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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市场化救不了戏曲,只会“杀”死艺术家!

  前几天,知名演员、越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在一档戏曲节目录制中突然爆发。当时主持人白燕升介绍了一位生活窘迫、月薪只有2000元的晋剧演员如何坚持艺术创作,何赛飞评委有感而发,痛批一些院团不关心本剧种的发展、不关心青年演员成长,只顾巧立名目、排演新戏、谋夺奖项、骗取资金。

  这件事很快引发舆论关注,坊间各种讨论层出不穷。

  不让人意外的是,目田派们又趁这个机会站了出来,而他们为戏曲开出的药方没有任何新意:尊重经济规律、废除国家补贴,传统曲艺要走向市场,如果一个艺术不被市场接受,那就自然淘汰。

  乌鸦表示,这些公知目田真是既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懂文艺市场的规律,他们在讨论一件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情。

  无论从历史还是其他地方的经验来看,文艺工业的发展关键恰恰在于——不能让从业者在搞艺术创作的同时,还要担忧上座率和票房收入。

  艺术创作者应该、甚至必须与上座率、收视率、票房分隔开,这才能搞出好作品,才能真正让艺术挣到钱,才能发展好文艺工业。

  尊重这个事实,才是尊重市场规律。

  公平地讲,不只是晋剧小演员,今天的京剧大演员论工资也没有多少。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北京京剧院一团前团长王蓉蓉就“晒”过自己的工资。

  王蓉蓉表示有很多观众都非常喜欢京剧艺术,而且今年京剧又会进校园,可见政府对京剧、对民族艺术的重视。不过京剧演员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不是很高,“像三级演员的工资大约有1000块钱,我是国家一级演员工资也只有3000块钱,其余的收入都是靠演出费用”。

  王蓉蓉说,每个演出团都有演出指标,演员们为了完成指标要拼命地演出,有时一个月最多要演28场,春节也是天天登台不休息,很多演员的孩子都盼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能在家吃顿晚饭。

  不止如此,演员的收入也与卖座情况挂钩,如果上座率不佳,一场戏很有可能白演。

  这种收入情况下,不少很受欢迎的演员就被迫开始实践市场之路。

  然而,当演员必须要去“关注粮食和蔬菜”,他们还能有精力关注艺术吗?

  余派坤生王珮瑜年少成名,25岁打响后便成为上海京剧团副团长,可谓前途无量。2004年,她毅然辞去人们羡慕的体制内职务,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希望脱离束缚、大展拳脚。

  可是,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自组工作室之后,演出前前后后的一切杂务都要由她这位“老板”费神琢磨,至于戏本身,对不起,真没时间考虑了。

  王珮瑜演过《御碑亭》,在京剧行话里,这出戏被叫作歇工戏,即唱念做工不多的戏份。按理说歇工戏应该好演,但因为没有明确的高潮,很容易让观众觉得看了一出温吞水,不过瘾。

  王珮瑜琢磨《御碑亭》,吸收了孟小冬说戏录音与谭富英演出实况录音共性,这是该剧留存于世的最具代表性的两套标本。瑜老板努力消化不同版本互异之处,以求让表演更为适合自己,也更吸引观众。

  哪怕要演好一出歇工戏,台下都得下苦工。可当瑜老板要琢磨杂务,要协调工作室的管理,要跑演出盈方的关系,她哪来的时间下这么大功夫呢?当年的王珮瑜工作室,每年竟然有超过300场演出,即便如此,都无法做到收支平衡……

  不下功夫的艺术,注定卖不出钱。

  市场化尝试做了几年之后,王珮瑜只得回到上海京剧院。尽管在日后瑜老板依旧在各路采访和综艺中坚持说京剧要搞市场化,但失败的经历应该也让她明白,单纯把演员拉出来当老板,让戏曲表演者自负盈亏,绝对不是京剧市场化的康庄大道。

