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鞍钢宪法》诞生五十周年

推荐《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韩西雅

在纪念《鞍钢宪法》诞生五十周年之际，向读者推荐这篇《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文章是2001年写成的。写这篇文章的由来已在文首说明。

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管理企业、管理整个国家经济、以至管理整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同资本主义民主绝对不同的、人类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

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马、恩、列、斯都有过重要的论述和不同程度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起，就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革命战争年代，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党都掌握过专政之权，管过企业、管过经济，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劳动群众当家作主、民主管理的实践。

新中国诞生以后，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工人阶级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法制上制订了职工民主管理企业的法律和制度。

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在整个国家中推行，是一次伟大的试验、探索，在实践中很自然地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经验和教训，会受到不同社会意识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认识上的分歧、矛盾、甚至斗争。

毛泽东同志是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最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建国之始就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地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确保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典范。他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十分重视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正是从这个着眼点出发，毛泽东同志才对1958年出现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予以高度评价，称之为“鞍钢宪法”。对1960年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的报告》以高昂的语言歌颂说：“……这个报告，……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他亲自下去调查研究，阅读大量各级党政的报告、资料，特别是邀约同志一起，认真阅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此过程中，发表了大批论断和批注。这就大大超出了鞍钢宪法的范围，涉及对社会主义企业的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甚至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些论断和批语，都是即席发表的，不加整理，看似分散；加以整理、概括，却就成了一个体系。本文以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题，把自建国以始、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有关论断和批语概括成以下五个方面：“一、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必须破除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关系。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管理上层建筑。四、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和企业内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方法。五、正确处理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政治挂帅。”这样五个方面，就构成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头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中一方面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国的、以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贡献。
这个体系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中国党、国家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方面的新成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宝库的贡献。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演变。生活越演变，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越是向往科学社会主义，越是缅怀产生鞍钢宪法那个揭开人类社会主义历史新篇章的新时代，越是体会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指引我们坚持在科学社会主义大道上战斗前进的光辉明灯。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博大精深。本文所郑重奉献给读者的，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表的论断、批语、思想。至于作者所作的编写工作，在于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发表这些论断、批语、思想的，是记录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历史进程。凡有阐释，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高明同志指正。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

韩西雅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毛泽东同志就着手探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都是探索中的重大成果。

1958年，他又提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并亲自带头和同志们一起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在读书过程中，他作了许多批注，发表了许多谈话。

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重视，发表了重要意见。

1997年，《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出版。

本文是作者在阅读该书中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批注和谈话以后，联系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实际情况写的。是作者的学习体会。

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要不断正确处理。

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批注和谈话，迄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对现实也有参考价值。至于文中表达的作者个人观点，那完全是探讨性的，可以商榷，可以批判，

一、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67页，以下称《批注和谈话》)

生产关系这三个方面，是又相区别，又相统一的辩证体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其中，所有制是基础。有什么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酌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可以反作用于所有制，影响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

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凭借资本，购买也被视为商品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强使无产阶级为其劳动，创造新价值，实行按资分配，从中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为此，资产阶级必然要与之相适应地建立一种由他们自己及其代理人少数人管理、统治、压迫属于多数的被雇佣的无产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无产阶级置于不平等的、被奴役的地位之上，使之尽力劳动，尽可能多地提供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对。资本主义企业中，不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资产阶级还千方百计制造和挑拨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妄图从中渔利。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顺利发展。20世纪后半叶，为了缓和矛盾，资本主义也采取了某些“工人参于管理”等改善人际关系的手段，以图调动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但是，他们剥削、压迫的本质不可能根本改变，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兴起，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就是要消灭压迫和剥削，由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觉生产劳动，并分配劳动成果。

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在基本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必须处理好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全体劳动者人人都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实行按劳分配，为劳动者集体创造日益美好的生活。

如果不然，在建立公有制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仍由少数人掌握管理大权，多数人却处于元权状态。一方面是少数管理者发号施令管理多数人，另一方面多数劳动者对少数管理者的行为无权干预，这种不受监督的少数人擅权的结果，必然导致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唯心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公有的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为少数人占有，少数掌权者必然不可能进行真正正确有效的管理；并且必然要以权谋私，侵占多数公有者的利益，生产资料公有的实质也将丧失而虚有其名；分配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按劳分配，整个社会主义的实质也将应演变而丧失，这就是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深刻的反作用．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正确处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现代大工业生产，要求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具有铁的纪律、服从高度集中统一、千百万人听一个人指挥的产业大军，加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存在，少数脑力劳动者管理多数体力劳动者的状况还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本着平等、互助，合作的精神，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把集中统一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之上。

(二)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变革。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论点：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他说到：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几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均见《批注和谈话》319、805、806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质量互变律，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这是因为所有制的变革是生产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的改变，从整个生产关系来说，具有量变性质。所有制的变革必须经过革命；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随着生产力的量变所要求的变革，却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渐进发展。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质变，既不可避免，也必然不断出现，但是质变必须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出现，在量变积累时期里，质总是相对稳定的．认识了这个规律，就应当自觉地去推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为巩固和发展所有制、以至巩固和发展整个生产关系而努力。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又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中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实践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党和国家从开始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起，随即对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地进行了许多必须的变革。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中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祛除原来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有：明确确定全国工人阶级和各个企业的职工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工人阶级和企业职工有管理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职责，党和国家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及时地从中央到基层，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到统一的工会之中，国家及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则，作出了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针对原来在企业中压迫工人阶级的旧制度，发动群众进行了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对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帮派、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清理，开展了反对、取消封建把头、“拿摩温”和搜身制等等一整套压制工人的管理制度。建立工厂、车间、班组三级生产管理和生产责任制、交接班制、质量检验等生产管理制度，真正吸收工人参加管理，一大批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中的优秀工人被提拔到各级生产管理岗位上采，大批工人积极分子被选人工厂管理委员会，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工作。明确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国营企业的厂长必须尊重工会，一切生产管理上的重大问题，必须与工会商量，取得工会的同意和支持。党委对工会工作要进行领导和支持，党委和行政要帮助工会解决实际问题。

