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关于战役、战斗的定义

【提要】战役、战斗、战略、战术，属于军事术语，军事术语的规范、定义和概念，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设定的标准为准则，这是最权威的定义和标准。一切史志史籍在涉及这些概念时，也应以此为准。

【战略】strategy①军事战略的简称。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分为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②泛指关于全局性、高层次、长远的重大问题的方针和策略。如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1]

【战术】tactics进行战斗的方法。内容包括战斗原则，战斗部署、战斗指挥、战斗协同、战斗行动的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等。还包括行军、宿营、输送、变更部署和换班的方法。按类型，分为进攻战术和l防御战术；按形式，分为联合战术和合同战术；按军种兵种，分为军种l技术和兵种l技术；按规模，分为兵团战术、部队战术和分队战术等。某些兵种的部队、分队在战斗中遂行任务的方法也属l技术。如通信兵战术、工程兵战术。[2]

【战役军团】campaign for mation具有单独实施战役能力的兵力集团。按规模，分为大型战役军团、中型战役军团和小型战役军团；按军兵种，分为联合战役军团和陆军战役军团、海军战役军团、空军战役军团、第二炮兵战役军团等。通常根据战役任务临时组建，有的在平时就已建立。[3]

【陆军战役军团】army campaign for mation陆军中具有单独实施战役能力的兵力集团。分为陆军战略性战役军团（集团军群）和陆军基本战役军团（集团军）。

【陆军战术兵团】army tactical fo rmation陆军中具有单独实施合同战斗能力的师、旅规模的兵力集团。分为陆军基本战术兵团（师）和陆军战术兵团（旅）。

【部队】forces，troops，unit①直接担负作战和保障任务的团级以上建制单位。②军队的一部分。如驻京部队、炮兵部队、空军部队等。③泛指军队。

【分队】element①直接担负作战和保障任务的营级以下建制单位。②相当于连或排的军队组织。通常隶属于中队。③用于军事机关各部门和营级以下单位的通信代号。[4]

【战斗】战术兵团、部队、分队为达成某一作战目的而进行的作战。按类型，分为进攻战斗和防御战斗；按形式，分为联合战斗、合同战斗；按军种兵种，分为军种战斗，、兵种战斗；按空间，分为陆上（地面）战斗、海上战斗、空中战斗、太空战斗和信息战斗等。还可以根据敌方状态、战场环境等情况，分为各种样式的战斗。[5]

【陆军战斗】army combat陆军战术兵团、部队、分队进行的战斗。按类型，分为陆军进攻战斗和陆军防御战斗；按性质，分为陆军合同战斗和陆军兵种战斗。可单独实施，也可在战役内进行。[6]

【战役】战役军团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目的，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作战。按类型，分为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按规模，分为战区战役（大型）、战区方向战役（中型）和集团军级战役（小型）；按形式，分为联合战役、军种战役；按空间，分为陆上战役、海上战役、空中战役等。[7]

【陆军战役】army campaign陆军战役军团单独或在其他军兵种支援、配合下在陆战场进行的战役。可单独进行或作为联合战役的组成部分实施。[8]

【命令】 order 对所属机关、部队下达规定性任务或公布重要决定的军用文书。通常用于发布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确定和调整体制编制，部署军事行动，调动部队，授予、变更和撤销部队番号，调配武器装备，任免干部，授予和晋升军衔，选取士官，授予荣誉称号等。[9]

【预先号令】 warning order 为使部队预作遂行作战任务的 准备而发出的预告性命令。通常在作战命令下达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下达。

【作战命令】 oprational order 指挥员对所属部队下达作战任务的命令。 按规模和层次，分为战争命令、战役命令和战斗命令；按性质和内容，分为共同命令和个别命令。是实施指挥和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的基本依据。[10]

【指示】 instruction 指导下级机关和部队、分队作战或其他工作的军用文书。主要用于布置工作， 明确工作原则和要求。通常以文字下达，也可口头下达。[11]

