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滴着血泪的成分》

看右翼“忆苦思甜”霸权话语的品格　　

某月刊发表一篇题为《滴着血泪的成分》的“忆苦思甜”文章，又为一些主流刊物转载炒作，其主题一看题目便知，是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更确切的说，是控诉共产党的阶级路线的。此乃“南方”报系控诉土改中的阶级路线合唱的的一个“深化”音符。　　

作者虽非精英，但文章的倾向和路数却很能体现右翼霸权话语的品格，特为评介，以见右翼妖魔化毛泽东时代伎俩的一斑。　　

文章谓， 其家土地改革时原划为上中农， 1964年 “四清”运动，其父“因为有点文化，不幸被工作队绑在这个互相倾轧的斗争机器上，当了不得不当的斗争工具”，然因为实事求是，不肯随意给干部胡乱编造以整人，得罪了当权干部，后来在“阶级复议”时被“复议”为“漏划地主”，从此受尽血泪迫害。1976年以后，自己向中央申诉，从中央经省地县层层批转，批示调查解决，但受到大队干部受到阻挠，一直拖了一年半才得解决。结论是：“我永远感谢伟大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些被迫害的人的生命。”　　

与《南方》报系的“划阶级成分土改学”不同，“血泪成份”是从“社教”入手的。文章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可见右翼话语品格之一斑。兹为评介如下。　　

一曰张冠李戴，颠倒黑白。　　

（1）作者所说的“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式的 “四清”，正是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工作制订《后十条》的产物，其标本乃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对此，毛泽东称之为“形左实右”，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后来以《二十三条》予以纠正。此乃文革前毛刘之间最大的分歧，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分道扬镳。　　

这“形左实右”就包括“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只依靠工作组、等等，分歧的根本处在于“运动的重点”：毛泽东的方针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是“打击一大片”。　　

比如，该文谈到的工作队让他用“给在外的亲属、朋友写信用没用过公家信纸和墨水？”给“四不清干部”上纲上线” 问题就很典型，乃“后十条”的产物。对此，1965.年1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即此谈到： “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利用话语霸权，掩盖真相，歪曲历史，张冠李戴，颠倒黑白，把毛泽东所极力反对的东西硬加到毛泽东的头上，这是右翼妖魔化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策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多少人是买办精英咒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个重头话题，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光随意夸大污蔑，而且蓄意掩盖历史真像——正是处于二线的毛泽东最早做出反对三风的努力而在一线很难贯彻的真像——在政治上表现出双料的卑鄙。庐山会议的主流话语运作方式叶如出一辙。　　

（2）“成份复议”问题正是“后十条”主导的产物。不过这一“复议”的成份并未合法生效，后来拖到文革也就不了了之，至少在大多数地方是如此，廊坊地区也许是个特例，以致文革后才“落实政策”，恐怕不无借此推波助澜之意。　　

二曰失落自我，弱智思维。　　

右翼精英一面用“牛棚”式的忆苦思甜没完没了地控诉毛泽东发动四清文革整干部，一面将他们颠覆毛泽东所呼唤出来的空前腐败的责任加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头上，以彻底颠覆“体制”——这乃是他们颠倒是非贼喊捉贼糊弄大众的贯伎。想当年，群众可以堂而皇之地监督干部用公家信封写私人信件，而今日，国企老总给自己定几千万的年薪，大小“公仆”轻易将千百万公款装进腰包以MBO，官位的含金量已经使古今中外一切吏治相形见绌.。“你们这些人算个屁！”——你再想那样监督还有门吗？　　

作者一面自称被工作组逼迫作“积极分子”不得不违心地揭发批判干部，归罪于“群众运动”“斗争哲学”；一面又对后来报复迫害自己的干部恨之入骨，借以控诉“专制体制”。作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专制主义”两根棍子交互运用，随心所欲，思维模式极其蛮横。　　

对毛泽东的这类批判控诉，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立场使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则是失落自我，包括本文作者，使人感到可悲。　　