工厂中的工会组织应当配合行政，帮助行政实现管理民主化。明确工厂企业中党、政、工三位一体的关系。针对原来企业中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开展对双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工人认识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是搞好企业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也是依靠工资收入的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应当主动团结他们；

同时教育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认识到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人是不对的，广大工人群众最有觉悟，最大公无私，应当向工人群众学习，通过教育，消除双方的隔阂，增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
在民族资产阶级私有的工商企业中，在改变所有制以前，就通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直至公私合营的一系列又团结又斗争的工作。公私合营以后，也同样地建立起了同国营企业一样的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管理体制。

通过这一阶段的民主改革，确立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工人们说：“民主改革是工人在解放后的第二次翻身。”在公有制企业中初步形成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十分明显，对于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说，正是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变革和分配中对工人群众实际利益的改善，才使他们从切身利益中深刻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无比优越性，才使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大大提高，才使生产力得到大解放。

第二个阶段，在祛除了私有制下的人与人关系以后，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新型人与人关系?碰到了两种思想和状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国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毛泽东同志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批注和谈话806页》。）

然而，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究竟应当怎样管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就我国来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从上述第一阶段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党的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认为：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的责任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也由于党从实践中认识到工人阶级身上蕴藏着无穷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顺应他们的迫切要求，把压在他们身上的那套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反动制度废除，生产力就可得到大解放。使我们在一开始就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决定，初步开创了尊重广大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公有制的是现代大工业企业，它要求高度集中的管理和指挥，这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仍有共同之处。这些企业本来的管理制度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既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区别，意识到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要一定程度地有所借鉴；特别当时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企业管理经验，我们就把学习苏联看成是一条重要的途径，问题却正在于苏联经验中既有许多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同时却也包含有从资本主义承袭过来的东西。

这两方面的状况，就使我们在探索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研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两种思想都影响我{门，并表现为长时期地存在两种不同认识的分歧、甚至矛盾和斗争。实际上这种不一致，从建国之初到1959年时，一直存在。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贯主张我们既“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向别人学习时采取分析的态度，结合中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同志本人，从《论十大关系》到如此认真地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那么多批注和谈话，就是他孜孜不倦探索的具体体现。

(四)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时碰到两个问题。

现在回顾当时历史，不同认识从根本上来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究竟是使全体人员中建立起平等、互助、合作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由全体人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共同生产经营管理呢?还是由少数人掌握经营管理大权，管理多数人去劳动生产呢?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全体人员中、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是不是存在矛盾?是什么样的矛盾?应当如何处理?

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前面我们讲到了建国初期的企业领导制度，首先建立的是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关于工厂管理委员会，1950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规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在企业主管机关的领导下的企业行政组织，由厂长(或经理)、副厂长(或副经理)、总工程师(或主要工程师)及其他生产负责人和相当于以上数量的职工代表组成。厂长、副厂长(或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及工会主席为当然委员，以厂长(经理)为主席，当厂长与管委会出现分歧时，在请求上级指示的同时，可先按厂长意见执行。职工代表由工会召集全体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由工会主席召集，定期召开，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听取与讨论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检查管理委员会对工厂经营管理及领导作风，对管理委员会进行批评和建议。职工代表会议决议，须经管理委员会批准，由厂长命令颂布后方为有效。

这样一套规定，实际上是职工群众集体管理与厂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对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职工自觉地、有组织、有纪律地生产劳动，发展生产力，促使企业负责干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树立民主管理意识，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以及培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管理企业和经济的能力，都有重要意义，随后，当企业中党的力量日益发展，在企业开展肃清反革命、进行民主改革等带有政治性的斗争提上日程，党组织的作用日益重要以后，全国企业领导制度先后转变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对在企业中加强党的政治核心领导，民主改革的完成，起了积极作用。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企业更把生产任务提到中心位置，加强生产经营中的管理工作，更被重视。国家就更重视学习苏联经验。1954年中共中央批示国营工矿企业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建立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地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责任制。“一长制”虽然对建立一些管理制度，强化管理起了一些作用，但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民主管理制度中断、厂长独断专行等现象。证明“一长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企业的。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一长制”，决定重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7年中共中央又决定在企业中同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并使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内容比解放初的职工代表会议又有了许多发展，十年间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个翻复，既反映两种管理思想的存在，又说明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更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助、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队伍的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工会工作中突出地反映出来。

1．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

1949年6月，当时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李立三同陈伯达讨论一个理论问题时发表了《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李立三在肯定公曹企业里公私之间的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指出在公曹企业中还存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阶级内部的，没有对抗性，可协调的，是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采解决。李指出：这种公私利益之间的矛盾反映在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上：，行政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多代表公的利益，很难照顾到每个工人的利益；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就是多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因此，行政与工会必须互相协商、互相帮助、补充，才能真正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行政与工会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争论，就是工人阶级内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求得某些具体问题上公私利益矛盾的一致，也就是工会与行政互相帮助、补充的一种表现形式。李认为：在工厂企业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是很必要的，党委集体讨论工厂企业中的重大问题，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顾问题上发生大的偏差。李的这篇意见，既符合实际情况；又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报告，分析了工会工作普遍出现脱离群众的现象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明确提出工会工作的具体立场与工会组织必须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问题。邓认为工会工作发生脱离群众的现象，首先是工会工作者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工会工作者未能及时地反映与切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作方法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他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应该与行政管理人员混同起采。虽然双方都是为了国家，双方也同是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应该认识彼此岗位不同，任舞不同，因而彼此的具体立场也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些企业管理者犯了主观主义，或者是一个漠视工人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厂方作事，就很容易违反工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会工作者盲目地跟着厂方走，不加批评，甚至强迫工人执行，结果不仅造成工会脱离工人群众，而且给特务分子以破坏机会，反对工会，造成工人队伍分裂，这对工人、对生产、对国家都是极端不利的。因此，邓主张，如果厂方某些规定与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必须根据工人意见，与厂方商量修改。如厂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接受工会意见，工会应该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向上级申诉，以至向法庭控告，以达到维护工人利益的目的。对子工会与政府的关系，邓子恢也提出；工会与政府人员的立场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也应有所区别的观点。