附：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有关定义

【提要】1997年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关于战役、战斗的定义，与2011版的相关定义，原则上是一则的，但2011版更加规范、准确和严谨，可操作性更强。关于“失利”的定义，2011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不再列入，因为“失利”这个词汇已经归入汉语辞典的普通词汇，勿需在再列入军语。

【战略】指导战争全局的方法。即军事战略。[12]

【战术】指导战斗的方法。[13]

【战役】敌对双方在一定方向或空间，各自使用一支统一指挥的军队，为达到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的目的，按各自的作战企图，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14]

【战斗】敌对双方的兵团、部队和分队，在较短时间、较小空间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直接武装斗争。是达成战役或战争目的基本手段，基本类型有进攻战斗和防御战斗。[15]

【战役军团】遂行战役任务、战略任务的方面军、集团军和临时编成的作战集团。[16]

【战术兵团】：遂行战术任务的军、师和临时编成的相当于军或师的部队。[17]

【部队】一、军队的泛称；二、团和相当于团级的部队的统称。

【分队】营、连、排、班和与其相当的单位的统称。[18]

【得手】军队在作战中行动顺利，达到了一定的作战目的。

【受挫】军队在作战中行动不顺利，遭受挫折和损失。

【失利】军队在作战中遭受到严重损失，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或打了败仗。[19]

二、有关当事人和史籍对百丈之战的评析

㈠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对南下和百丈决战的认知及其变化

1.【徐向前】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眉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镇，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拼。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确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撤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凡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战后，我军遂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带与敌相峙，发动群众，准备过冬。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住芦山城北的任家坝。

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山皆白，地冻三尺。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牛毛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冻死在雪地里。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元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20]

2.【张国焘】

关于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主要当事人张国焘曾经有两次评估，结论截然不同。

⑴一次是在南下碰壁后于1936年3月15日在道孚会议上的讲话，张在讲话中仍然鼓吹南下“胜利”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迟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相当挫折，企图用反攻敌人保持原有胜利的基础上，而发动全党热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取得了休息和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开始在川西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掀起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整个部队在物质上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也都是从我们坚决反攻敌人中所获得的成绩，这样，怎么能说南下是退却呢？

……

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21]

⑵多年后，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南下行动作出了与当年在道孚会议上截然不同的检点

这次会议（指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召开的反党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候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己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运周浑元两个纵队战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22]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始终回避谈百丈战役，只说天全芦山，不提名雅邛大。

3.【陈昌浩】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的成败也有前后不同的认识

⑴第一次，是百丈大战结束不久后的1935年12月28日的文章《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文中跟张国焘的口径一致，仍称天芦名雅邛大为“胜利”

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是我们创立新根据地与赤化川康之重大关键。虽然敌人开始轻视我们力量，继则疏忽防堵，终则被我们各个击破，但因敌人交通方便，兵力集中迅速，距大城市中心甚近，到危急存亡的时候，也能够集中大量兵力与我持战（总计杨森全部七个旅，刘文辉四个旅，刘湘之一、二、四师、模范师、教导师及五师一部、三个独立旅，李家钰全部三个旅，及李抱冰师一部）。又复利用隘路、群山、粮少、人缺诸不利条件来阻困我们，用最武断之反革命政治宣传来逼迫群众离开我们。然而我们在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指示下，反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成功，以全军之不避饥疲，生龙活虎的精神，上下一心灭此朝食的气概，在正确运用隘路及平地战术之中，依据绥、崇、丹、懋的胜利，举行能于半月之内势如破竹的接二连三战胜了敌人，通过几百里的隘路，越过了几多个的雪山，占领宝兴、天全、芦山、荥经，击败川敌大半，约九十团之众，进围名山，逼雅州，直威邛崃，基本上完成了中革军委*所给予我们之任务，造成了今后发展之优越条件。[23]