“一个由‘阶级斗争’引起的仇恨，一个耽误了我们全家人的青春、前途的错案，落实起来是何等的艰辛呀！现在看来这是制造矛盾，把所有人都推向战场，不允许你当中间力量。整个极‘左’路线就是靠制造矛盾，促使人民内部互相斗争。”——“极左路线就是靠制造矛盾”， 霸权思维模式，流行话语，人云亦云，主题先行，浑浑噩噩。　　

“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黑帮，挨游斗；父亲被打成‘残渣余孽’，天天劳改。”——文革是整走资的当权派，一个普通教师及其子女，至多在运动初期刘邓路线时受点冲击，何来“小黑帮”“天天游斗劳改”。 “黑帮”“牛棚”之类“成份”吃香了，硬是往自己脸上“贴金”。　　

“他脑子中的‘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已经深入骨髓，他认为他的意志就是永恒的真理，这条愚昧的政策繁殖了他这样的人。”——何须如此仇视贫下中农！过去是地主不如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不如贫下中农；现在是贫下中农比如地主，小地主不如大地主和恶霸地主。　　

三曰背景错位，逻辑混乱。　　

从1976年10月起申诉，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艰难的落实政策”路漫漫。作者控诉的重点之一　　

“中央批转河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批转廊坊地委书记，廊坊地委书记批转县委书记。三级书记批示是大案，县里组成专案组，十天即调查清楚，打印了落实政策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在公社和大队的压制下，一年半后才得到解决。其艰难痛苦的过程我曾以日记形式写了15000字的文章，刊登在2006年第2期《天涯》上。”　　

“一个由“阶级斗争”引起的仇恨，一个耽误了我们全家人的青春、前途的错案，落实起来是何等的艰辛呀！我满以为上级同意了，真相大白了，我们就回到革命阵营了，可是，过村党支部这道关，我就走了相当惨痛的一年半。县里拿着打印好的革委会文件，到村里去，村支部不同意，你就没有办法。可悲、可叹的我们可敬的县里落实政策的领导，到我们村去了不下一百次（我永远感谢那两位同志），村支部书记就是不同意。他信誓旦旦地说：王宏任上告到中央，没有我同意，他白闹腾！他脑子中的“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已经深入骨髓，他认为他的意志就是永恒的真理，这条愚昧的政策繁殖了他这样的人。我频繁给中央领导写信，最后上级下指示，凡是不同意落实政策的领导，一律撤职。于是，他被撤职了，新上的党支部书记上台就宣布我的成分落实的文件。”　　

稍加思考不难发现历史的错位与作者逻辑的混乱。　　

作者政策的落实背景是“三中全会”之前，“耀邦书记”还未上台，华某依然主政，背景错位一也。　　

76年10月写信，中央批转，省地县三级雷厉风行，十天查结，除了大队有阻力之外，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不仅无可深责，而且堪当嘉许。运行操作者依然为“文革浩劫”的体制。背景错位二也。　　

县委指派督办的同志，热情负责，一次次接待下访不厌其烦，一点架子没有，若处之今日，足可“感动中国”。较之如今流行的“上访”规则，不可同日而语矣！历史错位三也。　　

纵观全文，“迫害”与“阻力”仅仅为生产大队干部，其余无可责备者。作者之控诉“极左”，实在太以点代面，逻辑混乱颠倒。　　

逻辑一正位，文章就失去了立足点：控诉吗？毫无道理。歌颂吗？彼时华某当政，各级革委会还是文革浩劫产生的班子。——失去了对象，“忆苦思甜”何为？　　

张冠李戴，颠倒黑白，以点代面，自相矛盾，右翼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文章的品格，不过如此。　　

