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资本化，资本官僚化

刘永佶

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一在于官僚资本的所有者是官僚，其二是资本来源于政治权力，其三是以专制政治作为运行和管理手段，因而在反对民主、排斥自由竞争的同时，使政权资本化，资本官僚化。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众多私人资本自由竞争而形成资产阶级，并通过这个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该政权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能由构成这个阶级的各私人资本家以“民主”——即资本所有权主体根据资本量决定的政治权利来操纵，并维持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则——自由竞争，及调节由此而生的矛盾。资本决定“民主”，“民主”制约资本运行，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

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并非私人资本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它是专制的官僚将其政治权力资本化的结果，因此，官僚资本家不会承认“民主”原则，而是坚持原有的官文化，固守集权官僚制和等级制——这是他们惟一的“资本”，也是积累的根据。当他们将政治权力资本化以后，并不是依循自由竞争的规则去推广资本这种生产关系，而是依照官文化，将资本纳入集权官僚制的体系和运行轨道。

集权官僚制所维系的官僚地主阶级，不可能接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却可以接受资本的巨额利润。“千里做官只为财”，这是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官僚们固守其政治权力，目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攫取物质财富。外国资本财团的目的也是利润，它们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的就是获取更多的利润。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将推动中国文明发展、民主自由作为目的——虽然他们可以将这些作为幌子掩饰其目的，甚至会说出“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漂亮言词。

外国资本财团的大亨们并不是“雷锋”。他们世代相传的攫取财富的精明头脑，设法想方地利用、维护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度。对他们来说，与其促进中国的自由资本发展，为自己制造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如保护中国的专制统治，用其为自己掠夺中国劳动力和资源的工具。平心而论，不论西方的资本家，还是政治家，都很是瞧不起中国的专制，按他们的标准，这个政权是腐败之极、糟糕透顶的，如果把这个政权搬到他们的国家，那么再先进的文明都会很快被其统治得破败不堪——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人是多么“伟大”，竟能容忍和承受如此腐败的政权!但资本主义者毕竟是注重“实用”和“实效”的，他们明白，正是这个政权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赚取巨额利润，还能用它镇压民众对外国势力的反抗。正是因此，腐败的集权官僚制及其政权，在外国资本的实用主义的保护下，才得以延续。

而被外国资本作为工具的中国官僚们，也会以其固有的官文化来评判西方资本家和政治家：比起中国这些老谋深算的官僚们，外国的资本家不过是只知“喻于利”的“小人”，外国政治家也是不懂“德政”和“儒雅”的办差者。最让中国官僚不理解，也最为害怕的，就是西方的民主政体，闹哄哄让人不可捉摸的选举，无知无能的草民居然能决定大官大吏的命运?!当某国总统或其他政要因一些在中国官僚习以为常的行为受到弹劾，甚至丢掉官职时，中国的官僚从心底里感叹：还是我们的制度好!为了自己不落到外国少数“倒霉”官吏的命运，还是得努力维护我们的制度，坚决抵制外来的民主势力和思潮，坚决镇压受外国人影响而兴起的民主运动。

“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这是近、现代中国官僚维护其统治的决心的表白。他们要杀的是人，是三千人中的一个民主运动鼓励者，因为他存在于三千人的群体中，所以这三千人都要杀!

这个口号，现在西欧诸国正在实施，但所杀的不是人，而是染上了疯牛病和口蹄疫的牛羊。同样是杀，而且不惜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却表明集权官僚制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前者为了少数专制者的统治，根本不顾人权；后者为了保护人权，却要毁掉大量的财富。

中国的官僚虽然瞧不起，甚至惧怕外国的制度，但却非常羡慕外国资本家的金钱和奢华——在物质享受上，他们始终是最“现代化”的，他们的奢侈浪费，连外国资本大亨们也自愧不如。通行于西方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对中国的专制官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并将本身具有的权力崇拜与之有机结合，积极地实施权力变资本的运作。对他们来说，最佳结果就是既保住专制政权，又拥有像外国资本家那样多的金钱。也正是从思想上接受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并将之贯彻于自己的职务上，导致中国政权的资本化。