*编者注：此文中“中央”和”军委”，系指张国焘另立的“第二中央”和“军委”。

⑵第二次，陈昌浩到苏联治病期间，向共产国际干部部写了一份自传。自传中承认“南下”导致的后果是“无出路”和“失败”

1936年春，四方面军因南下无出路，失败，不能不退入西康地区，我从实际教训中，又逐渐感觉到我们做了滔天的反党罪恶，四方面军的行动，终非北上会合不可，在五月、六月过程中，我极力主张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当时“第二中央”已自动取消，成立了西北局，七月初，二、四方面军会合，虽然国焘是想夺取二、四方面军来增加反党中央的力量，但我自信是出于真诚用极大努力来迎接二方面军的，我亲自督促卅军工作人员于三天三夜用手工完成了四万五千（？）羊毛，送给二方面军。[24]

⑶建国后，陈昌浩在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介绍情况时，陈述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

那时张国焘估计中央是到不了陕北的，我估计到是很困难的。以后中央到陕北后，我开始有回心转意。中央这个时期仍然通告情况，使自己受到感动。到甘孜、炉霍地区后，知道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呆不下去的，考虑今后怎么办？开始和张国焘路线有了分歧。实际上是做了北上的准备。和二方面军会合后，我就坚决主张北上。到岷州和漳州与张国焘也有斗争。这是我的转变。[25]

㈡有关史籍的陈述与评估

1.军史、战史的陈述与评估

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陈述与评估

……我军苦战7日（注：指百丈决战），虽毙伤敌军1.5万余人，但自己也伤亡近万，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被迫撤至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御。

此后，川敌主力集中于雅安、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由成都、新津向洪雅地区推进，而懋功、丹巴、宝兴、天金、芦山地区的藏族上层反动分子也竭力煽动与胁迫群众反对我军。我军在这一地区虽然经过很大努力，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组织、革命政权，但始终未能建立起根据地。同时，这一地区人少，粮缺，我数万大军补充目益困难，部队冬装更无法解决。党中央早先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警告，此时得到了证实。

1936年2月初，敌人经过周密准备之后，集中薛岳等部6个多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于是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康境内转进，夺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整补待机。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即告失败。[26]

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的陈述与评估

（百丈之战）红军在无后方作依托，粮弹不继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同优势之敌浴血奋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自己亦伤亡近万人，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只好撤至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御。与此同时，右纵队第32军和第4军一部，分别在天全、飞仙关渡过青衣江南进，于11月25日克荥经，继占汉源（注：有误，占领的是今汉源县城富林镇，不是当年的汉源县城清溪镇），歼守敌一部。12月初，敌薛岳部由洪雅向荥经发起进攻，红军在予敌人一定杀伤后，于中旬撤出荣经、汉源地区。

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即告结束，红军陷入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进退失据的不利地位。[27]

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陈述与评估

随后（注：即绥崇丹懋战役后），方面军决定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十一月十二日，在红四方面军已南下的情况下，党中央来电指示：“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

红军自九月中旬从草地南返，两个月来连续作战，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种种艰苫，克服重重困难，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但是，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尽管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依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一战伤亡近万人。这是方面军南下从进攻转入防御的一个转折点。百丈战斗失利，教训是深刻的。一是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的太大；二是红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三是战场选择失当；四是缺乏对平原、水田、村落作战的经验。这些都与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28]

*在引述这段话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定不能忘了把前提引全——“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南下的情况下……”

2.有关党史及地方史籍的陈述和评估

⑴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的陈述与评估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进行过程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是以红军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进川西平原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张国焘提议，重点守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称：“西康为我唯一退路，不可以两康落后说自误，……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11月6日，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定泸办法”。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理由一是这一带人口和粮食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的补充，利于过冬；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红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指出：“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玲。对二、六军力配合无力。”“弟意目前仍在此寻机打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四军夹击天全。……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张国焘接电后，未再坚持他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恰在此时**，北上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来电指示：“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这与徐向前、陈昌治的主张正好相似。*