（09．2）　　

附：　　

滴着血泪的成分　　

原始成分　　

我家土地改革时被划为上中农，土改前三年我家的经济情况是：有6间土顶砖房（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有七亩半地；家中7口人，父亲1946年参加革命，我爷爷解放前夕掩护过处于地下状况的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解放后被誉为“革命老人”；全家人中，因为只有我母亲是青年劳力，这样在麦收和秋收时就必须雇个短工。土地改革我们虽然是上中农，但还是分到了地。因为我们村当时人均土地3亩，我家分了10亩地（我父亲吃商品粮）。当时我们全家对共产党是非常拥护的，村里干部经常到我家研究工作，算个“革命堡垒户”。可是，被爷爷掩护过的那个县委书记调走后，我们家在入社后生活穷困，新的干部没有人到我家来了。尤其是1960年，我爷爷和两个奶奶都饿死了，父亲40元的工资不足以养活6口之家，我们的生活就陷于贫穷了。加上上中农不吃香，我们实质上已经处于农村的底层生活线下。看着当年在我家走红时天天踢破我家门槛的那些干部，此刻见到我们家人连忙背过脸去，我们感到世态炎凉。　　

工作队让我们斗争　　

1964年，我们地区开始了“四清”运动，先是通过“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查找“四不清干部”。我父亲是教师，我是高中学生，放假时，回乡要参加“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有点文化，就成了工作队利用的目标，非让我们当积极分子不可，不然在档案里给你鉴定“不革命”。于是，我和我父亲都参加了“革命”——被当做批判“四不清干部”的枪。我们虽然对某些干部有不满的地方，但是，面对面批判还是拉不下脸来，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有点缺点错误应由上级有关部门去处理，怎能由老百姓出面，这不是让人记仇吗？可是当时讲群众路线，处处发动群众，让群众去互相揭发批判。工作队让我们用当时政策去给“四不清干部”上纲上线。比如这个干部没有什么明显的贪污，工作队就让我们问他抽烟用什么纸。他说用报纸，那报纸不是公家的吗？给在外的亲属、朋友写信用没用过公家信纸和墨水？这都是“贪污”，都是“四不清行为”。“纲”上到这个地步，我们问的人都不能接受，可是你不这样问，就说你“和敌人划不清界限”。工作队每天在背后导演的就是怎么“挑动群众斗群众”，让你把话说得越厉害越好，恨不得都把他们说成“阶级敌人”。可是，被整“上楼”的干部认为“土地改革”又来了，怕“劈柴炖肉”（指用粗木棒打人）加到自己身上，就每天深夜到能发言的人家去活动——千万别给他揭发批判上纲。这使我们愁得没有办法，说，伤了乡亲；不说，在工作队那里没法交代。直把个温情脉脉的乡村弄得四分五裂，把平时见面开口笑的乡亲们弄得派性林立，仇怨丛生，整人的和被整的都担惊受怕、忧心忡忡（现在“四清”与“文革”时产生的仇怨仍然存在）。　　

这些“无限上纲”对被批判的人是很不公的，也是残酷的。可是这是当时的政策呀，你不这样去革别人的命，别人就要革你的命。现在看来这是制造矛盾，把所有人都推向战场，不允许你当中间力量。整个极“左”路线就是靠制造矛盾，促使人民内部互相斗争。　　

我们因为有点文化，不幸被工作队绑在这个互相倾轧的斗争机器上，当了不得不当的斗争工具。即使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原则话”，比如父亲常说的：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人，怎么掌了权就忘了本，弄不弄就打自己的阶级弟兄？父亲绝对没有给他们胡乱编造什么不实的材料，只是对他们打骂百姓的作风批评一下，可是这也是伤人呀。　　

我家成了全国最穷的地主　　

很快，随着那些因用了几张纸和几瓶墨水成为“四不清干部”的人的“下楼”（当时管挨整叫“上楼”，解放叫“下楼”），我们家灾难就来了。“下楼”后的村干部，对奉命批判他们的人心存怨恨，于是，开始“阶级复议”时，他们互相串连，一口咬定给我家当过长工。这样，我家就被“复议”为“漏划地主”了。　　

