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南方周末》与民运分子合唱“人权”、“宪政”

叶劲松

最近，我国有关社科研究机构搞了个“认识国家治理状况”的治理评估框架（当然，我对这治理评估框架准确性是持否定态度。阶级社会，企图用似乎超阶级的治理评估框架来评估，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国家治理范围很广泛，而《南方周末》借此来大谈宪政、人权，以此间接呼应最近民运分子的《xxxx》。　　

2008年12月17 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其笔杆子笑蜀的、名为《人权成为治理标准的宪政启示》的文章（以下简称笑文）。说它是间接呼应，是因为笑文未从字面上提及民运的《xxxx》，却借“认识国家治理状况”的治理评估框架之事，与民运分子遥相呼应大谈人权、宪政。笑文借治理评估框架之事说，宪政、人权是国家“治理标准”，而人权要靠宪政保证。意思是国家治理得如何，应以国家人权、宪政状况来检验，而沒有宪政就没有人权，所以实行宪政非常重要。民运分子以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等周年纪念切入，谈人权、宪政等；而笑文也两次谈到“立宪百年”，并回顾百年宪政史，最后以“总结百年立宪”样子谈宪政实施迫切性。　　

笑蜀与民运文不仅有以上共同。对1949年解放后到改革前的中国，民运文给以了最恶毒的攻击，而笑文则给以贬低。笑文说，“如果说，我们的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阶级斗争为纲，第二个三十年主要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笑文在这儿对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表示出极大的轻视和贬低。　　

的确，我国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中，曾出现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在一些时候未能充分发挥。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其优越性就会显现。这从1950—1979年这29年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可见。　　

国家 1950—1979年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中国 13.3%　　

美国 4.5%　　

日本 11.9%　　

西德 6.5%　　

英国 2.5%　　

法国 4.2%　　

印度 6.3% （ 资料见《国民经济统计简明手册》第120页。如据《1949——1984中国工业的发展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4页资料换算，1950—1979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12.6%）　　

因此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三十年，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其工业增长速度高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哈美精英们常赞叹战后日本工业高速发展，但对于比日本工业发展速度更高的中国工业的发展，却视而不见，或肆意贬低。以达到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目的。　　

民运分子文和笑文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回避我们所处的阶级社会的阶级状况，回避社会上剝削阶级对被剝削阶级的残酷剝削压迫，去侈谈人权、宪政。宪政也是西方的舶来品，宪政的概念众说纷纭，但多来自于精英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学界关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宪政观点的传声。　　

宪政的概念虽众说纷纭，但大致意思就是宪法指导下的民主政治。因此关键词就是宪法、民主政治。如仅从字面看，民运分子文和笑文大谈人权、宪政是很迷惑人的。犹如封建社会热衷大谈仁义道德来迷惑人一样。　　

民运分子文和笑文大谈人权、宪政，但二者通篇抽象地谈人权、宪政，二者通篇都回避现在的社会是阶级社会这事实，回避现在的社会是剝削阶级剝削压迫被剝削阶级这一事实。从而二者都回避说明他们要建立的这有人权、宪政的国家是一个什么阶级性质的国家，回避说明在这有人权、宪政的国家中能否使被剝削阶级摆脱剝削阶级的剝削压迫的问题。我们认为，不是如笑文所说的宪政、人权是国家“治理标准”，而应是能否使被剝削阶级摆脱剝削阶级的剝削压迫作为国家“治理标准”。因为如劳动大众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劳动大众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被剝削压迫和剝削压迫关系时，劳动大众岂能和资产阶级平等享受人权。如劳动大众不能和资产阶级平等享受人权，笑文和民运分子文谈得天花乱坠的人权、宪政不是很虚伪吗？　　

笑文和民运分子文都回避一个国家经济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回避一个国家经济基础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紧密联系，好像二者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大谈人权、宪政，却回避谈论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笑蜀和民运分子文的起草者们，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宪政的拥护者、鼓吹者。我们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看一些并非共产党人的进步学者，对“宪政”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关系的看法。从这些看法中我们可以判断，在这宪政下，劳动大众是否能与资产阶级平等享有人权。　　