红军南下的初步胜利，给蒋介石、刘湘以极大的震动。蒋介石急调薛岳部增援，并令其空军频繁出动配合。刘湘急调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以及李家钰部，星夜兼程，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地区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企图阻止红军攻势，屏障成都平原。敌军兵力合计大到80余个团。

……

百丈决战，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歼灭了大量敌人。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红军如长期固守，与敌人拼消耗，显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放弃原定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红三十、红九军撤出百丈一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台山、五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据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中止。

……

百丈战斗失利，在军事上的教训是深刻的。徐向前后来总结说：“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衬落战斗．则缺乏经验。”这些“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南下红军自9月中旬从草地南返，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种种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浴血奋战，取得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吸引、牵制和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在战略上对北上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起到了配合作用。但是，南下红军依然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一战又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转人防御。因此，百丈战斗，是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

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怀疑和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是英明的、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29]

*引者注：这段引证应该考证前后事件的逻辑关系，前题应该引全——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的“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南下的情况下……”（也就是中共中央屡电劝说红四方面军北上不果的情况下）

*注释：

*根据电报原件上的注释，中共中央这份电报实际上是1935年11月18日发出的（文中谈的宣言发表于11月13日），那时百丈战斗已经开始出现对红军的不利态势，所以不能称之“恰在此时”。

⑵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陈述与评估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9月中旬部队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取得击溃川军六个旅的胜利，又在天（全）芦（山）雅（安）邛（崃）战役中取得歼灭川军 1.5万余人的胜利，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30]

⑶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红军长征在四川（修订版）》的陈述与评估

百丈关（今百丈），位于名山至邛崃之间的公路上，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道。这段公路以北五公里内和公路以南基本上是小丘陵区，多为耕地，沟渠纵横。时值初冬，绝大多数是种上小春作物的旱地，仅有少数的冬水田。百丈关至黑竹关、治安场间，地势比较平坦，只有靠近百丈关的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浅山。这一带无险可守。公路以北五公里以外，就是山区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及其附近二十里以内的弧形地带，与四川各路军阀进行了一场殊死恶战。

……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历时18个昼夜，仗愈打愈大，是南下以来最剧烈的一次战役。战斗中广大红军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日夜奋战，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搏斗，虽然取得一些战术上的局部胜利，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全局胜利，没有能挽回局面。特别是在百丈、黑竹、夹关、鹤林场、观音场一带战斗的失败，是张国焘率兵南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继而退却的一个转折点。造成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所犯战略路线错误造成的。

从这次战役先胜后败的过程看，还有以下一些原因：红军兵力与敌军相比悬殊太大，川军主力全部集中，红军寡不敌众。红军擅长山地战、运动战、缺少平坝战、阵地战的经验；进入平坝在树林里打仗，有些指战员也辨不出东南西北，把前方当后方，后方当前方。红军武器、弹药装备，数量不如敌军充足，质量不如敌军优良。红四方面军在雪山草地北上又南下，连续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广大指战员经历艰难险阻，冒风雪严寒，吃不饱、穿不暖，体力消耗很大，人疲马乏。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对敌情估计不周，敌杨国祯的教导师到了芦山还不知道，以为芦山是座空城，红军在追击败敌杨森部时，没有与敌援军在芦山作战的准备，知道之后，又没有集中最大兵力，将杨师很快歼灭，以致原定三天拿下芦山，结果十天才得手，贻误了战机。红军占天全后，对敌军没有乘胜穷追，失去全歼郭勋祺师的良机，对战局也有一定影响。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前，红军上下指挥员，没有作明确具体的布置，就开始攻击。由于红军存在以上一些战略战术的问题，所以这次战役没能取得胜利。

