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哲学观念在否定中的发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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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观念在否定中的发展
哲学的时代性并不排斥其历史的统一性,正是在时代性的更替中,体现着哲学观念的历史统一性。哲学观念的时代性是其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其统一性则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于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及其表现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文明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演进。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矛盾的阶段性特殊表现,正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否定中,体现着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和发展性。历史的阶段是发展的阶段,阶段的更替不是历史的终结。社会主要矛盾的否定不是取消社会主要矛盾,而是以新的矛盾取代旧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随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相应地,社会主要矛盾所概括的时代精神也会随之而升华,这也就是哲学观念在否定中的发展。
近来,在西方出现了一股否认历史方向性和规律性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无所谓向上或向前的,也没有发展,更没有规律,只有各种要素和个人的随机组合。其要点,当然是要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传到中国,则成了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如果按此观点,那么哲学也就无所谓否定和发展,而所有已形成的观念,也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某一国家或民族,或者说还能够出现若干互不相关的哲学观念。这是一种看似超脱潇洒,但实际上却不负责任的观点,除了混淆是非,干扰对历史、对哲学的研究之外,没有任何价值。
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是在不断发展一样,人类的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其标志,就是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同时也就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为标志,就可以确定各历史阶段的特点及其发展程度,而且能够明确地规定历史是向前和向上发展的。劳动者素质技能表现为生产力、技术水平、文明程度、物质财富、生活水平等各个方面,人们也常以其中某一或两个方面来规定社会发展的程度,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往往停留表面或限于片面。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赫鲁晓夫曾以钢和煤、石油、机器制造等几个工业产品的产量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准;今天中国某些官员和学者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目的,将“致富”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等。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及其表现的社会关系。如果只有量上的“致富”,没有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这样的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发展,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而把“全民致富”作为发展的方向,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不在于逃脱劳动成为剥削者,而是在提高素质技能的同时提高社会地位,以致成为社会主体,由此而自由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内容的,而这同时也是哲学观念历史否定和发展的根据。以此来考察社会历史,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进程;以此来研究哲学史,哲学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发展过程;以此来规定现代的哲学观念,就应按历史的否定与发展中批判继承的主线,从对唯物主义的否定中认知劳动主义的应该与必然,并对之进行系统论证。
人类的历史是连续的,哲学史也是连续的。这种连续并不是简单重复以前的历史,而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充实、丰富对人生存和发展规律的认知。图腾意识、诸神崇拜、上帝主义、天命主义、唯物主义、劳动主义这几个能概括人类社会各阶段时代精神的哲学观念,是历史地出现的,这同时也是逻辑的顺序。虽然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是“齐步走”,而且在某个阶段上经历的时间也不相同,哲学观念在该国或地区演进的逻辑环节也有充分与不充分的差异,但各个环节是不可能跨越的,就像一个人的正常理性思维必须经历相应环节一样,一个民族的总体性哲学观念的演进也必须经历其必要环节。迄今为止,仍有一些民族并未完全经历哲学史上的各个阶段,其哲学观念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形式,全部经历了上述六个阶段的,大概只有中国和欧洲,但它们在六个阶段经历的程度又有差别:图腾意识阶段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且历时很长,因此很难考证各地区的差异,但却是各地区原始人类所共有的;中国的诸神崇拜阶段所留下记载也不多,但从各种神话传说和相关记载中,都表现出它的存在;上帝主义在欧洲是相当重要的哲学阶段,而在中国却只是诸神崇拜和天命主义之间的短暂过渡中介;远在欧洲上帝主义形成前几百年,中国的天命主义就已出现,并在欧洲盛行上帝主义的一千年左右时间内,中国的天命主义得以充分发展和系统化,但却停滞不前;欧洲的进步势力在否定上帝主义的过程中,不能不借助天命主义,形成向唯物主义转化的必要中介环节自然神论,而中国进步势力对天命主义的否定,也以引进产自欧洲的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念。