十分明显，邓子恢在这里所论述的是工会如何克服脱离群众现象的问题，但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在我们的公营企业和政府机关中都出现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不尊重群众、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现象。也就是说，出现了工厂领导同职工群众、政府工作人员同工人阶级群众之间的人民内部、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真正要处理的正是这类矛盾。现在看采，这正是一个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要求正确地解决好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问题。邓子恢敏锐地、较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邓子恢的报告报送了中共中央，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所拟的批语是：“这个报告很好，各地可照邓子恢同志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探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对工会工作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李立三阅后转发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并先后由《长江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发表。

工会工作遇到的问题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1951年1月，毛泽东曾找李立三谈了一次关于工人运动问题，并批发了中共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指出工会工作存在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同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工会工作时说：“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是有的，但工会工作者都是热心家，只是对业务不熟悉，基本问题是我们进行教育不够，问题不在干部，而在我们。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全总过去工作有成绩；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些工厂企业中，党、工会同群众的关系不正常，脱离群众现象很多，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邓子恢的报告发表后，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邓的文章是在宜传“机会主义原则和理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认为邓文“欠妥”，混淆了思想界限，并于1951年4月撰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一致性》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邓文。高岗认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高不同意工会工作者与行政管理干部基本立场一致而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高岗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拟在《东北日报》上发表。4月29日，胡乔木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5月15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倌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说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刘还写信给高岗，建议在四中全会时讨论这个问题，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党内在工会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和争论后，刘少奇曾于1951年6月间撰写了一篇读邓子恢、高岗两篇文章的长篇笔记。刘在噻笔记》中肯定邓写文章的必要性，认为邓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所谓立场问题在基本上也是不错的。虽然邓文中有些提法不清楚，说法有毛病。刘的《笔记》侧重从理论上分析了国营企业内部矛盾问题。他开宗明义提出了，在工厂内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国营工厂内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刘认为，这是一种根本上非敌对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的矛盾关系。但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就是国营工厂中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前在国营工厂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基本问题
上发生出来的，或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系的。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国营工厂中的一切问题。

鉴于处理、调节这种矛盾的需要，刘认为国营工厂中由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调处各种有关双方的问题，就是必要的。工会工作者与国营，工厂管理人员，在关涉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和立场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在关涉双方的各种个别问题上，他们彼此之间是各自站在同对方相矛盾的地位与立场上。

刘少奇的这篇《笔记》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对国营企业中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会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但因形势的变化，未能公开发表。直到34年以后，才以啜国营工厂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为题，编入了《刘少奇选集》，与世人见面。

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之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千头万绪。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到1954年才召开，集中处理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事件，对于1951年亟需讨论的工会问题，就于1951年12月改由全国总工会召开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来解决。

结果，这次会议并未对工会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更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国营企业中的矛盾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而是一开始就集中对李立三进行了批判。会议通过的《关于全国工会工作的决议》，对孪的“错误”归纳为三点：一是强调国营企业中的公私矛盾，其结果就会把工会变成为完全狭隘的经济主义的组织；二是否定了党对工会的领导，犯了极其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是领导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并给李立三戴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两顶帽子，称李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这种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

现在看来，建国以后党内在工会问题上出现的第一次争论，最深层的问题实际上是承认不承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实现以后，企业内工人阶级内部还存在矛盾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以后，还要经过不断努力，建立和完善人与人之间新型的，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李立三、邓子恢、刘少奇酌探索是完全必要的，他们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是有先见之明的。可惜他们的努力受到了错误的干扰。

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工会工作中只强调国营企业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讳言矛盾‘只强调要职工努力生产，不敢保护职工的经济、民主权利；只强调工会服从党的领导，不敢讲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工会的独立组织作用。这就助长了企业党、政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不尊重职工民主权利的作风的发展，使企业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处理。

2．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

党内在工会问题上的又一次斗争，从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集中表现在1958年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等人的批判。

全总党组一次扩大会议以后，李立三调离全总，由赖若愚主持全总工作。

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至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人民内部矛盾逐渐突出并成为国家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居主要地位的矛盾。工矿企业中领导同职工群众之间，国家利益同职工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明显突出出来．企业领导干部作风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尊重职工民主权利，听不得不同意见，有些干部滥用职权，对职工群众态度恶劣，引起群众严重不满，导致矛盾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会不能切实保护职工的利益。群众埋怨工会不替工人说话，说工会同行政“一鼻孔出气”，是“行政的尾巴”。导致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一些企业领导干部却认为工会配合不够，认为群众监督是同加强企业管理唱对台戏；工会强调维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群众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会干部自叹是“三夹板”干部，情绪苦闷，无所适从。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讲到工会时提出，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

全总主席赖若愚在“八大”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发言。他认为，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是，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工会独特的任务，而是所有党的组织、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在实现这个共同任务的斗争中，工会的作用就在子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且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影响、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发挥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传统，以创造性的劳动和负责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工会只有联系了群众，才能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工会组织必须认真地关怀和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在我们的阵营中，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倾向。

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还有可能遭到官僚主义的侵害。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利益和职工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失调也是常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工会既要教育职工群众正确对待国家利益，又要组织职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样才能有效地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工会还必须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这是防止和纠正官僚主义有效的办法之一。群众监督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吸引群众参加生产管理。职工参加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在企业中建立健全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现在，工会组织还没有普遍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群众监督还非常薄弱。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支持。这就要求工会应具有参与劳动立法和监督其实施的法定权利。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工会拥有许多权利，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工会的这种机能随着社会发展有日益增强的趋势。赖在发言中，还阐明了正确处理工会同党、同行政的关系和积极开展工会的独立活动等问题。
赖若愚的这个发言，提出了“工会的独特作用”的论点，要求工会“具有参与劳动立法和监督其实施的法定权利”，并认为工会“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这个发育既严格地建立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又从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工会的规律作了新的阐明，又针对当前实际情况，符合实际需要，是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开拓精神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此期间，我国社会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各方面反映出来。1956年下半年后，在一些城市中连续发生规模不同的工人罢工、清算事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思。到1957年上半年，各地工人闹事事件不断增加。