实际上，南下方针的制定者张国焘本人，对于“打到成都吃大米”也没有成熟定见，而且缺乏信心。早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正式下达10天后的10月31日，他就对徐向前、陈昌浩等鼓吹：“西康为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磨西面、道孚亦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雅、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11月6日，在宝兴已下，进攻天全、芦山的战斗正进行的关键时刻，他又以“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等理由，要求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张国焘的这种反复无常立即遭到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对：“目前移去取道孚道远，兵力进退无补，如能先□□到泸定、金汤方面更好，敌暂决不敢进丹巴。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

百丈战斗失利造成了红军日趋窘迫的处境：川军主力集于东面名山、邛崃、大邑一带，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带，李抱冰和刘文辉一部在西面康定、泸定一带，筑碉封锁。红军这时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不得不在天、芦、宝地区休整并准备过冬。由于所控制的地区物产不丰，人口不过数十万，红军的兵员、被服、粮食补充，均发生极大困难。指战员每日只能吃两稀一干。且时日一长，难以为继。当地虽有不少群众积极参军，但毕竟人口基数有限，仍补充不了战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益削减。加之一些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红军处境日趋艰难，南下恶果日渐明显。[31]

⑷中共四川省雅安地区党史办《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的陈述与评估

百丈关战斗，两军对峙，鏖战七天七夜。红军虽给敌以重创，歼敌近万人，但四方面军也自损四、五千人，主力受挫。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使四方面军陷入困境。十一月二十一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关于作战方针致张国焘、陈昌浩电∶"（甲）赤锋（红九军代号）、正定（红三十军代号）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面辽阔布置极难。战□□失集兵乘胜大灭敌良机，敌力已集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拟集兵在夹门关（即今夹关）对面及朱家坝、石碑岗、莲花山、蒙顶山、金鸡关一线。抽出兵力集中整理休息补充一下，并直接由夹门关方面打下。若该方不易得手，敌另续进，即先予敌人大杀伤，然后另行大举击敌。（乙）今早我们商决，若前方不易另行继续战斗，即拟定下午五时，照上计行动。"二十一日红军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阵地上与敌拼消耗，全线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台山、五家口至名山的莲花山一线山地，扼险防守。红军当日撤出百丈，向新店、万古、中锋退却。张国焘发布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最终在失利中被迫宣告结束。[32]

三、小结和商榷

综上所述，关于百丈决战的陈述，有关史籍大同小异。有歧义的是评估。

㈠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除徐向前外，在当年的评估中，还是在主要言“胜利”。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一场大战下来，要鼓励士气，建立信心，“打肿脸充胖子”也是无奈之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了历史环境之后他们也会冷静思衬，所以最后也趋于一致：这是失利，不是胜利。就连张国焘本人，也再也没有当年在道孚会议上的底气自吹自擂了。

迄今为止，建国后的相关军史、战史、党史、长征史，基本也对胜利还是失败，没有歧见和异议。只有中央党史办《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有了“取得了歼敌1.5万人的胜利”之说。如果是仅就“歼敌”一项，说是“胜利”也无不可。但搁在史籍中作为综合评判道出，却有欠严谨、准确和逻辑上的周延，而且太容易引起歧义或争议（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也会影响更深入的发掘和打造红色景观的工作。所以建议：尽量不要引叙这样的评估！

就军事术语而言，还有很严格甚至严苛的规范。成败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标准有两道“硬杠杠”：一是战役目的达成没有？二是自身损失有多大？能否弥补付出与成本？

这两条“硬杠杠”中，第一个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

比如，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最后结果虽然达成了战役目的，突破了湘江（第四道封锁钱），但付出了重大代价，支付了沉重的成本，使红军遭受了本不应该遭受的重大损失，而且在长征途中难以弥补。所以很难认为是“胜利”，而只能是“失利”。再如四渡赤水的首战是土城战斗，战役目的是消灭尾追之敌，北渡长江。但这个战役目的是没有达成的，既没有北渡长江，也没有消灭尾追之敌，还付出重大损失，虽然细算人头账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但仍然不能称之为“胜利”，而只能是“失利”——哪怕这是著名的“神来之笔”的第一笔呢？

