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阵营”恩格斯在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归结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之后，立即写道：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

正是依据这个论断，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说成“辩证唯物主义”。而苏联和中国的哲学家则进一步按这个论断将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说成唯物主义，还对整个哲学史做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的划分。把从原始人的图腾到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哲学著述，都像排兵布阵一样分成敌我双方：凡是被归入唯物主义的为一方，被归入唯心主义的为另一方。唯物主义是正方，唯心主义是反方。而判断谁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标准又很难确定，以致在对古希腊、中国古代及欧洲中世纪那些根本不知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下断语的时候就相当为难，并因此而形成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曾一度成为苏联和中国哲学史界的热点。仅举几例：一是对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到底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二是对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性质的争论；三是对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老聃、孔丘、孟轲、荀况、墨翟及其他诸子属于哪个阵营的争论；四是对宋明理学家、心学家朱熹、张载、王守仁等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由于这些思想家谁也不曾使用抽象的物质概念，因而判断他们是否唯物主义的依据，就在于是否使用了具体的物质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遇到像道、天、气等抽象范畴，则争论不休。　　

苏联和中国哲学史界的这种贴标签式的“研究”，不过几十年，其价值不是证明了“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的论断，反而证明了其不能成立。包括这期间在内的近代以来关于哲学史的研究，都表明：一、唯物主义的形成及唯心主义对它的反对，只是哲学史上一个阶段的内容；二、并不存在由古至今而后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三、唯物主义出现之前，哲学史已有若干阶段；四、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史的一个阶段，也会被新的哲学观念所否定并取代。　　

哲学观念是人类总体意识的抽象形态，其一般或共性是探讨并论证人的生存和发展，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大体说来，人类已有的哲学观念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原始社会的图腾意识；二、奴隶社会的诸神崇拜；三、封建领主制社会的上帝主义；四、集权官僚制社会的天命论；五、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六、社会主义运动和势力的劳动主义。这些哲学观念都是特定时代的主导观念，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不居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如唯物主义出现后旧封建专制势力代表提出的唯心主义。　　

图腾意识是原始社会中各氏族特有的共同意识。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每个氏族的人口并不多，大多在千人左右。各氏族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以初级的原始性劳动采集、猎取自然的动植物，自然界对其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聚合本氏族个体意识，每个氏族都形成自己特有的对某种自然物的崇拜意识，如植物、动物，乃至土地、河流、山川、日月等。图腾既是本氏族的共同（集体）意识，也是相互区别的徽记。严格说图腾意识尚达不到哲学观念的程度，它与其后的诸神崇拜均为哲学观念的前导。　　

诸神崇拜是奴隶制社会各氏族联合体和部落的共同意识。部落是在氏族基础上的扩展，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形式。在氏族和部落之间有氏族联合体为中介，奴隶制是建立于氏族联合体和初级部落形式中的社会制度。每一个氏族联合体或部落，都有所崇拜的神，相关的对此神的传说和崇拜，就成为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的总体意识的一般内容。神是人的意识与自然物的力的结合，如风神、雷神、山神、河神、海神，以及马神、狮神、鹰神、虎神等，其要点是都有人的形象（特别是头）和意识，再加某种自然物的力，或者说拥有相应自然物的力，由此来凝聚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的成员，震慑外部的人群（包括已被俘获的奴隶）。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的神，往往是其首领的化身，或者说其首领要以该神的形象来统率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神是有意识的，其意识，已有阶级性，即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和绝对控制，同时又集合了本氏族联合体或部落成员的共同利益，要求全体成员维护总体利益。诸神是多个氏族联合体或部落同时存在的表现，诸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各氏族联合体或部落关系的反映。古希腊神话和中国周商时的神话（流传于民间并集中表现于《封神榜》等文艺作品中），以及非洲、美洲等地的神话传说，都体现出这一点。诸神崇拜已有一定的抽象成分，因而也带有一定的哲理，是上帝主义的前导。　　

上帝主义是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哲学观念。上帝是诸神中的胜利者，它战胜了诸神，确立了自己一神的权威，进而被塑造成人和万物的创造者，控制着人的意志行为和万物动态。上帝主义的典型在欧洲，它以宗教形式存在，并有系统的教义，由严密的宗教组织加以宣传和维护。中国的封建领主制时期也有上帝，但只是诸神的首领，是人间部落联盟首领的化身，并未形成宗教，如西周初年各种典籍中都宣扬“上帝”，以为周天子权威的根据。上帝主义在欧洲达到系统化，它只承认上帝一神为造物主，并已形成其哲学观念，经院哲学家在论证上帝造人造物的前提下，将封建领主制的等级观念和社会关系以上帝名义规范下来，通过教会严格执行和监督。上帝主义哲学观念以教义和法律的形式展开，控制人们的生存，制约社会发展。这种状态延续了七八个世纪，出现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动摇上帝主义的绝对统治，并孕育着新的哲学观念。　　

欧洲的先进思想家们曾依循历史的逻辑，与奉行兼并专制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王以及因此而兴起的商人资产阶级一起，企图建立类似中国那样的集权专制国家，并曾引进中国的天命主义哲学观念。但由于商人资产阶级势力日盛，特别是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天命主义在欧洲并未居统治地位，而是像其依恃的短暂的集权专制只是从封建领主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环节一样，成为一种中介，即自然神论，是从上帝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的必要环节。也正因此，由欧洲人所界定的哲学史并未将在中国盛行的天命主义列为历史逻辑的主要环节，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例外”或“早熟未发育”的观念。但当我们考察全人类的哲学史时，又必须明确规定天命主义的地位和性质。　　