七亩半地的地主，土改分过地的地主，解放前积极参加革命的地主，仅能糊口生活的地主，这样的人划成地主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当然不服。于是，工作队采取“熬鹰”的办法，整夜不让父亲睡觉。他前几天还是积极分子在会上发言，现在却成了被整的囚徒，必须被打入敌人阵营进行残酷的专政了。父亲当然死不承认，他们就软硬兼施，一会儿说你是恶霸，一会儿说你土地改革划中农是拉拢贫下中农的结果，现在是想钻进无产阶级队伍中对贫下中农打击报复……总之是罪恶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父子俩把当时的土地改革政策倒背如流，就是坚决不承认。于是，工作队改变了方针，笑嘻嘻地对父亲说：“这回不给你复议了，你还是中农，你按个手印回家吧！”被困倦折磨的父亲听到此话，大喜过望，不辨真假就按了手印。第二天，我们就被定为“漏划地主”了，那上报材料上有父亲鲜红的手印！　　

此后，我们踏上长达十几年的上访之路，每次都被打成“右倾翻案”而横遭打击。其结果是不允许我考大学，父亲被揪回家改造，妹妹不准升高中，两个弟弟只能上“耕读小学”。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黑帮，挨游斗；父亲被打成“残渣余孽”，天天劳改；两个弟弟被“耕读小学”赶回家，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同时，我们被扫地出门，被从原来家中赶出来，轰到支了三根柱子、摇摇欲坠的窄小阴暗的破屋中。　　

艰难的落实政策　　

我的成分问题是从　1976年10月6日　始，上告到中央才历经艰难痛苦解决的。我感到那种残忍、虚伪的“革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完蛋了，便毅然决然地给党中央写了26页的长信，很快有了结果。中央批转河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批转廊坊地委书记，廊坊地委书记批转县委书记。三级书记批示是大案，县里组成专案组，十天即调查清楚，打印了落实政策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在公社和大队的压制下，一年半后才得到解决。其艰难痛苦的过程我曾以日记形式写了15000字的文章，刊登在2006年第2期《天涯》上。　　

一个由“阶级斗争”引起的仇恨，一个耽误了我们全家人的青春、前途的错案，落实起来是何等的艰辛呀！我满以为上级同意了，真相大白了，我们就回到革命阵营了，可是，过村党支部这道关，我就走了相当惨痛的一年半。县里拿着打印好的革委会文件，到村里去，村支部不同意，你就没有办法。可悲、可叹的我们可敬的县里落实政策的领导，到我们村去了不下一百次（我永远感谢那两位同志），村支部书记就是不同意。他信誓旦旦地说：王宏任上告到中央，没有我同意，他白闹腾！他脑子中的“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已经深入骨髓，他认为他的意志就是永恒的真理，这条愚昧的政策繁殖了他这样的人。我频繁给中央领导写信，最后上级下指示，凡是不同意落实政策的领导，一律撤职。于是，他被撤职了，新上的党支部书记上台就宣布我的成分落实的文件。　　

我永远感谢伟大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些被迫害的人的生命（当时假如再不能落实，我和我弟弟会因为绝望采取极端手段的，那时一场血案即将爆发）。　　

一点后话　　

改革开放后，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上高中语文教师，其后到县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县文化体育局当局长、文联主席，现在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作协会员、廊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妹妹是中国作协会员，在上海工作；弟弟也是河北作协会员，写了不少小说，现在县广播电视局工作。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靠自己努力到省委工作。我们被扼杀压制了20多年，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没有大多数和我们一样受压制的人的今天。现在的改革开放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也要比把人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代强，况且又是前进中的缺点（绝非官话）。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4期上）　　

《平反日记》（片断）　　

　1976年11月1日　小雪　　

在这小小生产队,他是名副其实的土皇上,不但掌握政治权力,而且掌握经济权力,我们哥仨个都过了结婚年龄,他既压制你的成分,又剥夺你的经济,只能逼迫你和他拼命,这就是共产党政策容忍的干部?　　

