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

王小东

摘要：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也面临着种种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不对称。中国人喜欢把美国当目标，但美国被世人最乐道的恰恰是软实力。但要提高软实力，不能接受开历史倒车的新儒家。当代中国重要的软实力是民族主义：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民族主义不是简单要求个人服从民族国家，而是承认只有组成国家和民族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只是手段，个人利益才是目的。

一、今天的价值观就连安全也忽视了

当代中国的确表现出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这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过分地强调了重精神、轻物质，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违反了基本的人性，人性中有很多恶的东西，光讲精神不行。与之相比，没完没了的需要物质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但在今天已经到了加以遏制的时候。
改革开放之前，北京人均住房只有七平米，上海人均住房只有四平米，我当时的感觉是：房子的狭窄能把人逼疯了。在那种年代，去强调我们只要有一个崇高的精神就行了，这怎么能被人们接受呢？而那个时代过去之后，现在就觉得有多少都不够，导致了很多炫耀性消费。举个例子，很多人在装修新房的时候，把房子砸得一塌糊涂，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的：比如预设了热水管道的，为什么还要在每个卫生间都安装电热水器呢？但如果我们再想想30年前的情况，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就是饥渴。以前一直没有，现在有了，还没缓过神儿来呢。这是非常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没必要讨论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是否存在，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本来一栋楼的设计是防八级地震的，大家装修完了七级地震也防不了，这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不仅是轻精神，已经连自己的安全都放弃了。这种现象短时间内还不能缓解，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点儿好转：有一部分人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安全意识跟环保意识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人有了安全意识他就会有环保意识。因为如果环境不好，对他是不安全的。但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安全意识，包括知识分子，他觉得只要我能炫耀就满足了，至于安全不安全，对他们来说倒不重要。

二、关键得有力量：中国在很多方面强大了

在中国17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都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曾被人打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被坚船利炮打败的话，到底谁行谁不行的道理也讲不清楚。所以，这是一个硬道理。
我们老讲文化，到底什么是文化？广义的文化什么都包括，西方有一种划分很简单，只要是遗传来的就不叫文化，后天的都叫文化。简单讲，就是说你的头发长出来是什么颜色这不是文化，但男人留短发女人留长发这就是文化。这样讲的话，文化当然太重要了，因为什么都是文化。
但是从狭义上讲的话，文化确实不重要。欧洲到现在都认为美国文化是粗俗的，美国文化到底是粗俗的还是典雅的，这不重要，关键是美国有力量，美国文化就可以在全世界横行。我认为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在近几年情况是相近的，也可以说是粗俗的，但照样跟着美国文化一块儿把欧洲文化打败了。举一个例子，2005年，美国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决定尝试一年内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并将这一年内家庭生活的真实经历写成了《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一书。书中讲到一个细节，不买中国货之后她给孩子买了德国制造的玩具，非常精致、复古型的。她的儿子对此反抗特别厉害。她女儿比较小，才两岁，一般不说话，但就是对德国玩具不感兴趣。当抵制期过了之后，女记者给孩子们买来了中国制造的简单粗俗的玩具时，小女儿兴奋地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两岁孩子身上可能更多地反映人的本能，但是别管什么文化粗俗不粗俗，美国有政治、军事、经济的巨大影响，中国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我们要看到这种背景下文化的强力推进。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很多次战争中，我们都打败了。说起来，曾、左、李这些人所学的儒家思想都精深博大。曾国藩文章写得很好，他一辈子都认为能留下传世著作、思想，比军事成就更重要。但是这管用么？不管用!最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别的先免谈，先把坚船利炮拿到手：第一能够保卫自己，第二能够打别人。有了实力你的文化才能站住脚。所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出现重西方的现象是很自然的，这不值得批评。真正值得批评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被我称作“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想，它跟五四时期的思想相比有着重大的差别。五四时期，被很多人说成是洋奴的胡适，尽管讲过“我们百事不如人”，但对中国还是怀有很大的希望的，他说：中国将来是要站起来的、是要崛起的。但80年代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就不这样了，它告诉你：中国早亡了，所以中国好不了。五四时期是说：我们现在不行，但我们要学习，学会了，我们就能行。到了80年代说的却是：我们干脆就不行，我们就撤摊儿、散摊儿，我们就不要中国了。
之所以出现“逆向种族主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从历史上讲，我们确实还没有彻底翻过身来。但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开始能做一些大事了，毕竟抗美援朝我们跟美国人打了一仗，世界对我们是刮目相看的，承认我们的拳头也是硬的。后来又有原子弹、人造卫星，我们的弱势又消除了不少。第二个，就是文革：如果没有文革对中国经济的停滞，不要说韩国，日本都没有发展的机会。韩国人自己就讲：要不是中国人自己停止发展的话，哪有韩国在世界的地位。他们完全是利用了中国在重精神、轻物质的指导思想下给自己下的绊儿。正因为以上两个主要原因，所以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时候，一些中国人自己丧失了信心、爱国心，甚至伦理道德也丧失了。我记得当时有个说法非常形象：中国把这些信心、爱国心、伦理道德在那个年代都给透支了。
但话说回来，文革过去已经30多年，但现在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还是不行。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中国的现实，比大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的要强得多。李银河最近写了一篇小散文，说一个日本记者来中国采访，本来说还要来第二次，但回去之后说不来了。因为采访了几个中国的家庭之后，看到中国人的房子都非常大，自己做为一个日本大报的记者，奋斗了一辈子，只有一套非常小的房子，感觉受刺激了。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会提出来，我就没那么大房子、农民工也没那么大房子。其实这是一个谁跟谁比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骂，另一方面跟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他比人家过得很可能还要好。起码我们的平均住房面积大大提高了，北京由7平米提高到24平米，这肯定也惠及了一般的老百姓。
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强大了。这是一个购买力评价的问题，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在汇率上体现出来的要好。这里也有很多似是而非、崇洋媚外的算法，非得把中国的水平给说下去，这有问题。包括刚才谈到的美国女记者书中所写的一些生活细节，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是怎样消费的。你会看到，未必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报社记者要好。比如说，她认为买一双60美元的鞋，还是很贵的。60美元，不到500块钱。很多中国记者买500块钱的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像很多人坐在中国所想象的那么高。他们的确工资高，但是税高，很多方面的负担都很重。再举一个例子，公安部门曾经布置了几次专门针对非法居留外国人的专项行动，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就是发现在中国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增多了。据韩国报纸自己的说法，在北京望京地区，就有三万多韩国非法居留者。中国的管理部门第一次感觉到外国人非法居留、非法打工甚至包括犯罪，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当有些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不行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反而认为发财的机会就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没自信，这里头是有问题的。

