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族”——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中国已进入改开盛世，“和平崛起”，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国”的一部分了……　　

循着这条康庄大道“不动摇”，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按理说“小康”“大同”乐园已经在望。　　

然而，国人偏偏庸人自扰，左右各方都玩“忧患意识”，喜欢就中国前途话题打口水仗，纷纷开出不同药方。　　

梳理一下，不外如下几类：　　

官方主流的，是“特色社会主义”，依据的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草民，则以“毛泽东热”表达自己的诉求。倾向强烈鲜明，表达又欠清晰。主流警之曰“回头路”，右翼则诬之为“民粹主义”。　　

掌控话语霸权的右翼精英高举的是“普世”大旗， “人权”，“自由”，“民主化”，“宪政”，“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民主社会主义”等等是也——“政改”百宝囊中，法宝琳琅满目。　　

近日甘阳推出了一个“政治成熟”说，颇为新颖而引人注目。　　

在《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政治民族”》中，甘阳以“述而兼作”的方式，通过马克思·韦伯“政治民族”的概念，探讨中国改革方向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　　

文章认为落后民主与发达民族的最大差异在于是否为“政治民族”。

“ 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韦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　　

“政治不成熟”表现为“政治市侩主义”。

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作者认为，中国今日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目前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侩主义”（political philistinism），而已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由于政治改革的一再延误，它无法象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样可以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　　

所以，“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中央权力之落实。”　　

“大众民主”为何，毛泽东时代以“四大”为标志的人民民主，“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这种大群体来取代个人独立与个人自由”，那不能算。

那么，什么才算真正的“大众民主”？

作者给出的答案十分明确——以美国为蓝本。

“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就是联邦党人为美国民主筑下的基石。我以为这同样应成为今后中国民主的基本原则。”　　

“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事实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例如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众议员不得由各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而必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出；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联邦参议员同样必须由各州人民直选产生，不能由各州议会间接选出；更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会议经过长期讨论，最后决定美国总统不由众议院间接选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心考虑就是要使美国总统的权力基础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并向全体美国人民直接负责。”　　

美式民主宪政，特别是直选。　　

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曲折深奥，说白了也很简单：还是普世，以美国为榜样！

“政治成熟”说是否“新左”，在下感到有商榷必要。

甘阳的“政治成熟”论看起来似乎有理。　　

第三世界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起来，确有“不成熟”现象。

中国盛行“黑猫白猫”，的确也很“政治市侩主义”。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必将呈现只有日益多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却无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的状况。目前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侩主义”（political philistinism），适足延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从而已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　　

“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不过，这只是些表象，对问题的本质分析及解决途径，则使人期期不敢苟同。

一，第三世界国家与欧美国家的“政治成熟”差异，是由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不同决定的。　　

甘阳用“落后民族”指称第三世界国家，其实是不当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属第三世界，彼时虽然穷一点但绝不落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是一个极为“政治成熟”的民族，国家的整合力空前，连欧美发达国家都无法忘尘，不然的话，也就不能在朝鲜好越南语美国较量了。古巴和朝鲜亦属此例。他们的凝聚力，都不是靠美式“大众民主”整合，靠的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民族”说的否定。这里且置勿论。

其余的第三世界国可分两类，一类是争取民族独立对抗美国霸权的民族国家，一类是政治独立之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摆脱不了美国剥削压迫的国家。这些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不过。第三世界的“资本来到世间”，他们发育成长所面临的历史环境已经迥异于“大国崛起”时代，他们竞争发展所面对的，已经不是非洲黑奴和印第安红人，而是早已发育“成熟”的欧美垄断资产阶级。国内外社会矛盾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早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国内矛盾较为单纯，通过两个世纪的与无产阶级的较量，金融资本用软硬两手确立了自己的牢固统治，他们在镇压了19世纪风起云涌革命风暴之后，利用自己世界性的统治地位攫取的财富缓和了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变成了“政治民族”。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平崛起”模式与西方老大迥然不同： “大国崛起”主要靠“外向型”掠夺，如我们熟知的“鸦片贸易”“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包括分赃式的世界大战；而第三世界资本在跨国资本压榨压迫下，走的都是程度不同的“内向型”掠夺和“外向型”奉献的模式。加上前资本主义因素的大量存在，就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程度带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官僚权贵性。这些因素必然会激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的矛盾，外部矛盾突出时，国内矛盾缓和一些；反之就会激化。

跨国资本为了推行新殖民主义，不断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他们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通过中情局和各式基金会进行无所不在的渗透、颠覆、操纵，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和金融全球化，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式的掠夺，瞬间可以使他们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美式民主不仅不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成熟”的济世福音，恰恰相反，它正是第三世界种种灾难和不断动荡的外部根源。　　

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裂变出的众多国家，这些接受输出经由美式民主亲炙的国家，无不陷入动荡贫困的深渊，没有一个能够“政治成熟”。东欧和中亚“转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 “转型”实行“直选”和“大众民主”多年，原先的“政治民族”一下子“成熟”为“颜色革命”的重灾区。原苏联来是一个“政治民族”，推行美式民主以来，好端端的 “超级大国”弄得四分五裂，如今的俄罗斯，连一个小小的车臣都“整合” 不了了。