当我们考察哲学观念的历史演进时,可以而且应该按照其逻辑的顺序探讨各环节的否定演化。从全人类的角度论,上述六个阶段,正是哲学观念演进的六个必要逻辑环节。在历史的否定过程中,在先出现的哲学观念是随后出现的哲学观念的批判对象,在后的哲学观念取代了在先哲学观念的主导地位。这个过程,在历史上可能要经过几个世纪,批判与反批判也是相当尖锐和曲折的。相比之下,在先的哲学观念是成熟的、系统的,并有政治、经济等权力的支撑,其掌控者往往是以压制、打击的方式对待新的哲学观念,但除了教条式重复旧有的观念之外,并无新意;而新的哲学观念,虽然不成熟、不系统,但代表着进步的社会势力,体现着变革的趋向,是充满活力的,并在反对旧哲学观念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发展。这样,当后人考察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主要是记录新的哲学观念的资料,旧的以统治者名义和政令、条例等形式出现的哲学观念,几乎已被历史所遗忘。但当时绝非这种情况,旧的统治势力为了维护其地位和利益,不遗余力地打压变革势力和新的哲学观念,所发出的政令文告、训诫等是思想界的主流——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今天的情况得到印证。因此,后人往往忽略处于变革期的旧观念,只注重流传下来的新观念的资料。
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时段,一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纵横,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献。今人按恩格斯“两大阵营”说研究这段历史,总要分出谁个唯心,谁个唯物,煞费苦心,不得要领;要从诸子百家中划分谁为变革势力,谁为保守反动势力,牵强附会,歪曲历史。实际情况是当时的保守观念虽然见诸文字,且为主流,但历史本身就将它们淘汰了,因而今人看不到资料,但并不等于没有,更不应该只从流传下来的文献中硬将诸子百家分成革新与保守两大派别。诸子百家的文字资料之所以流传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有新意,符合历史潮流的。其中最突出的儒墨道法四家都是要求变革的,不过代表的阶级、阶层不同,其观念有所差异罢了。能够否定旧的上帝主义观念,就在于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并非进步与保守势力两派的论战,而是百家争鸣如何变革,如何确立新的观念。旧的保守观念虽然在当时处强势,但被变革大潮冲击后几乎荡然无存。
二是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的文化变革。作为统治方的上帝主义者依靠封建、专制势力和教会,对变革势力的文艺复兴、新教、自然神论、唯物主义都进行了坚决的打压。当时由教会、国王或经院哲学家所发布的训诫、条令、著作,在总量上处绝对多数,控制大多数民众的思想。这些资料有些还是被保存下来的,但为什么在哲学史上却几乎没有地位,只是在为了证明变革观念时才被人提及?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任何新意,只是重复已有的上帝主义的教条。按“两大阵营”说研究这段历史的著述,都只注重从文艺复兴和新教中找出哪些是唯物主义,哪些是唯心主义;并将自然神论说成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忽略了这些观念在与旧观念斗争中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唯物主义之前的各种学说,往往被归入尚未出现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阵营”。
哲学观念的否定和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表现。一种哲学观念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大体是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新旧观念的更替,也要二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更替,绝非只是范畴、概念的演变,而是社会矛盾斗争的集中体现。社会的变革,并不是将所有的一切都毁掉再从零建设,哲学观念的否定,也要对旧观念进行批判分析,抛弃与时代发展不符的旧的特殊性成分,承继其中具有一般性的因素,将之纳入新的体系。
图腾意识是最初的人类抽象意识,将自然物作为崇拜对象,同时也作为人的映象物、想象物,标志着人意识到自己与动物界的区别,是对动物的无意识的否定。图腾意识存在的时间最长,对它的否定,是神的出现。诸神崇拜是将某人(优秀的氏族或部落首领)与图腾相结合,以人的形象和意识能力加上自然力构成神,以对神的崇拜来凝聚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成员。诸神崇拜否定了图腾意识,同时将图腾纳入、改造为神的一部分。
上帝主义是诸神崇拜的否定。上帝是诸神中的某一神战胜他神而确立的权威意识,与此同时,上帝又集合了他神的威力,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能量、势力和权威。这是部落间冲突兼并,形成部落联盟的表现,也是奴隶、平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斗争意识的概括。借助奴隶和平民的斗争,某一强大部落的首领联合其他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先是推翻旧的奴隶主制度,进而建立封建领主制。这在中国是周对商的“革命”,在欧洲则是日耳曼人为首的部落联盟摧毁罗马帝国。中国的上帝主义并不系统,而欧洲的上帝主义则以宗教形式和政教合一的制度表现出来,是一个严密系统的意识形态。诸神崇拜中的一些因素,被吸纳和改造为上帝主义成分。
对上帝主义的否定发端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上帝主义是比较薄弱的,虽然它曾是周王联合其他部落灭商,进而建立包括商部落在内的各部落大联盟的哲学观念,但其系统性并不强。随着各部落间的矛盾冲突,以至兼并,周天子又无力制约各部落首领,因此很快就衰落。代之而起的天命主义是各部落中非领主的儒、士阶层利益的体现,他们联合下层农奴和平民,以自然的天(包括地)为根据,以“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等为基本观念,形成了要求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思想体系。其所推出的《周易》、《周礼》打着周朝创立者文王、周公的旗号,要求社会变革。天命主义将上帝主义的某些观念也吸纳进来,但去掉了上帝的名号,代之以上天之命。这样,无论帝王还是臣民,都是天命的产物,也都受天命支配。只承认人间的“帝”——天子,不承认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虚幻的“上帝”。但天命又是不可违抗的,民要服从帝,帝也要爱惜民、保护民、领导民。天命主义中的阴阳五行说和寰道论等,都体现出对上帝主义的批判继承,但又取消了上帝的名分,从而使哲学观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唯物主义是对上帝主义和天命主义的否定。