三、时代不能接受开历史倒车的新儒家

但话说回来，我对新儒家的东西也不认同。首先，我们看新儒家提倡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缠儒家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两千多年历史，肯定包罗万象、什么都有，你现在想弘扬的是哪部分，这才是问题。对于新儒家提倡的东西，有两点我是不赞成的：
第一点，过分强调儒家等级制度思想。我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平等的过程。现代社会一个最起码的原则就是在政治上要平等，不能把法律定成不平等的。法律肯定是偏向有钱人的，因为有钱人请得起律师，但你不能直接把法律定成等级高的人法律责任就小。现代社会的这种平等观是有实际功效的：一个是要让比较多的人口提高技能、卷入工业生产；另外一个，如果出现战争了，要让更多的人有公民意识，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不是为国王而战、为皇帝而战。这一点在欧洲的战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拿破仑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时，跟这一点很有关系，就是法国人有了公民的意识，欧洲的其他地方没有。
我们有很多误导，说民主国家的人民不爱国，根本是胡说八道，这就是自由派讲的神话。但是爱国有一个条件：我是国家的公民，我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就要爱我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这是西方比较古老的传统，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古希腊的时候，如果一个家庭里没有人能够参加打仗，就失去了很多权利。古希腊就告诉你，这是你的义务，你要不打仗，你就是不要这个权利。现代人也是，这两方面都应该有：一方面你要为这个国家尽义务，包括打仗、服兵役；另一方面你又有权利。二战中的英国人也很爱国，丘吉尔的文章里写敦刻尔克大撤退时，很多普通百姓摇着渔船，自愿去运送撤退的军队。丘吉尔说，从这些渔民眼中，他看到的是恐惧，他们恐惧一旦英国被打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权利就没有了。你得承认，如果是只强调一个君王的等级社会，很难唤起这样的爱国心。有公民意识、有平等的意识，才有爱国心。所以新儒家宣传的我们要恢复等级秩序，这是个问题。就只说一条，根据《大清律》，丈夫打死妻子要受惩罚，但不会判死刑，妻子只要动手打了丈夫，那就是极重的罪，非常不平等，儒家思想就是这样。问问今天的妇女同志同不同意？我看没有可能。
这种平等思想别管是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是深入人心的，你想开历史的倒车也开不成。再说日本，在我看，中国人的民主思想远比日本人高。中国经历了好几次大的革命，这些革命当中，中国人付出了物质上极大的损失。但是有一条，你也可以说中国人比日本人更现代化，就是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日本人强。如果以西方为标杆的话，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就是比日本人更接近西方，这恰恰就是现代化革命的一种结果。这就是我不能赞成新儒家学派开倒车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就是过分强调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是“争”。中国历史上真的像现在很多宣传的那样，完全是和平文化么？孔子讲“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就是说周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周时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是祭祀，一是战争。这句话放在今天也对，比如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其实也是祀的一部分，祀在今天就是一种宣传。戎就是打仗，保卫自己，占别人的地方。让新儒家一说，就说我们都应该“和”。说中国文明就是“和”，西方文明就是“争”，这种简单的分类是不对的。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和”与“争”肯定都有，哪个多哪个少都难讲。我们讲郑和下西洋，就完全是一个友好之旅么？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说了，郑和也是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参与部族纠纷，跟西方人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没什么区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时候，如果不跟人家打，不就没事儿了么？是没事儿了么？印第安人当年没反抗或者反抗不成功，不就被消灭了么？我很同意对上述观点的一种评价：“阉者的梦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请惟“和”者记住这句话，这恰恰也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秦王朝——全部活动都为军事服务，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也是罕见的。修长城不说了，这是防御性的。当时的高速军事公路秦直道，一直修到大漠深处。修灵渠，是为了向南运兵。汉代以后，儒家总结这都是坏事儿，他们抓住一条，这么强大的军事帝国，迅速地灭亡了。