“落后国家”国内矛盾难于整合，症结就在这里，而不是什么实行不实行美式“大众民主”的问题！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菲律宾。　　

菲律宾的宪法完全是照美国复制的，除了没实行联邦制外，菲律宾的政体几乎与美国一模一样，三权分立、直选总统、参众两院、最高法院，曾长期被誉为“东亚最悠久的民主”，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用马科斯总统女儿艾米的话说，菲律宾实行的是“（美国）制度的拷贝”。但这没有能够使菲律宾“政治成熟”，与这美式民主共生的，是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式的、印尼苏哈托式的、非洲扎伊尔蒙博托式的、以及近期被推翻的突尼斯本·阿里式的、埃及穆巴拉克式的政治腐败和疯狂掠夺。

他们以“菲美国”“突美国”“埃美国”伙伴的形式，构成这“全球化”的世界，这个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组合的 “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虽然奴隶造反的历史已经“终结”，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谐”长治久安。当美国人出于霸权和垄断石油的需要，今天挑动两伊战争、明天入侵伊拉克时，他们可以“救美国就是救菲律宾”“救美国就是救埃及”；但是，当国内人民的反抗怒潮再也整合不下去时，美国伙伴就不再“救埃及就是救美国”，而是出尔反尔甚至落井下石，以便利用动荡更换新的代理人了。国际垄断资本卵翼下的买办权贵资本无论怎样拷贝美式民主，也是不可能整合本民族，变得“政治成熟”。

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只好永远“落后就得挨打”了吗？

不然，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已被中国抛弃的毛泽东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才是真正普世的金光大道！

拉美国家吃尽了美国模式的苦头，“拉美化”使他们陷入了贫困和动荡的深渊，委内瑞拉就是他们觉醒的代表。

二，美国的“大众民主”，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普世民主浸润过深会成为迷信，可以使人失去现实感。反倒是靠此忽悠百姓的右派清醒，“政治成熟”得多。

普世的“大众民主”与唯物史观所代表的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主是扞格不入的。

从古到今，世界上既没有过超越阶级的国家，也没有过超越阶级的民主。将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不过是“历史终结”后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元独霸糊弄愚弄百姓的结果，是知识界“思想解放”出的浅薄愚昧。马克思早就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学者还敢于面对的话题，想不到一个多世纪后，他们通过“补课”暴发起来“特色”胤嗣，居然将阶级论设为禁区，用30年的功夫对其大张挞伐，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以致形形色色的浅薄“普世”胡说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以否认阶级斗争为基本特征的“普世”高论，不过是掩盖阶级斗争真相、解除群众精神武装以维护资本统治的奴性理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任何民主都是以专政为前提的统治阶级的民主。美利坚的国家不过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董事会，他们的职能就是最大化地维持资本的统治和扩张，与WPO一样，其享有者按其股权大小分配民主权利。至于广大民众的所谓民主权利，不过是奴隶规则，确切的说是“做稳奴隶”的规则——依照这个规则以实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共处。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点必须强调：　　

（一）美国的“民主”必须以不触动雇佣奴隶制为前提。　　

从古代罗马殷商的奴隶制到现代的雇佣奴隶制，尽管随着历史的进步奴隶的生存状态在不断改善，社会权利也在不断扩大，但必须承认一个前提，那就是维持资本专制所赖以存在的以资本对生产资料占有为前提的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今天我们这里常说的“现代企业制度”或“先进生产力”。“民主”可以，“自由”可以，但不能越这个雷池，否则叫“违宪”，国家权力会对你不客气地实行“法制”，从警察、监狱直到军队。　　

议会斗争与和平过渡问题一直是国际共运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历史终结”和竞相“转型”时代重提这一话题有点不识时务，但纵观世界共运史，至今还没有通过选举“和平过渡”成功的先例。意大利共产党曾经通过 “民主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印度的喀拉拉邦还是共产党执政，但这都丝毫改变不了资本统治的现实。智利阿拉德曾经通过选举执政，但旋即被美国支持的军人政变推翻。尼泊尔是通过多年的武装斗争赢得了议会斗争，局面一波三折，如今尼共毛派交出军队了，前景举世都拭目以待。二战后意共法共纷纷交出武装皈依民主的前车覆辙可鉴。只有中国毛泽东抵制住了，才赢来“政治成熟”。　　

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实施统治有所谓王道与霸道两手，哪手硬哪手软，不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个性，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形势，该硬就硬，该软就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清朝入关，征服阶段是“留头不留发”，有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用屠刀压服之后，就尊孔崇儒，博学宏词，行“王道”，给汉族知识分子“民主”了。那叫“逆取顺守”，马上取天下不能马上而治之。　　