资本运行的目的是利润，是资本自身的增殖。当中国的官僚们将政权资本化的同时，资本增殖这个目的也就灌输于专制的官僚政治的运行机制。这是20世纪初中国统治者所进行的最大“改革”：以前的集权官僚制，为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总体利益，总要在激发官僚个体发财的同时，又对之进行制约，不使其暴发猛富。而“开明”的官僚们，则在将政治权力资本化的过程中，为官僚个人提供了更便利的发财致富的途径。利用资本机制不仅可以赚钱，而且能在短时间内赚大钱。当最高统治者以“变革”的名义宣布了让官僚们尽快富起来的信号以后，各级官吏心领神会，争先将自己握有的权力资本化，其方式可谓“百花齐放”，但凡可以捞钱的办法，通通派上用场。这里既有通行两千多年的贪污、受贿，又有利用资本机制的操纵证券市场、银行、套汇、走私，更有利用政治权力来为自己赚钱而制定政策，乃至倒卖批文和土地使用权等等。不仅让古代官僚自愧不如，也令外国大亨们惊叹不已。谁说中国人不会谋利?这些官僚们作为“社会精英”充分展示了其聪明才智!

个体官僚将其权力资本化，必然导致整个政权的资本化——古代官僚为了致富，只能使权力变为土地占有权，而现代官僚乘资本化的东风，则在为自己谋取大量金钱的同时，又突破了、抛弃了旧时总体对个体的制约机制。虽然某些最高掌权者还试图从总体上控制一下个体官僚的暴富进程，但由于他本人已成为最大的官僚资本家，因此，其以政府名义所发布的有关制止贪污、走私、受贿，乃至不许官吏经商的“训令”、“纪律”，也都被人视作其资本垄断经营的手段，很难贯彻。1948年8月，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已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物价飞涨，财政濒临崩溃，但“四大家族”及各级官僚，仍大发“国难财”。蒋介石为了支撑残局，大肆搜刮民间黄金、外汇，平抑通货膨胀，宣布币制改革，企图以此约束一下各级官僚们的个体腐败和“官倒”。其决心可谓大矣，并派“太子”蒋经国为“专员”，坐阵上海“督办”。小蒋正欲以此扬名立腕，为日后“接班”之资本，雷厉风行着手“经济管制”，声称“打老虎，不打苍蝇”。然而，却在其姨表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门前碰了壁。该公司非法囤积了大批货物，并有各种违背“经济管制”的行为。蒋经国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公开要“大义灭亲”，制服孔令侃。但孔却让其母宋蔼龄从美国给蒋介石打一越洋电话，以公布蒋家在美财产相威胁，迫得蒋介石急令蒋经国停止对“扬子公司”的查处。一场兴师动众，且关系“党国”命运的“经济管制”运动，只拍了几只苍蝇，就草草收场。

政权资本化，导致专制政治从总体和局部都以占有超额利润、积累资本为目的，由此，将官职、官位视为资本。从官僚个体而言，做官、升官，都是一种投资，为了做到某品级的官，付出的“资本”包括个人为取得学历、学位、战功、政绩、上级的恩宠等的代价，以及钻营、行贿等的资金。对这笔“投入”，不仅要在“产出”中全部收回，更要取得利润。投于官僚资本的利润，要比同样数量的货币投入一般商业、产业所获利润大得多，进而，以利润再投资，谋取更高的官位，也即资本的增殖，赚取更多的利润。从一般性上看，这与古已有之的买官相同，其观念也是官文化的继续，但在内容上，却有特殊性，投于官权的资金，不仅体现在官位可以收取的受贿、贪污上，更可以利用职权侵吞“官办”、“国有”企业的财产，以及用官位来私办企业并保护其垄断性经营。同时，还会给非官僚资本的企业设置种种障碍，以收取其为了经营不得不交来的“保护费”、“活动费”；或与这些非官僚资本企业相勾结，为其提供经济机密及各种“方便”，特别是在公共建筑、水利工程等的招、投标中做手脚，收取“回扣”。

集权官僚制是不容许政治反对派及其政党存在的，但政治官僚却要在内部分成若干集团、“圈子”。对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各集团来说，也有总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一个集团能够把持的政治权力，都是付出了代价的，该集团不仅要从总体上将其把持的政治权力资本化，收回其投资，还要获取高额利润，进行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积累。为此，就要求其成员个人明确总体利益，也就是“义”，同时，也给他们获取个体利益的相对自由，即“利”，以保证其对集团的向心力。从“洋务派”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的各派系，都在按此逻辑行事。而各官僚集团及准集团的“圈子”之间的矛盾，都与此密切相关。

从形式上看，这与西方各资本财团及其相互竞争有相似处，但又有质的差别。西方资本财团也会利用和操纵政治权力，但其根据在于资本，而中国的官僚资本虽然也有其经济活动，其根据却在政治权力，资本只是手段。