但后来房宁就讲了，汉儒对秦王朝的失败，总结过头了。现在看，像秦国那样一条腿走路，对外只搞军事，对内只搞法家的严刑峻法，肯定是不行的，得有汉朝后来的和缓。但是，今天不能总结过头。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后来的军事力量跟经济力量长期不相称这个问题。但这不是新儒家所说的——不重视发展军事力量是一个优点——这是当时的政治家所需要的。我们看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唐朝强，工业技术相比唐朝有很大的进展，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朝代。以这样的经济力量和工业技术力量，在对外战争中不应该像历史所表现得那样。关键问题出在政体，中国古代的政体一直摆不好两个问题的平衡位置：如果要取得军事效能，武将就容易造反，因为武将会有特别大的权力；如果压制武将造反，军事效能就降低了。宋代接受了唐代的教训。对于大国而言，外敌入侵的话，可以通过割让土地、进贡等方式化解，统治者还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果内部造反，身家性命都没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代统治者就开始遏制住武将的权力。明代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好像是尚武的，要把武将的地位提高，但是没过多久，明代的武将地位还是不行。清代还是如此，为了制约武将的能力，政府把军队分成非常小的编制，互不联系。鸦片战争中，中国之所以一败涂地，跟这是有关系的。当时有一个统计数字，清王朝为调集一万人的军队不仅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所耗白银，甚至超过英国军队绕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费用。所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技术力量不完全相称。
我也不能同意一些军事学家的说法，认为侵略者作为游牧民族，生存形态更接近于战争，所以我们打不过。你看汉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打败游牧民族的。我觉得有些历史常识也是应该恢复一下的，比如昭君出塞，儒家文人写了千百年历史，都把昭君出塞说成是中国力量薄弱的象征，而且写了很多哀怨的诗词。这不符合历史。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告诉你，昭君出塞恰恰体现了中国的强盛。为什么，汉朝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公主嫁给匈奴，在昭君之前，嫁给匈奴的都是宗室女，就是说都是姓刘的，去之前要给一个公主的名号。昭君不姓刘，她也没有公主名号，但匈奴也接受了。昭君出塞以后紧接着一件事就是陈汤杀了郅支单于，留下了历史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郅支单于也是要求到汉朝来称臣的，但是汉朝提出的定期朝贡的要求他没有完全答应，这就形成了对立。如果我们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的话，陈汤作为一个中级军官，他竟然可以自己做主带领军队把另一个大敌国的元首全家杀掉，你可以想象中国当时的强盛。所以中国怎么就打不过游牧民族呢？就是因为后来的政体，他摆不平军事效能和武将造反之间的关系，这又跟儒家思想的导向有关系。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那种体制演化到现代社会，比较好地解决了军事效能和武将造反这两者间的关系。美国和英国历史上武力都很强，他们不会出现武将造反的情况，连可能性都没有，这肯定不是因为他们道德特别高尚，要是有可能性他们肯定也会尝试。所以该向西方学的地方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当有些人告诉你，在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是不行，那你得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儒家啥都不行、中医啥都不行，那我们就不会有13亿人口了。在历史上人多当然是成功的一个表现，当然到近代人太多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肯定有人会说，那非洲人口也很多。实际上非洲人多么，黑人比例你算算有多少？他没多少。中国现在其实是不大成功的，我们的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1/2，减到1/3、1/4，减到现在的1/5，就是不成功的，因为相对人口在减少。举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的刑罚司法，跟同期的西方比是不是更人道？的确是更人道。很多人讲中国有很多酷刑，这确实是在诋毁中国传统文化、诋毁中国传统。为什么？那些酷刑确实都存在，但你以此说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残酷那就错了。死刑复核制度就是中国最早实行的，确立于北魏,定型于隋唐,完善于明清，是要由国家最高当局皇帝或者皇帝身边的人，来决定一个老百姓是不是要判死刑。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有人说体现了中国清末官场腐败、司法黑暗，但一个学历史的朋友就讲，在清末那么腐败的情况下，这个案例还是体现了司法的有效：第一，杀一个杨乃武这么费劲儿，这说明权利的制约是有效存在的；第二，杨乃武的案子翻的时候，一百多个官员摘了顶子。中国现在如何呢，判了杀人、强奸，最后发现判错了，死刑都执行了，听说过中国一百多个官员掉了顶子么，何况杨乃武翻案时还没死呢！