  戏曲演员从来不是自负盈亏的,这也是戏曲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乌鸦曾经写过关于民国京剧与新中国京剧发展的文章,当时关注的重点是京剧的革新性,对于戏曲演员的收入以及生活并没有太多涉及。今天可以谈谈,在那个戏曲大发展的年代,演员到底是怎么挣钱的。

  某著名相声演员曾说,唱戏的之所以叫老板,是因为他管着这一台人的吃喝。然而,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

  民国年代,戏曲演员的收入分为戏份儿与包银,唱完戏当天结账的叫戏份儿,比如某演员承应某出戏的某角色,事先说好十元,迨他演完进后台卸妆洗脸,账桌管事当时就给他开份儿。包银是按演出档期谈公事,即戏班(或戏园)与演员谈妥或一月或半年或一年的价码。

  北京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戏份儿,包银制多流行于外省。

  这看起来似乎和今天所谓演出费很像,但要注意到,当时演员拿钱与上座率无关,这出戏不论卖座不卖座,演员都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甚至因为种种事情,导致这出戏没演成,演员的钱也不能少。

  旗人出身的花脸演员金秀山下海后搭班头一次唱《阳平关》的曹操,这个活原本是当家花脸穆凤山的。这天穆凤山进了后台坐下就扮戏,管事的过来说 :“穆老板,今儿您甭扮了。”穆问:“怎么了?”管事的答 :“今儿班里来了位金秀山,曹操由他扮,您今天歇官工。”歇官工是梨园行话,意思是今天虽然不演戏但戏份儿照开。

  当时还是穆凤山自己说,总歇官工让人看起来不好,特意自降身份扮了一个徐晃。

  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戏班儿的责任,所以戏份儿照开,但其实并非如此。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早年间并无师承,常常与人搭班演出,曾先后应邀参加承华社、和声社、和胜社、春福社、民兴社、永胜社等班。

  据他回忆,当时他搭二牌,100大洋是要演出前支付,无论当天上座率如何、有没有人来看戏、甚至演出办没办成,这100元是都要拿的。赶上“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他也旱涝保收。总之,承担风险的不是演员。

  而且,当时京剧演员不会每天演出,一周最多演两场,即便赶上周末,也很少双出(演两场),保障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关注艺术创作本身。

  试想,齐如山、李释戡、许伯明等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组成的梅党,常常与梅兰芳先生盘桓,切磋艺术。如果梅老板每天都要演戏,哪还有时间和大佬们琢磨戏剧,这些大佬总不会都在后台陪着梅老板扮戏吧……

  包银制在当时主要是北京的名角赴天津、上海演出时获取报酬的方式,这里面确实有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北京名角儿通过大众传媒获得了超高的知名度,在天津、上海广受追捧,所以他们一旦南下,月包银可能超过1000大洋。

  请他们演出的剧场花了如此血本,当然希望名角儿能多演几场,以便通过票房收入捞回钱来。当时角儿们去上海一期通常一个月(上海戏园规矩以36天为一月,六天谓之“帮日子”,即给戏园“帮忙”),沪上戏园来北京邀角儿都是按月谈公事。

  角儿在上海唱满一期,回京可以歇半年。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金少山、马连良等都经常往上海跑。

  但即便如此,也绝不会出现演出效果不佳,然后剧场要求角儿把包银退回来的情况。

  当时还有捧角儿这一方式存在,后人言及此事,经常是谈到其中趣闻以及用之对比现如今的饭圈。

  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在她的《梨园琐忆》中细数当年的各种“名角社”的出彩名号,梅兰芳的粉丝结为“梅社”,尚小云的叫“尚党”、“醉云社”、“听云集”;热爱荀慧生的票友们,干脆取荀老板早年的成名戏——《白牡丹》中一个字,叫“白社”;最逗的应算是捧筱翠花的“翠花党”……这些俱乐部性质的“票友会”必有几位摇笔杆子的剧评家。

