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潜流：读过岳青山系列文章，深知李锐一向是投机分子。据知情人透露，庐山会议期间，正是李锐向毛泽东揭发彭德怀等人搞军事俱乐部，成为导致庐山会议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然此等投机分子在毛时代并不得志。改革开放后，投机分子李锐又攀附资改派权贵，开始疯狂反毛。如此之行径，实乃人类之耻辱。)

驳李锐对矛盾普遍性的攻击和污蔑

—评李锐“非毛反毛”（41）岳青山

李锐在对毛泽东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批判和讨伐之后，竟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光辉哲学著作“两论”。

他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它的‘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这是须作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这里只就其在实践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这几个观点，作些初粗浅论述。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动’与‘斗’，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处不在。这可以说是斗争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世界上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就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以至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手记》第300—301页）

李锐就这么批判和清算所谓毛泽东“左”倾路线的哲学基础。他提出的基本论据有三：其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核心观念”是斗争哲学；其二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核心”，就是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无处不在”；其三是，毛泽东只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完全忽视和排斥矛盾的同一性。

这是“狂犬吠日”！丝毫也无损于《矛盾论》的光辉。倒是相反，它彻底暴露了李锐自己所持的哲学世界观，原本是息怎样一种货色！

本文就先就矛盾的普遍性作一番解读和评述。看一看客观的物质世界，究竟是不是“矛盾无处不存”？《矛盾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李锐能不能撼动得了？而李锐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又是哪家的世界观？

一、从李锐的一篇“旧文”谈起

李锐在xxx当政之后，如此疯狂攻击和否认《矛盾论》，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此人在几十年前公开发表的一篇“旧文”。从这里谈起，可以看到《矛盾论》面前，站立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李锐。李锐其人的人品、道德，原来如此！

1955年，李锐在当水利部副部长时，在《中国水利》（第1期）发表了题为《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的文章。这原本是一篇纯属有关三峡建坝的争论文章。时任长江办主任的林一山力倡建坝，李锐坚决反对。这个事关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产生不同意见和主张的争论，是必要的、正常的。现在三峡大坝已经建成，蓄水发电，实践也基本已判明他们之间争论的是与非。对此，本文无意评说。使人觉得有趣的是，此文鲜明反映出当时李锐对《矛盾论》的基本态度。即在这么一场纯属科学问题的争论中，《李文》自始至终“高兴”《矛盾论》理论武器，硬把林一山建议修建大三峡的正确主张，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抬到了世界观的吓人高度人，扣上“主观主义”的大帽子。

李文开头就尖锐指出：“党的八大的文献强调克服主观主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问题，这两个问题同目前长江规划工作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指出，一年以长江规划工作，以大山峡方案（水库正常高水位235米高程）为主导的思想，是一主观主义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接下，李锐就分别引出《矛盾论》关于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述，指责林一山的主张“是一种主观主义”。

李锐这么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引用《矛盾论》的话，多达六处。凸现李锐那时，是多么“虔诚”地把《矛盾论》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对它是何等看重、推崇和崇拜！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同一个李锐，在当xxx上台，就摇身一变，疯狂地非毛反毛，竟把《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眨之为“左”倾错误路线的“哲学基础”，从天上打到地下。

毛泽东曾把机会主义者，称之为“风派”，今天刮东风，他是“东风派”，明天刮西风，他又成“西风派”。

李锐就是这么一个善于察眼观色，看风驶舵，两面三刀，毫无原则的可恶、可鄙、可恨的“风派”。

二、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挥学习和研究《矛盾论》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

第一、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要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一开头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299页）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宇宙观”。而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是否承认矛盾的普遍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常识。

马克思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誰要是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马恩全集》第4卷，第147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所谓矛盾的东西“只能归属于思想的组合，不能归属于现实”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阐明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形式，到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乃至人的思维运动，“就更加包含着矛盾。”（《马恩选集》，第3卷，第160页）

列宁在《談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哲学笔记》第398、397页）辩证法内容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列宁从数学中，十和一，微分和积分；物理学中，作用和反作用，正电和负电；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社会学中，阶级斗争，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时里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世界上一切现象、事物、过程无不包含着矛盾，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和斗争。

可见，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只不过是继承、发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罢了。

第二、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精辟概括。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对矛盾的普遍性作出了深刻的理论概括。

这就是他在《矛盾论》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同上书，第305页）

在这里，毛泽东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两种视角精辟地概括矛盾普遍性原理。

就空间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事有矛盾。即是说，客观世界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无一例外；矛盾即是现象，即是事物；没有矛盾的事物，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说：“不论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每一事物都存在着矛盾。

就时间而言，“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时时有矛盾。即是说，大千世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串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即是运动，即是过程；没有矛盾的过程，在世界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他说：“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又贯串一切过程的始终。新过程的发生又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同上书，第307页）

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的这种理论升华、概括，发前人之未发，是真正的“创新理论”。

而李锐却公然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无处不在”，这不是“形而上学猖獗”到了极点，还能是什么？

第三、解读“差异就是矛盾”。

李锐拿着放大镜，在《矛盾论》中找到“差异就是矛盾”一说，就高兴得手舞脚得跳起来，满以为抓住了毛泽东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杷柄”。大家看：毛泽东竟说“差异就是矛盾”，又把矛盾等于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这不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表露出一幅那么得意的奸诈笑脸。李锐说：毛泽东“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处不在。这可以说是其斗争哲学的核心。”

其实，李锐根本就没有读懂《矛盾论》里“差异就是矛盾”是何含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来看，对立统一还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的根本规律。这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相互对立的焦点。

毛泽东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无疑是《矛盾论》的基本前提。否则，还有什么《矛盾论》可言！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为何提出“差异就是矛盾”？此一命题的科学内含又是什么？

