来看，认为是由于宪法不断被修改，才导致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地自然产生，特别是从“半资产阶级国家”中，从“社会主义特种商品生产”中产生。他们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往往成为压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惰力和阻力。所谓“走资派”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在这两个前提下，法制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于已经确立的独立社会形态，大为降低了。

主席继续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靠人民，发动群众运动，利用民主方法和大民主的方式，不断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要覆盖整个漫长的历史过渡时期，以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它们包括：使国家保持社会公仆属性的政治改造，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改造，以改变生产关系中人与人关系为重点的经济改造；以两种世界观斗争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改造；等等。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要在斗争中以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

全方位交替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遵循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波浪式地发展和螺旋式地上升，从量变的积累到部分质的改变，坚持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53-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改造的部分质变；文化大革命是对上层建筑改造的部分质变。在量变积累阶段，要注意用社会主义的法制巩固前个时期部分质变的胜利成果。这就是法制的恰当地位和作用。主席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要事先做好系统的调查研究，尊重群众在运动中的首创精神，亲自抓典型和样板，认真总结群众反复试验的正反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和政府的错误政策，才能建立新的、普遍推广的规范，以法规形式予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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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顶峰，持续三年的革命高潮失败之后，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写道：“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列宁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列宁选集》第2卷第400-402页，1972年版）

今天，我们要说，只有沿着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和探索，我们才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反之，只能在黑暗中徘徊或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