  1943年,童芷苓与言慧珠打对台,军阀范绍增不厌其烦地购买整排整排的票捧场。二人结束了台上的对垒,台下各自的支持者仍在较劲,童芷苓的戏迷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言慧珠的戏迷不甘示弱,马上也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

  不过,捧角儿除了这种捧场以外,还有一种经济捧,后人很少言及。啥叫经济捧呢?就是直接给钱呗。

  黄金荣对十全大净金少山又爱又恨,爱他的唱腔,恨他对自己的爱答不理。当时黄金荣以月包银2000大洋邀请金少山赴沪演出,没想到金少山来了之后三天两头地迟到、拒演,完全不给黑社会大佬面子。

  后人有说金少山旗人出身,看不起黑帮头子,也有说金爷就是大烟瘾太重,上不了台。不管如何,黄金荣一怒之下,把金少山轰走了。

  但没过多长时间,机缘巧合,黄金荣听到了金少山的一出《锁五龙》,那黄钟大吕、龙吟虎啸一下又把大佬的魂儿勾走了。据说当时黄金荣一拍大腿喊道:还tm得是他!

  于是,金少山返京后,黄金荣每月奉赠600大洋,直言无论演不演戏,这600块都一分不少。

  更夸张的例子还有的是。

  比如,天津盐业银行巨头王绍斋喜欢听戏捧角。1931年,出身八大胡同的美女陆素娟唱梅派走红,一时之间与雪艳琴齐名,人称“谈艺首推雪艳琴,论色唯有陆素娟。”王绍斋对陆极为欣赏,不惜花费重金,每月供给陆银元一万元,作为日常开支之用,另特拨专款8万银元,作为陆的演艺基金。

  在民国时代,戏曲演员的收入虽然杂乱,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保障将演员与市场风险完全隔离开,不管最后演出挣没挣钱,不耽误演员正常挣钱。

  到了新中国,更是如此,政府通过各剧团统一了各项收入,演员们则纷纷定级拿工资,虽然没有之前纷繁复杂时多,但是更为稳定了。

  像人人熟知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他的月工资达到2100元,“四大须生”之首著名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月工资是1700元,“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每月1600元,铜锤花脸大师裘盛戎的工资是1500元,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著名武生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

  当时著名武旦关肃霜因为担任领导职务,不愿意拿太高的工资,频繁向上级要求降薪,七降八降之下,终于降到了文艺定级的最低水平——280元。

  要知道,在50年代,这可都是高薪了,因为教员的工资也才几百块而已。

  不消说,新中国演员的收入更是与票房、上座率毫无关系的。国家需要的是让艺术家无后顾之忧,专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这样才能出好作品。

  可见,在民国和新中国,戏曲艺术大发展的年代,演员都不需要考虑戏要怎么卖钱。

  回到文章开头所说,文艺工业或者说文化产业,到底应该怎么市场化?

  韩国著名编剧金银姬的一句话这几年被国内影视类自媒体广为传颂,她说为网飞创作剧目就是好,因为“网飞从来不会给意见,他们只给钱”。

  许多人解读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网飞不会干预创作,但这句话也隐含了一层意思,就是网飞不会因为剧作的收视率影响创作者的收入,因为让剧目挣钱是网飞的任务,不是创作者的任务。

  发展文化工业要尊重创作者的价值,要让创作者有条件不被市场所影响,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搞创作,这才能真正搞好市场化。网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网飞成功了,许多搞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所谓高科技工业起家的老板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把文化工业搞砸了。

  戏曲市场化无可厚非,但是得先整明白啥样才是市场化。戏曲市场化的方式不该是让演员自负盈亏,让剧种自生自灭,真正的戏曲市场化方式应该是让演员不需要为收入和票房担心,可以潜心艺术创作,这样才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

  想搞明白文艺工业,路还很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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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3-05-28 关键字:文化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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