全国总工会组织力量、包括赖若愚本人在内，深入下去调查研究，给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调查报告》。1957年3月，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同时发出《关于处理罢工、请愿问题的指示》。接着又发出《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指示”和“通知”的总精神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内部关系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同时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研究，如何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包括：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及如何进一步吸引职工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问题，特别是参加对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监督及城市政权工作问题；关于如何正确地实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原则；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和教育问题；关于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如何适应新的情况，改进自己的工作等问题。

根据这个情况，1957年中，赖若愚连续发表文章，他提出工会对待群众闹事时，关键是不能脱离群众。工会要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使工会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只有当工会首先尽到这一方面责任以后，才有可能说服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对于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工会应该站在群众之中来说服群众。工会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本问题是发扬民主。有了民主，才能体现出工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赖若愚还说：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但不能说党可以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是建立在一定的群众基础之上的，它必须取得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赖提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只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而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本队”，他认为：从工人阶级先锋和本队的关系来说，先锋领导着本队；从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来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赖阐明，所谓工会的地位问题，就是工会同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同党和行政的关系，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同时工会又必须积极地灵活地开展各种活动。工会同行政的关系，有着一致性和差别，工会同行政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办好企业、发展生产，说明一致性是根本的。而差别是非根本的，主要表现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工作方法上。这些差别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产生争执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赖若愚这些论述，通过工会工作问题，给公有制企业中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矛盾提供了一系列新鲜的观点，他不人云亦云，道人所未道，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性和马克思主义者深邃的理论功力和勇敢的理论胆略。他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他运用毛泽东关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揭示了工厂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特征和正确处理的规律。今天看采，他的探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以后，建立好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系这个重大问题作出了有远见的贡献。

但是，赖若愚的这些主张，以及他那种充满首创精神的工作作风却为党内有些力量所不容。他们完全不顾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一再强调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挥群众积极性的精神，完全无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充分论述的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从而鲜明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等论述。片面理解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精神，在工会系统中开展了一场完全错误的斗争。

1958年5月，在赖若愚病逝以后不久，召开了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展了对赖若愚等人的批判。会议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以诬蔑不实之词，批判赖等“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会议根据错误的批判，认定赖等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认为工会工作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全国各级工会整风，拔白旗，肃清影响。这次会议，十分严重地搞乱了工会工作的理论是非。在工会与党的关系上把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同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对立起来，只强调工会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不提工会的群众性和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上，只强调工会同行政要团结一致，通力协作，不提工会要维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向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在工会和群众的关系上，只强调工会在动员职工发展生产，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任务和作用，不提工会在代表职工群众，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方面的任务和作用。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就是使中国工会从此一臆不摄，再也未能使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后果大大超出了工会工作的范围，实际上是使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处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亟需建立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不能建立。这不仅使工会脱离群众的状况总也无法改变，党、企业行政脱离群众的状况更加严重。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严重挫伤。广大职工离心离德，情绪低落，使社会主义本来应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在《批注和谈话》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他还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在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工会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正好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改进和变革、建立、完善和不断发展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了斗争的。

应当指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这十年中在改进和变革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还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关于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推进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我们在下节中论述。

二、必须破除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批注和谈话》中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毛泽东同志认为，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是对的．问题在于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例如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下放，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进行大协作，搞试验田，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等等，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他认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子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加以改变，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群众就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积极性就高，干劲就大。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所以，必须破除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实际，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之处，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既肯定了在生产资料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与人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又坚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建立新型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有一整套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领域中，资产阶级法权贯串于整个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基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破除的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列宁选集》1960年版第三卷第251，252页）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的取消，意义重大，也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列宁选集》1960年版第三卷第253页）

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克斯选集》1972年版12页）剥夺资产阶级的私有生产资料，取消在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超过了资产阶级力量，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基本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取消了在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后，整个生产关系中、包括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分配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否也都可以同时取消了呢?还不可能。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对分配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将长期存在作了充分论述，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通行的是商品等价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仍然不得不实行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就仍将存在。

对于在人与人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思铬斯选集》1972年版12页）这就是说，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还存在、分工还存在，人们还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时，人与人之间由于存在等级区别，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可避免地还要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不正是由少数脑力劳动者管理大多效体力劳动者吗?由于人们把管理者的劳动看作是复杂劳动而认定在分配中应该得到比体力劳动者更多的份额吗?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人与人关系中出现的那些不平等现象，不就是在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差别和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确实还难子避免地必然要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同志说：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破了还会生，生了又要破，正是根据上述必然性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卓越贡献就在子：他不是消极、被动地禁锢子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社会文化对资产阶级法权必然存在的决定作用，无所作为，而是看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条件，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马列主义为指针、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公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自觉不断地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之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一点，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一点；生产越有利地发展，也越有利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破了又再生，又再破，生产力也再有利地发展。如此相互促进，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同志《批注和谈话》中所讲到的20世纪50年代中我们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所作的许多文章，正是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开展的。

现在看来，《批注和谈话》中所讲的50年代中那些做法，可以说都是一种探索。有的比较成熟，成果也大，有的只是试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坚持下来，有的当时开了头，迄今还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并且，许多做法，党内外认识并不一致，是有矛盾斗争的。这也正好说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建立要有一个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

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管理上层建筑

毛泽东同志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毛泽东同志还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批注和谈话，第911页，107页）在建立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认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贯彻平等、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后，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管理制度?应当怎样不断调整和完善管理制度，使之适合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

(一)分清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本质区别。现代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代企业，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同资本主义企业共同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就相互具有共同之处这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管理企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可以也应当研究、学习、借鉴。但是，既然我们是针对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固有矛盾才对之进行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这就使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具有不可模糊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企业那些体现其阶级利益的管理制度，我们是不可能学习也不应当学习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必须建立符合劳动阶级利益、因而也是最能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管理制度。

