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版祭”的后续文字

　　温铁军



　　我是12月23－24日在火车上写了“农村版祭”，回京后发给几个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年轻编辑。
　　这几天，不断有人问农村版被关闭的原委，甚至我的一些老领导也表示了关切。据说外电也有了报导；各种传闻不断。
　　很多人问我，到底是哪个主管部委要关闭农村版，具体下达了什么指示……。
　　还有的人，主动地把文中的批评自我对号入坐……。
　　当时写“农村版祭”的时候，实在只是出于读我那些年轻编辑们的文字时的伤感，出于我无法面对那些不断找来的满眼期待的农民们。我以为，自己拒绝给农村版最后一期写东西的期限已过；既然农村版已死，我还是需要向那些愤怒地质问我的读者们作个交代。
　　那时，我只是随心地写了，还没有打算发表，只发给了我的编辑们和一些朋友。现在既然被各种网站转贴，而且既然已经有了这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只好做发表的安排。但需要补写如下文字：

　　其一，这件事情与上级部门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我那些自以为应该坚持某种理念的朋友们强调所谓“三回归”的结果。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农村版的被关闭，没有任何上级部委或者领导的指示；只不过因为我的那些一向秉持“正确”理念的朋友们认为我过分地关注农民问题，以致于干扰了他们坚持的“主流”和所谓“改革大方向”。
　　因此，《中国改革/农村版》的悲剧意义就在于：它是被那些多年坚持“改革”话语权的朋友们出于“正确理念”关闭的。
　　这，才是真正值得学界和社会认真对待的……
　　此前，他们对我的问题很早就有看法，2003年夏天就曾经提出“三回归”：回归主流，回归改革，回归媒体！可惜，那时我愚钝到没有感觉的地步，竟浑然不觉我的问题在他们心里的严重程度。直到2004年夏天他们以此作为标准，在我仍然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法人代表的情况下由我的朋友们出面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对我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中的问题做了“缺席批判”，才使我幡然醒悟。
　　当然，在那次大会上只有极个别的响应者。
　　那会以后两天，我回来了，才知道编辑部的年轻人为了挽回关闭农村版的决定，曾经以我的名义给很多人发了求助函……。我开始也以为，不过是资金短缺嘛，便提出如何筹资的建议，去问了才知道，“有钱也不办了”的决定是不可能逆转的。
　　这期间，有个从来就正确的朋友来给年轻编辑们做了几小时的思想工作，情急之中的那句话大有道破天机之功：不能把我们的《中国改革》交给温铁军这样的左派……
　　后来，有人劝我打官司，被我谢绝了。尽管我知道这官司肯定会赢，但我确实不打算让这些比较认真地坚持某种可以讨论的理念的朋友输，更不愿意与人对立。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提醒我：上辈知识分子们在派性上“苦斗”的教训还不够吗！

　　后来，我也曾经问过中国体改研究会的领导，可他们对这种在同志之间内耗的事情到底是谁在决策、谁在操作，几乎完全不了解。
　　事已至此，是非功过只能后人评说了。

　　其二，确实没有人迫使我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关闭农村版是在我离开以后。
　　2000年年底我接手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时候，明确表示只干两年。后来，我对杂志社的所有职工也是公开这样表达的。到2004年7月我付出了3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超过了我的承诺。
　　2004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提出要我去该学院工作的意向。我觉得可以重新从事自己多年来习惯的农村问题研究，因此愿意办理调动，后于6月30日到人民大学报到。
　　可见，我是自愿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的。
　　只不过，作为杂志主办方的中国体改研究会曾经召开常务理事会形成过正式决议，要求我在杂志社继续兼任总编，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者。后来出现的变化犹如翻云覆雨，我实在没有那些朋友们的多余时间和精力去搞清楚个中原委。
　　至于他们何时以何种手续决定关闭农村版，我至今仍然不很了解。只是，正式关闭已经是12月份。那当然是在我办理了调离手续之后。
　　最后劝一句罢，尽管明知“大隧之内，其乐也溢溢”。
　　本来正常的事情，大可不必被些什么零碎的考虑搞得不正常。这大概与那所谓理念无关。让外人耽心或者开始起疑的，反倒可能是被其他非理念的东西左右了，抑或被屑小们的阿谀搞晕了，枉了半生的清名，那才令人扼腕。
　　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