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07年，自由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年终又奏新声：《南方都市报》发表朱学勤访谈，头面媒体头面人物，值得关注。

觉得有如下几个看点。

一， “我们回到常识”——用老调奏出新声。

“常识”为何？曰：“政治上是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文化上是保守文化。”。

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特产，只配当地使用，不适合中华民族。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适程度。

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深厚，进入资本主义又是被迫的，心不甘情不愿。

看似新声，实则老调——4个世纪前之旧曲也。 “我们回到常识，用了90年”。—— 中华民族也真多灾多难，千百万人流血牺牲奋斗近一个世纪，居然白白“折腾”，还得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出言胆识固然可嘉，不过，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常识”奉为万事不移的经典，也“创新”不到哪里去。再说90年前的“辛亥革命”也不是“过激主义”的产物么？也并不“光荣”啊。

二，“中国特殊论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公开叫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朱学勤的字典里，资本主义制度乃是普世化的绝对真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俱遭讥评

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得辩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混淆是非。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

“中国特殊论”不是现在发明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50年过去了，那些抵制民主的“特殊先生”怎么如此没长进，拾国民党之牙慧，一屁股坐到当年蒋介石的立场上去了呢？

用语何其刻薄耶，何所恃也？

“布莱尔在美国国会讲演中曾明确讲，民主不是文化的产物，更不是某个特殊地区的文化的产物，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个升华，所以有普遍性。”

“民主、宪政、法制、自由、人权，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不应自外于这些普遍价值。”

前者是英国大人物说的，不足怪。后者是中国的，是否断章取义，姑存疑。

三，“坏市场经济”——浅薄的理论骗局。

中国精英霸权话语中的“市场经济”，向来不加“社会主义”定语。是诚实，是霸道，或者二者兼具？说不清。“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也是“市场经济”，不过在公有制居支配地位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实行的市场经济。一旦失去这两个前提，确实也无法区别“姓社姓资”了。如果一定要“区别”，那就是“初级阶段”与“发达阶段”了。后者即今天已经从词典里消失了的“帝国主义阶段”，前者在右翼的话语里也承认为“原始积累阶段”，不过把它归结为“坏市场经济”。

何为“好市场经济”，何为“坏市场经济”？太为玄妙矣。愚钝如草民，以意度之，美欧自然是“好”的，第三世界、南亚拉美、俄罗斯和东欧该是“坏”的了。不过问题来了，朱学勤也承认世界大部分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美国在一个“轨”上跑车，他们怎么就不能“好”不起来呢？苏东“转型”也“接”不好，那我们中国到底怎样“接轨”才能实现“好市场经济”呢？放手给“看不见的手”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阿根廷的前车覆辙令人惊心动魄。实行凯恩斯“新政”乎？普京新政美国人和中国精英又骂他“专制”“倒退”了——这个“轨”也太难接！除了“看不见的手”、MBO以及崇拜美国之外，也未见张维迎们开出更好的药方。

无须历史学家教导，稍有点“大国崛起”的历史常识都会知道，欧美的“原始积累阶段”，哪一个不是“坏市场经济”？鸦片贸易、奴隶贸易、对印地安人灭绝性的屠杀、为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 ，难道都是“好市场经济”？

“行政权力是看得见的“脚”，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那只看得见的“脚”放权，脚下那只手发育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脚”是“手”之母，却是一个后母，时常要敲诈市场，虐待市场。……所以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

“靠诚实劳动致富”，一万年也不能将“公有制为主体”颠覆。中国原始积累也即资产阶级的发育成长，哪一刻能离不开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鼓吹“吐痰论”“冰棍论”，力挺顾雏军，不也是精英作为吗！摸到石头便过了河拆桥，不觉“忘恩负义”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谁有本事谁发财乃天经地义，第三世界和“转型国家”没有当年贩卖黑奴的条件，权力天然成为最大的优势。印尼靠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搞起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所以苏哈托富可敌国。官僚买办资本，乃是历史给当代市场经济“崛起”设定的必由之路，即使是靠着计划经济变成了超级大国的苏联，转起型来也不能例外——六七个寡头弹指一挥间即可攫取国民财富的一半！