(二)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组织和调整好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企业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组成的。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组成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能动的要素，因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掌握和使用劳动资料，造出产品。企业由生产力组成，企业必须有土地、房屋、机械设备等等生产工具，也必须有原材料等劳动对象，但是决定性的是要有一支能够运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经过生产、经营、管理制造出商品，投入市场销售，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工人阶级队伍。构成企业主体的是作为活劳动的人，投有人的劳动，全部作为死劳动的生产资料不仅不会变成任何新产品、不会产生一丝一毫新价值，并且在自然环境中将会不断损耗，变成废物。所以企业管理表面看似乎是对企业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管理，但企业管理首先的、第一位的是对人的管理，是在管理好人的前提下，通过人去管理好物，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组织和调整好企业务方面人员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

(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首先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领导作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中，都有党的组织，都有占企业全体职工10％一20％、甚至更多的党员；企业的各级干部大多是党员。每个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艰苦奋斗，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全体党员团结战斗，党这支队伍本身就是企业斩关夺隘、争取胜利的突击队，党坚持正确方向，密切联系群众，对群众进行了正确领导，全体职工就有了主心骨，就可组织成坚强的产业大军，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国有企业的党、政、工会的领导成员，一般都是企业党委的成员。企业的重大问题，首先提交党委会讨论，作出党内的决定，凡属行政或职工的事，作为党委建议，提交厂长(经理)、职代会、工会、共膏团等有关方面，按照各自章程和职权，作出决定，这对整个企业的正确决策和开展工作是有益的。这是党对企业实施政治领导的重要体现。正因为此，五十年代，经过一番探索、实践，我们明确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由党组织统一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个经验是应当肯定的。

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个实质采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组织掌握企业领导大权，把全体职工团结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就形成了企业中工人阶级整体当家的局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得到了最主要的保障．党组织对整个企业的领导，还应当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对全体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好工会、职代会、共青团的工作，等等。

(四)在党的领导下，职工集体当家作主，民主管理企业，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贯思想。自党建立之初起就具有了这个原则观点：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就有了实践，建国以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了党对企业的领导权，还必须建立企业全体职工民主管理企业的制度，只有这样，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最后落实。

1，回顾党的历史，在建党之初，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57页“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主张时，已经具有了劳动者管理权的认识。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时就指出“劳动运动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做工的劳动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48页)从此，在各个革命阶段中，都作出了职工民主管理的规定。1934年颁布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规定国有工厂设立管理委员，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及工会代表组成“三入团”，协同处理厂内日常问题。“三人团”制度抗日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依然实行，并发展成为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技师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组的厂务会议”。

2．新中国的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行，必然要求相应地把职工当家作主，民主管理企业的制度同时建立起来。1948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的指示。同年9月，中国工会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嚷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要求：“为了实行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企业各工厂中建立统一领导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国有企业“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同时要求在企业中普遍建立职工代表会议制度。这就是说，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之际，党、国家和工会都已对职工民主管理企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当时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应当如何管理的认识也有不同，实践上也参差不齐。但是，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企业必须实行职工民主管理的制度，是党、国家和工会坚持的重大原则，并且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凡是实行得好的企业，都取得了十分有益的效果。

3．“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鞍钢宪法”就是一个突出的、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例子．1958年到1960年期间，黑龙江省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产生“两参一改”的经验，“两参”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适 应生产发展的需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产生“三结合”的经验，就是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集体智慧。后来又发展出企业同大专院校、科研部门；企业同设计单位，使用部门等“三结合”方式。在此以前，鞍山钢铁公司是按照苏联的、以一长制为特色的“马钢宪法”管理的。此时，鞍钢摆脱了“马钢宪法”的影响，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经过我们自己在建国以来十年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些企业管理新经验，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对黑龙江省委《关于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批示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的．应在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3月对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更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说“……这个报告，……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鞍钢宪法”体现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本质特征，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建立劳动者相互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创造了范例，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创造性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还给予国外企业管理以影响。

4．1960年，根据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和像《农村六十条》一样，“城市也要搞几十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952页)的指示，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七十条。于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颁发。条例规定：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条例(草案)》对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①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②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要讨论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要讨论和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要保证大会决议的实行。③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有权对企业任何领导人提出批评，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并且有权越级控告。④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每年改选一次．在大会闭会期间，要按照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组织代表小组经常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督促和检查大会决义的执行情况。⑤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按期由工会召开，不能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职工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日常工作由工会主持．工业七十条的这些规定为我国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问题是各方面的认识仍然并不一致，加上以后形势的变化，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未能普遍认真实行。

回顾建国以后十多年的实践，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必须由职工当家作主，实行民主管理。职工当家作主，民主管理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实现。不由职工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公有制就可能变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已经实践证明为优越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更是把自己是否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力，看作自己是否真是企业主人的证明。实行了民主管理，他们有了发言权，就发扬主人翁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对搞好本职工作和整个企业的工作献计献策，当仁不让地去战胜企业中的问题，企业就充满生机。不实行民主管理，使他们处在眼看着企业中的种种问题造成企业、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损失，启己又有搞好这些工作的意见，却又没有发言权而只好干着急的情况下，他们就产生失落感，就不满、消极，企业就丧失活力的源泉。党和国家真正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就必须认真实行企业民主管理。

(五)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救科书》下册，在读到1936年苏联宪法“不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时，发表了看法，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子权利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嚼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批注与谈话》，第274、275、276页）

1，毛泽东同志的洞察力和预见。

今天来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实在发人深醒，不可能不深感毛泽东同志的深邃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预见性。

苏联的演变不是在事发的30多年前就被毛泽东预见到了吗?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批注和谈话》，第276、277页）

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掌握了国家机关、部队、企业、文化教育事业，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开始，大搞右倾机会主义，利用他们手中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影等等舆论手段，在30多年中共产党自己骂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散播修正主义，把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孵育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力量，整个国家机器腐败成风，同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者严重对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无权，无可奈何，从而由舆论导向和客观事实两方面，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们思想中制造了混乱，使他们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以致当国内外资产阶级勾结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既没有力量、甚至也没有意志起而抗争，