法国著名律师郎克罗瓦,在197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国司法黑案》的书。朗克罗瓦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的社会使不公平制度化了。当社会存在富人和穷人,当法律和法庭竭力维护富人特权的时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来指责我,说世上也存在诚实的富人,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一点一点地积累财富的。我敢说,没有一个真正诚实的富人。只有当他们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高价出卖商品时,他们才会发财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让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保护他们,让司法合理的概念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确立起来,倒过来又压制法国人民。服从法律和法庭便是这种欺骗的最终目的。每个公民从小就学到：法律是准绳，法庭是公正的。但是,只须少许经验与思考,便可发觉这是十足的虚伪。难道一个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上的社会需要建立维护正义的法制吗？难道特权阶级想集体自杀吗?”（《法国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2）从郎克罗瓦的话中我们知道，这标榜宪政、人权、自由，公平的社会，劳动大众受剝削，建立剝削经济基础上的法律、法制、公平对劳动大众全都是十足的虚伪和欺骗。法律、司法不过是保护富人和“压制法国人民”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大众能享有真正的、与富人平等享受的人权？这样的宪政对哪个阶级有利？　　

另一些法国学者也谈到富人剥削穷人。“我们傲慢地自称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对国内来说,这已值得商榷,对国外来说,则纯属虚伪。我们首先是剥削穷人的剥削者,我们依靠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它是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法〕勒内.杜蒙、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4）美国学者麦克劳也指出,资本主义“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反对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度’。不少作者根据卡尔.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原始定义，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不只是市场经济，也蕴含着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这种定义包含着相当大的真理……一旦市场开始替代这些常规，政治权利就开始移向新富”（麦克劳《资本主义世纪》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6、7）。美国学者罗伯特.希尔写道，在美国，“公众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几百家超级多国公司正在替我们作出关于我们前途的根本决定，而它们本身则不受控制。……政府制定规章人员、外交官、国内收入署官员，与其说是作为管理公众事物的人员，还不如说是作为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尼克松以后的美国——多国公司时代》商务印书馆，1977.1、2）　　

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法国、美国学者也认为，富人剝削穷人的资本主义，是“是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适应富人要求的。他们还认为，“ 资本主义体制不只是市场经济，也蕴含着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而所谓宪政下的政府官员，根本不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是作为各大公司（即大公司的资产阶级—笔者注）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即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剝削劳动者，他们还有“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这个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被笑文、民运分子文美化为‘宪政’——笔者注）”来对劳动大众进行统治、压迫。而这政治体制的官员同时又“是作为各大公司（即大公司的资产阶级—笔者注）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很明显，“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的官员“是作为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这种宪政，不过是资本家们统治劳动大众的工具。因此，在这些国家，虽有宪政名义，政治权利却在富人那里，穷人沒啥政治权利，穷人却有接受统治的义务。　　

鲁迅曾揭露了标榜仁义道德的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而上述法国、美国学者也揭露了在宪政、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掩饰下，西方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剝削压迫。实际上，法国、美国学者讲述的西方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很容易解释。按历史唯物观，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治、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而笑文、民运分子文所讲的宪政，就属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范畴，它同样要被资本主义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并为资本主义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服务,即为资本利益服务，为保住这有利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服务。为切实实现这种要求，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金钱力量要转化为政治力量，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要占统治地位。如果他们不能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如果他们不能掌管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镇压机关，以及立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就将被被他们剝削而贫困的劳动大众推翻。因此，资产阶级不会为了让贫困的劳动大众享有和他们同样的权利，而放弃政治统治特权。这正如郎克罗瓦所说，“难道一个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上的社会需要建立维护正义的法制吗？难道特权阶级想集体自杀吗?”　　

而笑蜀、民运分子们远沒有那些法国、美国学者诚实和正直。笑蜀、民运分子们不能象上述的法国和美国学者一样，揭露私有制下富人在经济上剥削穷人，在政治上统治并欺骗穷人的事实,更不象这些学者痛斥这些剥削和欺骗。笑蜀、民运分子们不仅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掩饰为这种经济关系服务（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法律体制的阶级性质，还要求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政治、法律体制做为榜样，移植到中国来。笑蜀、民运分子们整个就是赞美西方唱诗班的成员，总是热衷于为残酷、丑恶的剥削社会唱赞歌，以欺骗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