由于形成唯物主义的欧洲并未形成天命主义,唯物主义的否定对象主要是上帝主义,但仔细考察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致启蒙运动这一文化变革全过程,就可以发现,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是将古希腊的自然神论恢复并发扬,以此否定上帝主义。而宗教改革主要是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权取代教会对个人思想行为的控制。但这二者都不能有效地批判上帝主义,只能对之产生怀疑,动摇其基础。自然神论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改革加速了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这都是否定上帝主义的社会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的思想家,从中国引入了天命主义,将之与自然神论结合,用之对抗和批判上帝主义。这在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人的著作中有充分体现。唯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条件下形成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对象,既有上帝主义,也有作为盟友的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只不过对后者的批判并不那么激烈、尖锐、而且大量地吸收了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上帝主义的被否定,曾有一个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很短,大体与欧洲的君主专制时期相当,其观点又大多是取自古希腊和中国,因此并不明显。唯物主义是对上帝主义的彻底否定,是承继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进行这种否定的,唯物主义者在批判上帝主义的时候,与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者曾是“盟友”,他们之间的对立并不突出,只是表现为差异,对此,他们或者提出批判,或者在吸纳其观点时加以改造。对自然神论,唯物主义排除了自然神论者本来不明确的对神的崇拜,而突出、强调了自然的物质性;对天命主义,则批判了其对自然界有意识(命)的观念,取其将天规定为自然界的观念。当然,只有这些改造是不能确立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但在哲学观念层面上,对天命主义的否定是否定上帝主义的必要环节,欧洲近代的哲学史也就以压缩了的历史走完了从上帝主义到天命主义到唯物主义的逻辑进程。
唯物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导引,资本主义从理论到运动到制度的演化过程,充分体现着唯物主义的导引作用。与历史上曾有过的哲学观念否定阶段相比,对唯物主义的否定是在它确立后不久就开始了的,这是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
唯物主义观念确立后,受到唯心主义的攻击,但这只能是质疑和刁难,并不能否定唯物主义休谟、康德试图避开唯物主义的物质本原论和对“物自体”的论证,从认识论角度修正唯物主义,黑格尔又以理性的绝对精神恢复了自然神论和天命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以这个原则为前提,论证并充实了世界是自然的、物质的观念。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提出了人道主义,马克思承继费尔巴哈的思路,明确地将哲学的主体确定为劳动的人,由此形成了以劳动为根据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是对与资本统治相对立的雇佣劳动者根本利益和意识的先行性概括,但与当时的雇佣劳动者现实利益和长远相统一的,因此当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时,更多地侧重揭示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并按他改造了的唯物主义原则规定这个矛盾。他对以劳动为根据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探讨并未展开。而恩格斯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体上也与当时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利益要求是相符合的,也是适应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目标的,因此才会被接受。而它在俄国和中国的传播和作用,又是与这两国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相适应的,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对上帝主义的否定,中国则处在天命主义的严密统治之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两国的革命都有指导意义。至于“苏联模式”也需要这个哲学观念,但其自身的矛盾又很快暴露出这个哲学观念的局限。未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的“改革”,实则是退回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丢掉辩证法的革命精神的表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这是其代表的现代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和要求成为社会主体的意愿的体现,但还不明确、不系统。
唯物主义在今天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哲学观念,它展开、具体化为各个分支、学派,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都是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但资本统治的扩展和“全球化”,充分暴露了唯物主义的局限和缺陷,不仅劳资双方的阶级对立日趋尖锐,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扩大,气候、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问题都要求对资本主义及唯物主义的批判与否定。这种否定也和历史上出现过的各次否定一样,也要吸纳唯物主义的某些一般性因素,将之改造为新哲学观念的有机成分。而新的哲学观念,就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争取劳动者解放并使所有人都成为劳动者,实现全人类平等自由发展的劳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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