四、制约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符

一讲到中国社会风气需要转变，有人就会到竞争与合作、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中寻求和挖掘，道理是没错，但真要去挖掘就难了。就说《色·戒》这个问题，也包括《集结号》，这些电影不仅解构了国家和民族，也解构了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把一个一个的人原子化了。更放大讲，这种解构是解构一切社会关系的现代社会大潮流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左派兴起，解构盛行。但到80年代，解构思想在西方社会明显受到抑制，好莱坞从来没有被这个东西完全裹挟，《拯救大兵瑞恩》跟《集结号》是完全相反的，根本《拯救大兵瑞恩》是建构，《集结号》是解构。美国社会到80年代以后，实际上是向保守回归的，解构的劲儿已经过去了，但中国这时候刚刚兴起解构，现在还得再解构一段时间。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以后，逆向种族主义的泛滥和对国家民族信心的丧失。表面上你看到好像是在控制，实际上这种控制反而帮助了这种解构，延缓了这种解构。《色·戒》放出来了，主流媒体一片叫好。早几年卫慧的《上海宝贝》，也属于解构的范畴，原本就没那么多人看，结果一批一折腾，反而看得人那么多。
就这么简单。为《色·戒》辩护的自由派就说，电影里说去打仗去牺牲的都是傻冒儿，这种思想对台独也不利呀。我说你知道军事上有一种说法，叫无线电全频段阻塞么？比如在电子战争中我们打不过美国，我们可以用全频段阻塞，发出强烈的信号，把所有的电子信号都淹没掉。当然自己的信号也没了，但是不要紧啊，我们本来就少。他们的没了，他们亏大了。就是说，如果这种解构同时针对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那肯定是对弱势集团更有利。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我什么都没有，全砸了不就是一副锁链么？你什么都有，砸你东西不是砸多了么？
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跟硬实力不相符，根本不像新儒家讲的那样，中国是一个软实力很强、硬实力差点儿的国家。中国硬实力现在也不如美国，中国软实力跟其他国家相比比硬实力的差距还要大。中国软实力可能比不上印度。当焦国标说要一分钱把中国卖给美国，当《色·戒》这样的电影获得主流媒体一致叫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中国的软实力是负数：不要说去影响外国人，连中国人都影响不了。这种局面怎么扭转，惟一的希望就是民族主义：中国惟一的软实力，还能鼓动人心的，就是当今知识分子非常忌讳的、动不动就说是双刃剑的民族主义。
我认为，最起码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我说的这种，而不是康晓光说的那种复古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必须讲，民族利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民族利益是手段，个人利益才是目的，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从让大家接受的可能性考虑，都必须这么讲。这就是现实，美国就管你叫中国人，你不想当还不行。你就是能加入美国国籍，他还是管你叫中国人。需要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牺牲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的盘算。我们现在劝你的，只不过就是让你仔细地盘算一下。像焦国标那样，像《色·戒》那样，你能不能得到个人利益？即使焦国标能够得到，人人都像他那么做是不是都能得到？美国人会接受几亿个焦国标么？当你为《色·戒》流下眼泪的时候你想一想，王佳芝被杀了，她维护住个人利益了么？