应当看到，《矛盾论》所讲的“差异就是矛盾”，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和特定的科学内含。

这是因为，这里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的这个“差异”，不是说的两个无缘无故的事物之间的“差异”，诸如喜马拉雅山上的石头，同张三家中的鸡蛋存在的“差异”，也构成矛盾。而是说的同一个事物，在其发展过程的初始阶段中两个相互联结的对立面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矛盾。

这是有感而发，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的。就是说，它是针对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提出来的。

原来，苏联德波林学派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不是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的，须待过程发展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换言之，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只有随着过程的推移，到了新的阶段，才产生矛盾。他们断言，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在法国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

这样一来，矛盾就是“有所不在”，而不是“无所不在”，矛盾普遍性就被否定掉了，辩证法中断了。

毛泽东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这种形而上学错误观点时，深刻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不仅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德波林派不懂得，这种统一体内部两个方面的“差异”，本身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只是矛盾尚未激化而已。诸如，“劳资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相互矛盾的，仅仅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第307页）德波林的错误，在于认定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只有差异，并无矛盾，这就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陷入了形而上学泥坑。

不仅如此，毛泽东进而指出：德波林既然否认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同样包含内部矛盾，就不能不把发展的根本原因，转到“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差异就是矛盾”，有着鲜明的针对性，有其特定的科学内含。他无非是把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坚持到底，把辩证法贯彻到底。

李锐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只是表明他自己同德波林等人，乃一丘之貉！

第四、提出“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新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联结的道理，升华为“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如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样，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但他是把矛盾的普遍性置于同特殊性紧密联系之中来研究普遍性，而《矛盾论》的着力点，则更在于全面地深刻地阐明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许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加以研究，并且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第304页）

《矛盾论》从五个方面精辟地阐明了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过程的特殊矛盾”；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不但事物发展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第314页）；还“必须从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矛盾的特殊性（第315页）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研究矛盾这五个方面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说：“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点，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分析。离开具体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牢记列宁的话：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第317页）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还深刻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联结：一则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是相对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第318页）再则是，“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第320页）三则是，矛盾普遍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第320页）

进而，毛泽东作出理性的升华：“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第320页）

这一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学说，为我们党长期坚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原则，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正是以此作为锐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清算了党内“左”右倾路线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

正是以此作以锐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找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经过艰难曲折斗争，创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的人民基础民主专政共和国。

正是以此作以锐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突破了“苏联模式”，找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一切”

毛泽东自从建党前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毕生矢志不渝，对于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改旗易帜的机会主义者，总是旗帜鲜明，从不妥协让步。

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就是这样。

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坚持到底。既把它贯串到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又用它预见自然界的微观世界。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全新阶段，同资本主义相比，它有着很大的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如同一切社会一样也包含着矛盾？

本来，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不应当成为问题。既然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不管怎么优越，无疑地也同样是充满着矛盾。这是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斯大林却未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

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却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在他那里，辩证法“中断”了。例如，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就提出：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9页）这里所谓“完全适合”，就是“适合”到“完全”没有矛盾。1940年，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曾就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问题展开讨论，编辑部最后的结论竟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合，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矛盾的消灭。”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很有市场，影响较大。

毛泽东面对着斯大林这么一位理论权威离开辩证法的巨大理论错误，敢于坚持真理，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他坚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这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等等，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书记处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说：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阶级对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22页）

随后，他《论十大关系》的结尾，作过这样的概括：“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文集》第7卷，第44页）

再过四天，他在会见拉丁美洲兄弟党的代表团时更尖锐指出：“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后还有矛盾。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东西了，这是一种迷信。”（文集《第6卷，第66页》这里讲的“有人”指的就是斯大林等苏联人。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尖锐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和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为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毛选》第5卷，第347、345页）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的讲话》，尖锐批评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好，调节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选》第5卷，第356页）与此同时，他在《正处》中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时针对斯大林的错误，尖锐指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文集》第7卷，第232页）

毛泽东正是立足这样的辩证法的理论基石之上，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把辩证法彻底贯彻于微观物世界探讨。

无庸讳言，毛泽东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并不深厚，但是他作为辩证法的大师，一旦掌握了辩证法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微观世界，就真能“高瞻远瞩”，预见未来，以至使国际上著名的物理学家也为之膺服。

人类对于微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是经历从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究竟构成自然物质的最小的“基本粒子”是什么？在19世纪曾有学者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基本粒子”是原子。1919年英国物理学院家发现了质子，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理威克又发现了中子。于是人们就把质子和中子看成到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认为这些中子、质子已不可再分了。那么，这种认识是否正确？

毛泽东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提出了远见卓识的科学预见。

在五十年代初中央召开专门研究原子能的会议上，他问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质子、中子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钱三强鉴于当时自然科学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步，便如实地回答道：“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

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接着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条件发展了，将会证实它是可以分的。”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谈话时，又一次提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科学预见。他说：“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文集》第8卷，第389页）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见，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证明辩证法确实是“伟大的认识工具。”

197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7届基本粒子物理学国际会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肖格拉在答记者的时候，有感于关于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工作者，遵照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仍然有结构、无限可分的辩证观点，于1965—1966年最早提出由强子组成的“层子模型”，为了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他提议把中国人最早提出的比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的物质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一个外国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肖格拉，直面毛泽东在对微观世界的科学的认知，如此尊重、敬仰。而一个中国人，到处自称“毛泽东秘书”（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通讯员”）的李锐，却污蔑毛泽东“对科学无知。”这种强烈的、鲜明的巨大反差，说明了什么呢？

总上可知，矛盾的普遍性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前提，而对立统一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李锐否认“矛盾无处不在”，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这就不容分辩地表明了李锐这个自称老红军的共产党人固守世界观，原来就是这么一种“猖獗”已极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