天命主义是集权官僚制社会居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它形成、发展、成熟于中国，影响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并在欧洲十五至十八世纪成为否定上帝主义、形成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的重要因素。　　

天命主义从逻辑上说是对上帝主义的否定。虽然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类似欧洲那样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制，但上帝也是存在并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统治思想界，实际上已形成上帝主义。上帝是周天子权威的哲学体现，随着周天子权威的弱化，上帝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也在弱化，而新兴变革势力则提出“天命”来取代地位不稳且不系统的上帝。“天”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既有“地之上”的意思，也有“一切”的含义，“天命”则把生命、意识加于“天”，使之既是一个自然存在，又是有生命的抽象意识，并即将原有的上帝抽象地纳入其中。春秋以后诸子百家普遍以天命论为哲学观念，形成了“天—地—人”的大系统和“天时”、“地宜”、“阴阳”、“五行”等观点。天命决定一切，一切受命于天。阶级和阶级统治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变革势力的思想家据天命观来论证对封建领主制的变革，变革以后形成的集权专制的辩护者则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由反对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大一统最高专制者皇帝自称为“天子”，其所行使权力来自于天命，其社会制度也来自天命。与此同时，“阴阳”“五行”等观念，又结合当时所达到的自然知识，对农耕、医术等起着指导作用。天命主义作为哲学观念，无疑是比上帝主义进步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中国自秦以后集权官僚制两千余年的统治，与之有密切关系。而当天命主义被欧洲人引入作为批判、否定上帝主义的前提后，随着欧洲否定上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入侵，才引发了中国人对天命主义的批判和相应的社会变革。　　

唯物主义是以天命主义为中介对上帝主义的否定。由于欧洲并未形成系统的天命主义，因而，其思想家是引入中国天命主义加上古希腊时期作为诸神崇拜一种的有关自然神论[2]等观点相结合，构成了批判和否定上帝主义的前提。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开始，到“启蒙”运动为结，伏尔泰等人以新的自然神论对上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它的社会基础，就是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在唯物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自然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进步思想家对上帝主义的否定，很多论据都是自然科学的成果，即以自然科学成果证明人和万物并非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的。据此，唯物主义者提出了其对人生存和发展的观点，以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只是在唯物主义形成以后，才出现了专门以质疑、反对唯物主义为目的的唯心主义，即以人的感觉与物自体的差异来否认物质的实在，认为人的观念、永恒精神来自上帝，人的感知能力和形式只能认知感觉，不能认知物自体，企图由此推倒唯物主义的立论根据。唯心主义实则旧的封建专制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其所论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否定唯物主义，也无任何进步意义。反而在它的质疑下出现的休谟、康德的对唯物主义的修正以致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以绝对精神论证了自然界的存在和可知性，而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又引发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实证化，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不过是唯物主义的分支与扩展。　　

能够取代唯物主义哲学观念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主义哲学，这在黑格尔之后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那里发端，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他的以劳动为核心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但马克思并未系统论证他的哲学体系，而以马克思合作者和权威诠释者身份出现的恩格斯，则依他本人对哲学的理解，将“全部哲学”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入唯物主义阵营。从而将社会主义哲学观念与资本主义哲学观念相混淆，导致社会主义哲学观念不能依其性质和原则发展，并影响了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的发展。　　

从以上对人类哲学史发展阶段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作为对人生存和发展的最抽象层次的探讨和规定，哲学观念必然随着人生存和发展的时代而演进。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它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形成之后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唯心主义只是旧封建专制势力反对资本主义的表现，它是相当脆弱的，甚至不构成一个体系，只能对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诡辩式的质疑，并不能提出任何有创建的认识，连公开为其信奉的上帝主义辩护的勇气都没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唯心主义都不能成为与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哲学体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在当时就不存在。至于“全部哲学”，就更没有这“两个阵营”的对立了。哲学史上不仅没有由古至今而后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而且没有与主流哲学观念长期分庭抗礼的另一种哲学观念。相应的对抗只存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新的代表变革势力的哲学观念与旧的居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的对立和斗争，如唯物主义与上帝主义（包括其衍生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也只是短期的。而且历史上的一些时代变革，如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封建领主制取代奴隶制，在哲学观念上的对抗并不明显——起码是在文献记载中表现得不明显。因此，以“两大阵营”的对立来概括哲学史，是不确当的。哲学观念的演进，是以代表新社会制度的变革势力的观念取代已经没落的旧统治势力的观念为主线的，这是人类总体进步的体现，也是以逻辑的否定对历史变革的集中概括。否定的过程当然会有激烈的对抗，但旧统治势力对新哲学观念往往是采取哲学之外的各种压制手段，而非平等地与之进行理论上的辩争。这样的压制，则促使新的哲学观念不断地充实，成为聚合变革势力的精神内核。当变革势力在新的哲学观念聚合下不断壮大，以致推翻旧势力统治，完成社会变革后，其哲学观念也就成为新的主导哲学观念，当其所依据的统治势力所主导的社会矛盾演化到一定程度后，又会遇到新变革势力的哲学观念的挑战。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世界上的基本制度，资产阶级仍占统治地位，因此唯物主义在哲学上还是主导性的，社会主义势力要进行变革，必须在哲学上否定唯物主义。而将“全部哲学”都分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把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归入“唯物主义阵营”，则不仅阻碍对唯物主义的否定，还有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混同的可能——苏联的剧变和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都体现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