百丈之战是天芦名雅邛大的最后决战，战役目的非常明确：“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这个目的显然是没有达到的。而且算起人头账来，虽然予川军以重创（有川军将领称是空前未有之剧战），但自身伤亡也非常惨重，而且很难补充（这个地区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不可能弥补战损），实际上是得不偿失。所以很难称之为“胜利”，而只能是“失利”。

“失利”并不丢人，红军就是从失败的血海中站起来的军队。在当年是最穷最苦逼的军队，但同时也是最酷最拉风的军队。屡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失败的血泊中站起来，继续去争取胜利，不就是红军的本质特征特色么？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失利”这样的字眼儿。

综上所述，建议在百丈之战的陈述上，应避免使用“胜利”这样的词汇。百丈决战是战役，是军事行动，引用史籍应以军事科研部门的军史战史为第一选择。

㈡另外，阐示百战决战的意义时，也需要避免与张国焘1936年3月15日在道孚会议上的辩白之辞相吻合相呼应——实际上他自己晚年在写回忆录的也没有重拾这套说辞。这条“政治错误”的敏感红线，地方宣传中没得来由去触碰和逾越。实际上，当时党中央与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之间无很密切的联系，张致党中央的电报都是由林、聂、彭、李代转的，两边都在互通消息，但张根本不承认党中央的合法领导地位。双方也没有战役上的配合。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邪大战役计划》时，党中央已完成了长征，在四川国民党中央军部队也没有参加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薛岳部队的主力已准备转用于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川军不可能出川奔陕甘“剿匪”。所以红四方面军南下之战，很难说对国民党军的牵制作用——可以说有“呼应”作用。对已经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的配合作用，也不在天芦名雅邛大的战役计划之中（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在致张国焘电中补充提到了这个意图）。故建议，在陈述这一段时，似宜在对红二、六军团的配合作用，加上“客观上”三个字。

㈢关于百丈之战的定义和称谓问题，以往约定俗成的是“决战”、“战斗”。但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对“战役”的定义，百丈之战是完全符合和适用于“战役”的定义和称谓的，但宜称作“百丈战役”，而不宜称作“百丈关战役”：“百丈关”是一个点，“百丈”是一个面（泛指百丈地域包括周边邻县地域），一个区域。“百丈关战役”的称谓，容易引起歧义和混淆（与百丈关上发生的战斗混淆）。“百丈战役”则可以避免混淆，而且还有助于推广“大百丈”的概念——包括与战役密切相关的邻县地区（如邛崃、蒲江、大邑、雅安、芦山），战役的来龙和去脉且得梳理得清楚明白，否则仅言百丈关附近，就会产生“无头路”、“断头路”、“来无影去无踪”的问题。“红色露天博物馆”的理念，至少应在“大百丈”中得到推广和普及。

㈣关于百丈战役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是非对错问题，其实有关历史当事人都有结论——这些结论当然应以事后的检点为准而不是正在当事中的言论为准。另外，还必须站在更高更大的视野和高度去评估。简言之，就是站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方针”既定事实的基础这个前题上去认识：这个方针和既定事实在彼时彼地的当事人们的角度看来，那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的约束条件！而只要这个方针和既定事实没有改变，那么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就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去实施，既或有变通，也不能逾越当时的这根“政治红线”。而只要这个方针和既定事实（也就是“约束条件”）还存在，那么不管他们怎么补救——哪怕将某场战役或战斗打赢了，也改变不了战略上的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