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掌握了国家机关、部队、企业、文化教育事业，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开始，大搞右倾机会主义，利用他们手中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影等等舆论手段，在30多年中共产党自己骂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散播修正主义，把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孵育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力量，整个国家机器腐败成风，同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者严重对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无权，无可奈何，从而由舆论导向和客观事实两方面，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们思想中制造了混乱，使他们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以致当国内外资产阶级勾结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既没有力量、甚至也没有意志起而抗争，这个听任帝国主义倾全身武装力量也消灭不了的伟大社会主义苏联，比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治代理人的预计还更轻易地一旦烟灭。铸成了工人阶级痛悔莫及的千古憾事！这是何等深刻的教训！

2．中国党历采重视劳动者、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敏劳动法大纲)中提出，各种劳动者由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选举代表参加政府的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业或机关的权利，提出国家制定劳动法律、企业订立规章制度，须得工会之同意，此后，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的根地，多次就这方面作出过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地方的人大和政协，都有工人和工会的代表参加，参与国家方针大计的决策。1950年颁布的《工会法》规定，政府赋予工会以监督国营企业行政方面与私营企业的资方切实执行政府所颁布的一切保护劳动和法令的责任。从那时起，当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与工人阶级有关的计划、方针、政策、制度、法规时，都经常吸收工会代表参加，征求和听取工会的意见，工会也主动反映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情况和意见，在工会的组织体制上，全国总工会、各地方工会的职能部门和各产业工会都同国家、各地政府的相关部门建立对口联系，参与各部门、各产业工作的研究和决策。建国以后的十年中，这些制度凡是认真执行的，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得到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和监督。问题是即使在50年代，各方面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工作的推进不是完全顺利的。为了推进这方面的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指示全国总工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一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其中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注意发挥工会对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群众监督作用。”

1957年，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指出：“如何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通知》的第一个问题“关于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问题”在提出：“必须扩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发挥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的监督作用”的同时，提出“关于如何进一步吸引职工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问题，特别是参加对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监督及城市政权工作问题，也应谈联系加以考虑，”

毛泽东同志关于劳动者管理上层建筑的谈话是在1959年12月19日发表的，同党中央以上两次的观点一脉相通，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情况，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意志。

四、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和企业内先进与落后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中关于社会主义竞赛这部分作了评价。

一是对教科书中以下说法予以肯定：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竞争。“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毛泽东同志在“先进者给予落后者的同志的帮助”处旁批上“好”宇，然后总的说：“‘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毛泽东同志认为：“普遍提高以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9页）

二是教科书说：“要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上作，采取流水作业法，以及其他各种措施”．对此，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不同意见：“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这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

三是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这些刺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此，毛泽东同志也说了不同意见：“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份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份悬殊”。

毛泽东同志还认为：“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竞赛就是处理和解决这种矛盾。他说：“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多和生产少，是矛盾。这里生产这个，那里生产那个，也是矛盾。如果没有矛盾，还要什么竞赛”。他还说：“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要竞赛、要赶上先进，难道国与国就不要竞赛，不要赶先进吗?”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意见／虽然是在读书过程中即席发表的。但是，集中起来，却体现了他对于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一个系统的意见。并且，它的意义超出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实际上是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处理必然存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促进普遍提高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进行建设，赶超先进的问题。

(一)关于竞争和竞赛。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群体，都以他们的是非观念为座标，存在先进落后之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由其极端自私自利的本质决定，在他们的先进者和落后者之间通行的是正如斯大林所说的竞争原则。就是通过竞争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胜利和统治，他们公认的是把人类等同于其他生物界一样的、冷酷无情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竞争原则也被强加予无产阶级，“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是为竞争分裂的群众，同样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工人越竞争，这种竞争越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被剥削的程度越重。当较早觉悟的工人认识到为了同资产阶级斗争，需要团结和组织起来后，这种组织也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然而，历史的规律是：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终于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无产阶级斗争就有了取胜的保证，历史已经证明，正是无产阶级摒弃竞争，实现团结，导致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给予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以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阶级团结。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挣脱了资产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雇奴隶枷锁以后，他们身上就蕴育了无穷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整个工人阶级基本利益一致，完全具备团结起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条件。

但是，事物永远是不平衡的。只要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劳动已成为生活第一需要，而仍然是艰苦的谋生手段的时候，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能力和态度不可避免地会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的状况下，就总是需要正确处理先进、中间、落后的关系，使之普遍提高，正因为此，列宁才把1919年出现在苏联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给予崇高的评价。说：“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这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高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已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列宁引当时《真理报》的生动报导说：“干起活来空前卖力和齐心。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毫不吵闹地把四十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酷爱劳动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出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并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一种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个身子疲乏但眼睛里放射出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带来的成功。”“据喀山铁路的同志说，他们的范例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我一定来”。“这就是说，共产党员、先进者的模范行动，把广大非党群众，中间的、甚至落后状态的人们感动了、带动起来了。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胜利，它证明无产阶级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是可以在先进者的带动下，建立起自觉的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从而创造出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这就是列宁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的根据，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到处开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一大特色。

中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向苏联学习的。是在革命根据地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广泛开展起来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的倡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公营企业中，开始组织职工劳动竞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公营企业中，劳动竞赛开展得更广泛。

中国的劳动竞赛，始终贯彻先进带动落后，共同提高的原则。1950年，毛泽东在向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致祝词时，赞扬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多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1956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祝词时说：“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先驱。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带领下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他要求先进生产者不只要自己保持先进，而且要努力促进别人由落后达到先进。每个普通生产者应当向先进生产者学习，迅速地把一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先进分子的水平。1955年，刘少奇还在对《全总生产部关于今后开展厂际竞赛的意见》的批示中指出：“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同时力求自己更加进步。落后企业赶上先进企业者有奖，先进企业帮助落后企业赶上自己者也有奖，在先进水平上再有进步者更有奖。在这里不要说，尤其不要强调优胜劣败的话”。

1959年，正是毛泽东同志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这些“批注和谈话”之际，全国总工会贯彻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全国人大的要求，向全国职工发出掀起增产节约新高潮的号召，各地各产业职工都积极投入了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大发扬的形势。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先进思想的影响和带动下，职工在生产中的协作自觉性不断提高，协作形式多种多样，协作范围日益广泛。在此基础上1959年10月和1960年6月份别召开了工交、基建、财贸和文教、卫生两个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简称“群英会”），一种“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先进行为到处出现，并且发展成为“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超先进”的运动。