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也是“王道”与“霸道”两手交替使用。美国资产阶级用警察和马队血腥镇压群众的例子还少吗？南北战争期间，正是北方的“民主联军”制造了亚特兰大屠城血案。为了自己利益美国人经常打着“人权”“自决”“公投”的旗号，不断制造第三世界的国家分裂，事后还给人加上“反人类”罪名，甚至将米洛舍维奇们送上断头台。可他们屠杀亚特兰大老弱妇孺时却大言不惭：“我就是要让南方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永远不敢再想要独立！永远不敢诉诸战争！”　　

还有，同样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绅士，在本国很“民主”，但一到“初级阶段”的中国，对待中国劳工一点也不“绅士”，包身工、狼狗保安、上厕卡、集体罚跪等等司空见惯，在他们那里的已经“民主”了一个世纪的8小时工作制和罢工自由，在21世纪的中国的外企，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方夜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他们赐给被压迫民族“普世民主”模式。　　

（二）美式“大众民主”的当下形态，是无产阶级几个世纪前仆后继斗争的结果。　　

香港学者王绍光对民主问题做过可贵的研究，他的民主观比甘阳客观清醒，“政治成熟”得多。　　

“我在很长时间都是相信选举是实现民主最重要的途径。真正帮助我摆脱选主迷信的是在美国住了近二十年”，这夫子自道很能说明问题。　　

“民主从它诞生开始一直大概到十九世纪，它都不是“好东西”，大家都不觉得它是个好的政治形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希腊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在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论述里，就是把民主称为“乡巴佬的统治”。从古希腊一直到十八世纪末，主流还是把民主视为一个坏东西。”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美国的“国父” 杰弗逊等的心目中，“民主”一直是 “多数人暴政”之类是同义语。正如对基督教的改造利用一样，是人民斗争才使民主合法化，变成了“好东西”，这就是穆勒所说的“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　　

法国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是普世民主的经典，但它所诞生的选举权主要属于资产者。1791年法国2700万人只有400万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七月王朝”时期只有交纳直接税200法郎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交纳500法郎的人才有被选举权。 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第二共和国才实行普选制，在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制宪议会马上又取消了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直到1944年才得到确认。英国持续十余年的大宪章运动， 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起义，极大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放松了选举权的种种限制。作为“政治成熟”标志的普选权，乃是无产阶级经过几个世纪斗争用鲜血换来的。　　

1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经过改革，选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4.5％。这令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极度不满，1838年，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开始。在此后十年里，宪章派一次次动员民众向议会请愿，但屡屡遭到镇压。虽然宪章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产生的压力迫使英国于1867年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要等到1885年。再过40多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在这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并入自由党）一直是强烈反对民主的。　　

（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　　

西方资本统治几百年的积累，和对外的殖民掠夺，是资产阶级统治稳定的两大必要条件。　　

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头上的有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头上只有一座，即本国资本的压迫，而且，这座大山的重量也较东方轻得多，因为跨国垄断资本是从全世界汲取剩余价值的来源，所以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自然要轻得多。

古代的奴隶制度靠皮鞭纪律维持统治秩序，现代雇佣劳动制度用饥饿纪律维持统治秩序，现代无产阶级带的是黄金镣铐。中国精英“告别革命”改换门庭后对“专制”控诉个没完没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获得什么“精神的自由”， 摆脱了“无产阶级政治”之后，他们迅依附了资本家的钱袋，带上了黄金的镣铐，其极右者则自觉地汉奸买办化，那里有什么“独立之人格”！不过两个世界毕竟不同，如是说东方雇佣奴隶带的是紧身的手铐，那么西方雇佣奴隶带的则是长得多的脚镣，垄断资本用第三世界的财富为他们加长了这黄金的链条，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跳着“民主”之舞。御用精英用学术语言将这镣铐翻译成“大众民主”和“普世自由”，不过是为了糊弄安抚雇佣奴隶，同时通过买办，贩卖到第三世界，以售其奸。

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两房投资，就是一个现成的活生生的例证。

中国人以仅有美国15分之一的收入水平，承受着相当于美国水平的房价，却通过金融买办购买45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中国人自己买不起房，却冒着血本无归的危险以每人平均掏出近2270元人民币的慷慨，帮助美国人解决住房问题！美国的白领两三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像样的住房，而中国白领在城里找个窝，却要两个家庭三代人再加上一生的收入！

通过这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发达国家的“大众民主”和“政治成熟”和发展国家“不成熟”难于整合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了吧。

“一人一票”或“直选”之类不过是美丽的泡沫。

以“超国民待遇”招商引资，3万亿借给美国人，让人家拿回来买中国的产业资源环境与血汗，挣点钱再借给人家——推行“美式民主”不过是给这一荒诞模式披上民主外衣，并得到体制的保证。

美国的两党政治不过是资产阶级四年一次选择自己代理人的游戏，较之地主阶级，的确民主得多。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过是舍本逐末，通过选择麻痹其阶级意识。所以列宁说：“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这个所谓‘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看看何新对“共济会”的研究，你对美式民主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没有“经济民主”谈不上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管理权，而实现“经济民主”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共产党人才把废除私有制当做自己的根本目标。无产阶级都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建立公有制，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离开这一前提谈论什么大众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