哪里是什么左派“有意无意混淆是非，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正是右派精英得了便宜卖乖，将原始积累掠夺的罪恶加到“体制”头上，让“政治体制当原始积累的替罪羊”，其司马昭之心，不过是转移群众愤怒的视线，以便将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彻底颠覆。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如小平当年所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四，“全人类的普遍价值”——民主自由的虚伪性

包身工与老板、奴工与窑主、“鸡”与嫖客、下岗分流不得不“学习微笑”谋生的原工人与腰缠亿万的,MBO新老板、每天干16小时的煤黑子与赚得盆满钵溢头上闪耀各种光环的矿主、跳楼“恶意索薪”的农民工与能够调动全国顶级法界精英为其辩护的黑老大……他们在“民主自由”方面，与强势铁三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比如言论自由吧，何止“弱势大众失语”，就是知识界，左翼在平面媒体上有一席的之地吗？一个《读书》如芒刺在背，非除之而后快。换了就换了吧，还要撇清，说是“正常人事调动”——如此“誓死捍卫你的权利”，不觉令人作呕吗？

薛涌先生对标榜自由的《南方都市报》曾有抗议，作为该报多年特约的撰稿人原本有约，只要不触犯言论尺度，编辑部不会因为意见不同而拒用。可是，当作者一旦撰文批评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时，“自由”和“契约”马上就不见了。

朱先生们垄断着话语霸权，可以随意将毛泽东诬为“民粹主义”。可左翼有同等的批评自由么？

“人大改革要向前走，政协改革要向后看”，从“普世民主”角度看倒也实际。不过，如果有勇气直面现实就不能回避：中国现实的人大政协构成中，弱势劳动大众到底有几许“代表”？

五，“与第二国际殊途同归”——随意颠覆妆扮历史。

即使在学术的层面上，“民主自由”也有限得很。主流精英把哈耶克、凯恩斯、张五常、亨廷顿、夏至清等奉为祖师，容得下左翼另类还叫话语霸权么？《河殇》《走向共和》《大国崛起》一路高歌猛进，历史由他们随心所欲剪裁、诠释和书写，自由得很，他们留给左翼的恐怕只有望洋兴叹的“自由”了。

千万不能忘记，西方是先有古典自由主义，奠定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后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这既是历史发生过程，也是政治制度与政策调整的结构逻辑。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100年时间里，社会民主党是不承认这个制度平台的，。经长期失败，他们才有1959年大转向，回头承认这个制度平台，回到这个制度平台上跳舞。

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检讨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不能赢得选民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删掉了暴力革命与计划经济国有化的要求，第二国际发生历史性大转折。20年后，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放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也趋向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这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可谓形势比人强。哥德堡会议打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胜利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它们殊途同归。在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可强化我们这里的这场历史性转折，使之更不容易倒退？

社会民主党，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根据精英们的设计，它乃是下一步“政改”共产党的前进方向，因而这方面文章做的也特多，朱文也费了不少笔墨。草民浅陋，想向历史学家请教一下：“19世纪中叶”欧洲有，哪个“平台”出现“社会民主党”了？

“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第二国际发生历史性大转折”云云使人摸不着头脑：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国际等，能混为一谈么？第二国际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恩格斯逝世后的多数社会民主党纷纷背叛马克思主义，一战之后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陷于破产。欧洲的工党、社会党或社民党，早已“转型”，成为轮流执政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政党之一。“长达100年时间”，从何谈起！中国精英最近热中于“民主社会主义”，宣讲历史故意混淆“姓社姓资”了。英德法的工党和社会党长期执政，与他们谈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是匪夷所思吗？

朱文将“长达100年时间”的社会党一锅烀，将威廉·李卜克内希与维利·勃兰特“接轨”，并由此出发，得出11届3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与当今的社会党“殊途同归”的大胆结论。——朱先生不觉太为超前冒昧么？

余者，诸如对“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对“列宁所痛恨的‘第二国际破产’”等的诠释，俱令人耳目一新。看来，整个历史是要颠覆过来重新书写了。

六，“思想破局”——“体制”如何作为？

比照十七大的经典观点，朱学勤的文章“解放思想”是够大胆超前的。不免使人困惑：

从《大国崛起》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频频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四项基本原则叫板挑战，步步深入，愈来愈甚，举世瞩目。——是宽容还是纵容？有关方面应该有个态度。

高尚全会长近日发话：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位的。”——如此这般的“破局”，能够避免“有的国家”的灾难悲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