五、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

早在1991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观点：目前的情况下，想用原有的意识形态凝聚中国人是做不到的，惟一能够凝聚中国人的，就是要告诉中国人：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那么复杂，说得花里胡哨的，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美国好不好，其实我觉得美国挺好的，做一个美国人还是很幸福的。他们经济实力、安全程度都比我们高，我们要担心什么时候石油用不上了，美国人可以很确定地相信，除非地球上的石油全都没了，其他国家全用不上了，美国也是最后一个用不上的国家。但是有一条，你说这世界是个地球村，我们上美国是不是也得要签证啊？长期居留你还得弄绿卡，是不是很不好弄啊？咱们13亿人，弄上3亿美国绿卡成不成啊？
所以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这一点，要让很多中国人明白，这是第一步，也是最起码的一步。包括这次关于《色·戒》的讨论会，有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他就说，《色·戒》为什么触犯了我，因为它触犯了我个人利益，我现在认识到：我个人利益跟国家民族是有关系的，它要解构国家民族当然触犯了我的利益。
其实民族主义并没有唱高调，说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没有那么讲。康晓光就非要这么讲，说民族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是绝对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今天为《色·戒》辩护的人就说他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最恶、最坏的东西，我作为个人为什么要服从于民族国家？我1999年就提出，不是个人要服从民族国家，而是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当中，我们只有组成国家和民族，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目的还是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是手段。在现在的世界格局当中必须如此，很简单的道理，你不想如此，美国人不干，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干，你做不到。

第二步或第二点，中国人必须认识到：从历史的场合来看，以前我们确实有不如西方的地方和时候，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天下第一，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这是事实，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西方人也承认这一点，从这个方面讲，中国人应该有自信。170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我们的生命来看好像是很长的，好几代人了我们一直没翻过身来，这就有了《河殇》那样对黄色文明的贬义。问题在于，你不能以你的一生来作为尺度，你的一生在文明的历程上什么也不算，一闪而过的瞬间。你要评价文明这么大的事儿，你的尺度就要跟要评价的事儿相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成功之处的，需要挖掘一下：儒家思想怎么整合中国人？怎么协调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其中肯定有很多的道理，不然的话它做不到连续数千年文明。就像科举制度，最起码就体现了一种平等，西方也普遍学习。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有超过1/3的进士，往上数五代没有读书人：这就是说，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制度，实现了社会纵向的流动，底层的人可以进入上层，这就是儒家思想的贡献。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信心：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做得那么好，怎么会永远不行呢？

六、对中国更优先、更基础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谈的这些问题都重要，但也都高了一点。中国还有更优先、更基础的问题。
第一，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讲，是怎么进入现代化，怎么让工人和农民产生组织纪律性，接受现代化的规范。农业国家的历史特点，我们分工没那么细，做事没规矩。但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当中，就要有时间观念，要讲诚信。
第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一点不懂自然科学。如果社会普遍自然科学素养不足，很多正确的建议将不被接受。在日本的大学里，学生的聪明程度比我们的北大清华差多了，所以我曾经认为，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能赶上日本。后来发现我的想法是错的，日本虽然没有北大那么多天才学生，但是日本普遍水平比较高，特别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懂自然科学。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国还会更强大，强大得可怕。金灿荣教授曾有这么一段话，很说明问题：“2004年9月有一个日本右翼大佬，到北京、西安、重庆、上海转了一圈，回去后在日本右翼的一个高层会议上下了一个结论：从中日现代化进程看，日本已经失败了，原因是日本就是靠拼命学习取得了技术优势，用技术优势享了100年的福；这个技术优势本质上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的，现在中国开始学习了；过去日本取得技术优势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拒绝学习，后来又乱学；中国即使还会有小错误，但是已经走上了正道，在技术层面上赶上日本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已经不是什么可能性的问题；一旦中日技术水平拉近，中国的天然优势、地缘政治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就是亚洲之王。
后来有人问他，那日本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引导中国犯大错误。那中国不犯大错误又怎么办呢？他说，那日本就做好依附中国的准备吧。”

（作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文在本刊编辑张亮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绿叶》杂志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