政权资本化的同时，资本也在官僚化。这是官僚资本的又一特征，即将资本的运行纳入官僚机制，以专制的行政方式，来经营管理企业。

官僚资本有两种形式：以国家或地方政权名义办的企业和官僚个人或其亲属办的企业。前者由特定官僚集团操纵，主要用于维护和巩固该集团的总体政治权力，如李鸿章所办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等各类企业。后者则归官僚个人所有，也有合伙兴办的。

“官办”或“国有”的官僚资本，名义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投入，是社会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剩余劳动，由政府以税、捐等名义聚合并投资工、商、银行等企业。其所有权并不属于劳动群众，而是属于名义上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但占有权和支配权却归特定官僚集团。这部分资本主要投资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如金融、交通、军工、资源、能源、邮电等，其经营主要是垄断性的，其利润也由特定官僚集团支配。其经营管理也按官僚政治的机制，经营者、管理者均有行政级别，并由政府任命。这样，官僚资本企业实际上已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

官僚个人所有的企业，同样也是按官僚政治机制运行的。这部分官僚资本，或以独资形式，或以合伙形式出现，还有的以股份形式参与官办企业。它的运行和效益，主要从属于其所有者的政治地位和活动，受其政治生命和政治斗争的支配。在这里，“官财一体”更为明确。为了保住其资本的利润，就必须保住官位；为了得到更多利润，就得升官；而为了保官和升官，又要有更多的投资。这样，也就促使官僚集团将其政治统治贯彻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并从集团的和个体的官僚资本利益出发，制订经济政策。有时，他们甚至动用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其“经营”(如走私和从事其他黑社会性质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暴利。

官僚资本的企业中，虽然也采用雇佣劳动者的方式，但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企业，中国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更像旧时的士兵，除少量高、中层经营管理者按行政方式任命外，下层管理者和工人、技术人员，均没有明确的劳动力所有权，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不能与资方对等谈判来协商工资、福利等。由于中国的过剩劳动力太多，官僚资本企业中职工的无权地位，也影响到私有资本企业。

在官僚资本的官僚化的总体制约下，中国弱小的民间私人资本也被官僚化。私人资本的货币量一般不大，活动范围也只能是官僚们顾不上或不愿意涉及的行业，其企业规模也都很小，利润率远比官僚资本低。在集权官僚制度的全面而严密的统治下，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已是莫大“恩惠”，弱小且分散的私人资本家在长期专制和官文化的控制下，本来就没能形成自由竞争的观念，更不能要求政治上的民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对私人资本从注册投资、选厂址、招收技术人员、经营管理、税务等各个环节，都规定了重重限制，严重地束缚了私人资本的发展。而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又会以各种理由(甚至没有理由)给私人企业设置障碍。为了经营，私人资本家不得不用金钱来打通这些障碍，或者拉某些权势者入“权力股”，坐收红利。这样，中国的私人资本不仅不能在自由竞争中发展，反而成了资本化了的政权维持其统治的又一工具。虽然私人资本家不断加重对其职工的剥削，但所得利润，大部分又被专制政权以税收的形式，或者官员索贿等途径，归入官僚集团或个人手中。除去资本家个人的消费，能够用于积累扩大再生产的部分极少。此外，私人资本的经营还要受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挤压。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的破产率是非常高的，即令不破产，也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极少数有所发达的私人资本，实际上也都投靠某一大官僚，或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私人资本也被纳入资本官僚化的轨道。

总之，在集权官僚制的严密统治下，中国虽然受外国资本的影响不得不容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又给其加上各种束缚，官僚政治在贯彻于官僚资本的同时，也制约了私人资本的发展。中国私人资本具有资本的形式，但尚未形成自由资本的内容，既没有自由竞争的机制，又没有劳资双方平等的商品关系。这样，在限制私人资本发展的同时，也严重抑制了工人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雇佣劳动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中国的雇佣劳动者则没有明确的劳动力所有权，也就没有在出卖劳动力时应有的与购买者平等的讨价还价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专制政权禁止雇佣劳动者成立工会、政党等自己的组织，一旦发生劳资冲突，官方总要站在资方，视劳动者的罢工、请愿、示威为动乱、“闹事”，并以暴力镇压。这样，私人资本不能按自由资本的原则运行，只能作为官僚资本的附庸，与之同时官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