今天又上县里,见到李希福同志,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只是村里好像和你有意见,他们不拿意见,只好慢慢等待了,不过你放心,这问题县里挂号了。我想,我为什么和村里有意见,不是因为你划了我家成分我不服吗?关键在于你执行了错误路线,等等,等到何时?王维清同志不在,我讪讪回家。我作为一个反抗的奴隶,干什么事自然不会顺顺利利,但是我作为一个敢告御状的有上边领导支持的造反奴隶,任何人又都有所顾忌,只要我在合理范围内争吵,又都会取得胜利。　　

阶级斗争折磨了我的父母和弟妹包括我自己,我觉得生产队像原始的氏族公社,书记、队长是大小酋长,在实行最原始最野蛮的统治,这是个无法无天的低级群体, 这就是压迫、剥削!这就是农村的现状,劳累、贫困、愚昧、斗争、压抑、不平,文化在消亡,道德在滑坡,我不能在这里生活。　　

　11月28日　晴　　

我气冲冲地走进王维清同志的办公室,他正看文件,我把书记和队长怎样把我当四类分子看待,我怎样和队长吵架的情况和王同志学说了一遍。王同志和蔼地听我说完,给我倒杯水,他沉思良久,缓缓地说:“你这次吵架很不理智,这会增加工作的难度。本来这几天我们已经把所有材料都弄齐了,已经向马书记汇报,建议仍恢复为上中农,马书记已经签字同意,可是,你一和他们吵架,他们就可以借风撒邪,阻碍落实了。你读了很多书,应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吧?现在他们就希望你和他们吵架,甚至于你把他们打了才好,这样就没有必要落实了,你一定要配合我们工作,忍辱负重,以求最后胜利。”我也觉得他的话有理,但是当时气忍不住,我说了我希望于县委,如果县委无力解决,我决不苟且偷生。我并且重复指出:王××和队长才是真正的地主,我一定要把他们揭发出来。王同志说:先把自己问题解决了,自己先站稳脚跟,才能打击敌人。你还是年轻气盛,还要好好学学苏东坡的留候论,弄清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我很佩服王同志的胆识、气度及对我的热情而负责的态度,我为认识他而高兴,我要振作起来,不辜负他的希望和努力。　　

从政治部出来,心情好点,在街上恰好遇上同学尹玉儒,他早听说我在弄成分,并且受到三级书记的关注,他很高兴地邀我到文化馆去聊会儿,我知道他是中农成分,当几年民办教师了,因为有个姨父在香港,所以既转不了正,也入不了党,因为文章写得好,暂时借调到文化馆,我正有郁闷要抒发,索性就去聊会儿,于是就跟他到了文化馆。　　

　3月20日　阴
今天上午李希福同志、王维清同志、王萃三同志,下午又加上张士清同志,共同来村督办,帮助解决我的成分问题,直到晚上七点多钟天大黑才走,领导的关心实在温暖我心,但是不知结果如何。　　

　77年3月22日　晴 　　

早上到县委政治部王维清同志办公室,他谈了前天去的经过。据说所有党员一个不落都参加了,其中有一个很强硬的小集团,坚决维护“四清”原结论,以至和李希福吵了起来,李希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们。上午未能解决,下午又加上张士清同志,先学45号文件,又学划分成分的政策,还学了土地法大纲,但是这些人不管政策和事实,坚持四清原结论,并且诬告王、李二同志给地方翻案。王同志最后说凡是错误的案必须翻,翻到底,这就是共产党政策的优越性的体现。　　

　78年4月30日　晴　　

今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日子,前半月我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态度激烈,抨击了村、社两级对落实政策中存在的恶劣表现,据说中央批示严厉,县委一个副书记亲自下来督办,当面问王××是否同意公布我的成分,王××不同意公布,于是当时召开公社常委会,撤了他的书记职务,当时任命同意落实我的成分政策的孙小升为书记。孙小升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用广播向全公社反复广播我的成分的落实情况,同时还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摘掉所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听说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我由衷地拥护邓小平再度出山,光这项政策就解放多少人呀!看来,中国有希望了,我更应该努力奋斗,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 　　

我的成分的落实的文件是1977年11月15日签发的,这个王八蛋竟压制我半年,把他撤掉实在大快人心,我买了五挂爆竹,既庆贺我成分的公布,又庆贺邓小平的再度出山,还庆贺我们全家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