这个形势同毛泽东同志“批注和谈话”的精神完全吻合，这个形势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出现的。

（二）关于均衡工作和突击。高度社会化的、精密分工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必须各个环节按比例综合平衡，才能顺利发展。全社会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为此，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集中统一指挥、调度，各个环节必须服从全局，遵守统一纪律。如果不然，各个环节自行其是，某些环节突击冒进，某些环节迟滞落后，就会使整个生产流程、经济运行出现某些联系中断或阻滞，就不利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事物运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决定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一个企业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在同一个时期里，有的环节工作努力些，有的不努力些；有的技能高些，有的技能低些，有的组织、管理好些，有的组织管理差些；有的有创造性，有所发明，有所改进，有的思想保守些，没有发明创造，还加上外部种种条件不同，等等。这样，虽然从开始工作起，就像苏联教科书所说地那样，制订了“预定的进度表”“采取流水作业法”。实践的结果，其进度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不平衡，有的先进了，有的落后了。在这时，为了均衡生产，是让先进的停顿下来，等待落后者呢?还是让落后者突击，赶上先进呢?十分明显，正确的态度当然是让落后者进行突击，赶上先进者的进度，形成新的平衡。只要生产在不停顿地进行，这种新的平衡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又会马上被新的不平衡所突破。这就是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

对于平衡，历来有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两种不同态度。消极平衡就是强使先进者放慢进度，这实际上是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积极平衡，就是鼓励、帮助落后者进行突击，赶上先进者，这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突击并不应单纯是加强劳动强度，超时、超负荷运行，这是有限度、不能持久的。更主要的还是要努力学习先进，进行创造性劳动，改进技术、管理，提高工作质量。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要有一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历来是主张积极平衡的，他强调“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这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正是阐明了后进赶上先进的必然规律。

（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毛泽东同志说：“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这既是对苏联教科书过于强调物质刺激提出不同意见；又是阐明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动力之源主要是精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职工当家作主的产物。是在职工认识到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不再有人剥削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努力搞好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然有利于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才自觉开展起来的。从根本上来说，职工自觉开展劳动竞赛，并不是为了得到奖励，而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只要去除了职工身上被剥削被压迫的枷锁，有了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他们身上就具有了自觉劳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基因。

当然，事物是不平衡的。从每一个职工来说，这种劳动自觉性的高低是不一样的，为了使更多的人提高觉悟，投身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来，就要结合竞赛向职工群众进行宣传、鼓励、教育，总起来说，劳动竞赛是动员和组织职工群众发扬主人翁精神，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生产运动。劳动竞赛以职工不断提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为基础。同时，竞赛的开展又把职工的素质锻炼、提高到新水平。劳动竞赛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熔炉。

给劳动竞赛中的先进者以奖励，有利于激励职工的积极性，推进竞赛发展。给予精神奖励，激发受奖者的荣誉感，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扬他们的先进思想和行为，启发大多数人向之学习，有重要意义。同时，按照人们是从切身利益上来关心生产成果这个规律，给先进者以物质奖励，也能调动受奖者的积极性，并启发大多数人向之学习。因此，在奖励方面，我们历来主张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问题在于，物质奖励如果不首先提高竞赛群众的思想，逐步引发出不正确的观念，竞赛参加者片面地把追求物质奖励看作参加竞赛的目的，甚至演变成为以奖励的高低来决定积极性的高低，这就影响竞赛的健康发展，最终将阻碍竞赛的开展。因此，正确的奖励方针应当是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这也是毛泽东同志“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的另一方面意义。

（四）反对平均主义和反对过分悬殊，毛泽东同志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珠”。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水平决定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绝对平均主义，不分工作主次、轻重，做得多，做得少，做得好，做得差，是非莫辩，必然造成劳动纪律松散，阻碍生产力发展，使整个劳动集体蒙受损失。相反，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奖勤罚赖，鼓励先进者，就可激励引导整个劳动集体人人奋发向上。所以，“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

但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是依靠集体进行和完成的，整个劳动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尽管分工不同，责任有重有轻，贡献有大有小，但是，都是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缺乏任何一个环节、甚至一个“锣丝钉”，整个生产都将无法进行。整个生产任务的完成，往往不易对某个环节作了多少贡献予以量化。因此，过分强调某些环节的重要，而轻视另一些环节的作用，一方面会使那些被认为作了大贡献的人误以为只有他们才是重要的，别人是微不足道的，骄傲起来，不顾全局，要求在分配中占不适当的大份额，另一方面会使那些不被重视的人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不满、也不顾全局，消极怠工。两种情况，都因斤斤计较于一己私利而陷人个人主义，现代大工业所需要的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就会因此被破坏。所以，“过份悬殊也是不对的。”必须“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份悬殊”。

（五）国与国之间也要竞赛。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不同群体和集团之间、阶级之间、以至国家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弱肉强食，落后者受欺凌、挨打、吃苦是普遍现象。所以，谁也不甘落后，谁也要赶上先进。

20世纪50年代，地球上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并不平衡，有的比较先进，有的比较落后。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都能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精神，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发挥国际主义，那么，无论是为了相互促进，加速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或是为了壮大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整体力量，以便战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都应进行同志式的友好竞赛，团结互助，共同提高。

毛泽东同志发表“难道国与国就不要竞赛，不要赶先进吗”这个说法，是在1959年的12月底。当时，我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却是十分严峻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58年8月在台湾海峡调兵遣将，叫嚷要向我登陆作战，我们用向金门打炮来予以答复。

1959年3月，西藏达赖集团叛国，8月印度向我挑起边境冲突。

在此以前，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早已开始。从1958年到1959年，赫变本加厉，勾结美国，偏袒印度，向我施加种种压力，把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

针对这个形势，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的国防科学技术，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高级干部的团结”。（吴冷西著《十年论战》234，235页）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了这一番话以后，又在带领读书小组继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了：“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要竞赛，要赶上先进，难道国与国就不要竞赛，不要赶先进吗?”这后一番话的。