具体到百丈战役的决策和实施而言，只要排除了“北上”的选择，那么绥崇丹懋战役胜利后（这个胜利是结结实实的，而且是我军首次在高寒缺氧地带的战役作战），继续向天芦名雅邛大地区进击和发展，那就是一种必然且合理（不说正确——这是更高层面的事情）的选择（在南下方针既定的前提下）。张国焘当时提出的立即西进康北的选择实际上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当时泸定桥还未修复，国民党中央军李韫珩师驻守在康、泸，大渡河至少在这个时期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这一点在朱徐陈致张国焘电中也表述得很清爽明白。西康（今甘孜州地域）的自然环境及就粮和过冬御寒条件，就远远不如天芦名雅邛大地区，如果当时按张国焘的选择行事，那就是被动地孤守困局，造成的损失只会更大，不会更小（国民党川军当时的意图就是，以守为攻，把红军驱赶到天芦宝及其以西那片区域困死饿死）。天芦名雅邛大地区还能动员数以千计的群众从军，而西康（指今甘孜州地域）只能组织游击队和自卫军，“扩红”基本就没有希望，就粮和御寒一直就是个头号大问题。

朱徐陈当时力主打一场百丈决战，那就是在“南下方针”这个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与其被动困守，不如奋而一搏！困守是个死局，奋而一搏至少有破除死局的可能！所以，这也是一种合理且未必正确的选择。

问题的根本，是出在“南下”这个根本战略方针的错误上——党中央早就指出的“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战役指挥员徐向前本人，事后也有对这场战事得失和利弊的检点。

建议对这样的问题，可以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宣传和展陈时，少作或不作细陈。

㈤关于百丈战役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问题。

长征路上每一个牺牲者都对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百丈战役是长征中发生的战役，那些幸存者和参加者当然也不能例其外。但在宣传上，要有节制和界定，张国焘的错误不能与红色战士们的英勇奋斗和牺牲混为一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与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背道而驰——背离民族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政治上也不利于争取中间势力——他们会认为：国难当头了，你们共产党还在南下抢地盘？对长征胜利而言，效果肯定是相当负面的。

这还不说另立中央制造分裂的恶劣影响。

为避免可能会产生的片面性，表述应该有这样的内涵：“我以我血荐轩辕”，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们，用自己的奋斗和牺牲，树立起了“南下路不通”的警示标志，为后来的红二、四方面军的再次北上，准备了思想基础和条件！革命的道路包括弯路和错路，他们在是用生命和鲜血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试错——最后证明了党中央指引路线的正确，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此外，此役对国民党川军的重创，实际上也让他们对共产党人的力量有所认知，也为后来的统战工作作出了铺垫。比如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方向和路线正确），重创了晋绥军，使阎锡山有了“日可抗，红军不可抗”的认知。这些国民党地方军阀对红军的这种认知，实际上也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创造前提条件：不打不成交，打了再成交——没有打的前题，人家就认识不到你的力量。

学术论证，并不是官越大，单位头衔越大，就越代表真理真相。在商榷讨论中，参与者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探索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如果暂时不能达成一致和共识，可以先搁一搁冷一冷，在陈述和评估上按保险系数最大的原则求得最大公约数，不必急于去标新立异触碰边界值，以保证当地同志现有的工作成果（特别是“红色露天博物馆”的理念，以及对“百丈决战”这个红色资源的发掘和弘扬）得以巩固，并使之延伸、扩大、提升。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50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36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21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332～第333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30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671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09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670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84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84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85页，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军事科学院编撰，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12] 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4页。

[13] 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21页。

[14] 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7页。

[15]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9页。

[16]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8页。

[17] 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21页。

[18] 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136页。

[19] 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第56页。

[2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6第3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1]《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1936年3月15日于道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96～第3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2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78～第279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23]《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1935年12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24]《陈昌浩向共产国际干部部写的自传（1939年12月24日于莫斯科）》，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手稿。

[25]《陈昌浩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介绍情况（（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

[2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7]《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2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3～第3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29]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第305～第3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3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9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3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办《红军长征在四川（修订版）》第237～第2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32]《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100页，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