毛泽东同志在读书时讲的这一番话有他特有的深刻性。当时，我们在国际关系中面对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其他、包括新兴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要“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1959年，苏联正在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散播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实际生活却是：不仅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中的反动资产阶级不可能搞什么“和平竞赛”，并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自己用对我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行动来向我们说明，在同由修正主义者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不可能进行和平竞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国与国要竞赛，显然是一般地指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国家之间的。

然而，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奋力赶上比自己先进的国家，不管是帝国主义国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被修正主义者所控制、正在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国与国之间说了要竞赛和要赶先进这两个“要”，正是分清了国与国关系中的两类矛盾。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我们应当同他们进行竞赛，学习先进，共同提高。对于任何比我们先进的其他国家，就是要奋力赶上他们。

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中的反动资产阶级，以及正在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对抗性矛盾。但从生产力的领域来说，也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立足国内、发奋图强、团结拼搏、急起直追，予以赶上和超过。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的国防科学技术，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高级干部的团结”。

（六）开展竞赛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人与人关系中处理先进与落后矛盾的重要方法。总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在《批注和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论述是建立在对立统一规律之上的，向我们揭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所必然存在的先进和落后矛盾的规律。他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共同向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中出现的矛盾，是完全可以用组织竞赛，在竞赛中调节各方面矛盾来处理，转化矛盾，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有了这样一个国内基础，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不甘落后，不畏艰险、立足国内，奋发图强，赶超先进。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立于不败之地。

五、正确处理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政治挂帅。

毛泽东同志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贯穿着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辩证法，

（一）一个完整的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

1、始终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决定政治的唯物主义原则。

与此同时，他更重视意识、精神对物质、存在的能动作用、反作用，更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从而完整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他不止一次地讲：“存在是第一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论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等等。

2、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是在同现象接触中，在实践中认识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认识的。毛泽东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为事物。”“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能够被认识。”等等。

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能动作用。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大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证明。

毛泽东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等等。

4、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毛泽东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一切革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等等。

5、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中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要在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教科书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教科书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层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

根据这个总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还分别地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我们现在农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就是对农民群众所进行的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教育。在城市，我们也用这种精神教育工人。”“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造就新的知识分子，使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个尖锐问题。”等等。

毛泽东同志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靠政治思想工作。他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等等，

6、思想发展同物质发展一样，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既有阶段、又无穷尽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总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说，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就整个思想改造战线采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把毛泽东同志在《批注和谈话》中有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归纳成以上6条，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这些论述，都是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有关论述，结合苏联和中国的实际讲出来的，是有的放矢的。

（二）认识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思想矛盾，认识本国的国情。

毛泽东同志对教科书中的两段话表示赞同，一段是涉及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新的和旧的矛盾和斗争，一段是涉及不同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把它们引在下面作点分析，就可对他以上6点论述加深认识。

第一段，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新的和1日的、新生和垂死的、进步的和落后的之间的斗争中，在克服各种矛盾和困难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因为它们不是同对立的阶级利益联系着的，它们能在共产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得到克服。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抗消灭了，矛盾仍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阶级，但还有代表私有倾向和习惯的、阻碍社会主义经济中新的进步趋势发展的落后分子，还有公共财产的盗窃者和忽视人民需要的官僚主义分子，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还没有完全克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劳动者的主动性，促进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进步趋势的发展，支持新的幼芽，加强它们，促进先进生产方法的推广，国家同危害共产主义硅设利益的一切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妨碍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迅速发展生产、加速技术进步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对这段话，毛泽东同志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千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第二段，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每个国家的工业化具体过程不可能是一样的，……。列宁在强调‘找到一种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途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时指出：‘一般论来，这种办法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就是向建立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觉悟的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
对这段话，毛泽东同志说：“列宁的这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做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采。’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教科书的这两段文字，一段是说：上层建筑——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和由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要去改造人们头脑中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旧思想，鼓励、支持新思想，使之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段是说：“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去认识本国的国情中同别的国家的共同之处和特殊之处，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实际，从而找到本国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总起来说，两段文字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必须政治挂帅，首先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然后去制订计划，进行尝试，使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作用。

（三）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必须政治挂帅。

回顾从1949年建国，到1959年毛泽东同志读书时的十年中，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政治挂帅的思想走过来的。

1、新中国成立，同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革命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需要相适应，在全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运动，学习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猴子变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群众控诉旧社会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提高了群众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和劳动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引起了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大大增强了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正是这个教育，从思想上武装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此后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革命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作用。

2、1950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我国。党和国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针对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思想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羹思想，开展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充分阐明毛泽东同志关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必须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敢子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这次教育，使中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不仅为抗美援朝筑起了思想上的钢铁长城，广大职工开展了制订爱国公约和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捐献飞机大炮，志愿赴朝参战活动。并且精神变物质，使全国生产蒸蒸日上。

3、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工商业，一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提高职工群众团结、支持资本家守法经营，有利可图，以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针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五毒”行为，在职工中开展了“究竟谁养活谁”群众性讨论，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识的教育。教育内容包括①学习社会发展史，弄清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和阶级斗争实质，明确了是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养活剥削者，工人阶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②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⑧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工人阶级要担负起领导阶级的责任，发挥主人翁作用，④认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司令部，明确工人阶级同共产党的血肉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在几年中所进行的这个教育，也同样地不仅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所有制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并保证这场革命进行中生产力不仅不受破坏，相反有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4、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一系列新形势的影响下，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从1957年开始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有关人生观和思想修养的著作。

波澜壮阔的群众学习运动，迎采了全社会亿万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走向群众，成为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大破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大发扬。群众懂得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牛鼻子”；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搞主观主义；要区分两类矛盾，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发扬愚公精神，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奋斗不止。一系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群众所掌握，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大提高，鼓起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树立了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发扬了“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许多职工在生产中敢想敢干，勇于创新，创出了技术革新的丰硕成果。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人民群众的这种思想大解放，带来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解放。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总结1949年到1959年这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改天换地的大变化。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生产力大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开展和完成的，并且，在物质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亿万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化，使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充满高尚精神的时代和社会，为举世所钦仰。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个至理名言，必将载入人类史册而千古流传。

200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