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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陶:“人民的文艺”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

“人民的文艺”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学习

穆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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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快要八周年了。八年来,全国文艺界遵循讲话精神,紧跟中央部署,在文艺批评、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这是令人鼓舞的。

再次学习《讲话》,关于“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依然令人受益,也令人产生深深地思考。《讲话》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前后期间,有一个“人民的文艺”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文艺界风清气正,朝气蓬勃,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创作出了大量的具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的优秀文艺作品,如剧作《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这些文艺作品,真正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朝气蓬勃的社会景象,也体现了作家鲜明的阶级感情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这些作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几乎家喻户晓,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华大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景观。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便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民需要文艺”,“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谆谆告诫我们:“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这让我们想到,尚美尚善,是人类的共性。“用美善战胜丑恶”,理当是包括文学在内的美学的本质追求。但有的作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唯有“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才是文学的宗旨,如果是“赞美”,那就是“值得怀疑的”。在他们看来,“对光明的歌颂”,“对道德的引导”,自然也就统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文学观念,社会民众早已訾议纷纷,争议频频,争议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至今,仍然争议不息。这究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呢?还是文艺思想领域正确与错误的是非之争?这是不可不辨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对待党中央文艺方针的态度问题,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如何领会、如何贯彻的问题。对此,必须加以澄清,而不能模棱,含糊。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这段话,掷地有音,声如金石,令人倍感亲切,也倍感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回顾中外文艺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是坚持“文化自信”还是“以洋为尊”,这是文化思想战线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重要标志。审视文艺领域,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前进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人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不仅抛弃了“文化自信”,还将“去思想化”、“去主流化”行诸笔端,使其作品成为诋诬新中国、否定党的革命历史的“样板”。这样的文艺作品,始终受到广大人民的抵制,但却得到“以洋为尊”的“洋人”的青睐与褒奖。这样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

文化界曾经出现过一件涉嫌改变苏联历史的事件,那就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事件。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作家,他在二战中曾经是部队的一名炮兵连长,后进入作协,又被开除作协,不久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史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为“苏联解体”做出了“贡献”。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同伙与支持者,却将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这样的“良心”,但愿不会在中国文艺界出现。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作家之于爱国主义,应是起码的思想修养。人有“人格”,国有“国格”,爱国主义就是“人格”与“国格”在作家思想与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一个作家如果名利熏心,置国家观念、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样的作家,作品的“艺术性”再高明,也不能成为“人民的文艺家”,因为这涉及到“立场”与“德行”。这这样的作家,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相比,,犹如“萤光”与“明月”,“萤光”只能照亮自己,而“明月”则能照亮天下,是不可同语的。

无论“人格”还是“国格”,都与“阶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民主、自由”相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格”的性质绝不相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家,如果迷恋于“普世价值”的虚妄,热衷于“外国月亮”的明光,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如果再陶醉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以颓靡晦暗的笔墨,来抹黑、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这样的文化人,“爱国主义”是无从谈起的。倘若以“言论自由”的合法性为借口,在文化思想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成就,进而否定自己的祖国,这就有了“出卖”的嫌疑。祖国者,祖宗之国也。连祖宗都可以忍心岀卖,那还有什么不能出卖呢?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如何做到使文艺作品如“阳光”、如“春风呢?”人们可能会立即想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在“百花”之中,应当是有所选择的。是将美丽而又养心培性的香花奉献给社会呢?还是把形似妖娆(所谓“艺术创新”)而暗藏恶臭的毒花送给读者呢?新时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但也有的作家作品,尤其是令人关注的某些有影响的“名家”“名著”,却背道而驰,偏偏不写“阳光”,就写“黑暗”;不写“清风”,就写“臭气”;不写“陶冶人生”的故事,就写“颓废萎靡”的灵魂……若问为什么要这样?往往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文学要写“人性”呀,不写“人性”,那算什么“深刻”?算什么“伟大”!乍一听,似乎不错,细一想,原来是举着旗杆做忽悠!“人性”是什么?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因而“人性”是与“社会性”紧密关联的,如果把“人性”中的“社会性”涤除,那就只有“兽性”了。君不见,有的作品,以写男女交媾为艺术专长;写屎尿遍地,也有人吹捧,这样的“人性”,能“陶冶人生”吗?怪异的是,这样的颓废之作,却长期占据文坛,盛誉不衰,这是极不正常的!或曰此与文坛“造神”有关。“造神”之事古今皆有,同一个人,有人说是“英雄”,有人说是“败类”,比如秦桧,当今就有人把他“制造”成“英雄”,并且还是“思想家”。(《秦桧大传》作者)。这虽然是徒劳的,但也能混淆是非于一时。这种情况,古今皆有,不过秦桧跪在地上向历史认罪的那铁铸的形象永远见证着历史,是改变不了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如此看来,无论古今,人为地凭借话语权“造神”是靠不住的,唯有人民与历史,才是真正的是“神”是“妖”的裁判者。

“人性”的区分,无非“善恶”二字。倘若善恶颠倒,禽兽人伦,让中国的“大地母亲”藩息后代,全是私生子,且皆与坏蛋、异类交配而生。这样的“思想魔幻”,这样的“艺术用心”,是文学“人性”的正常体现吗?这与“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加以观照,岂不是背道而驰?

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人民文艺”的正确方向,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应当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有种种,其中丑化英雄,否定革命,美化反面人物,否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危害最大的精神毒饵。文学界的争议,并非朝夕偶然事件,而是长期以来两种不同文艺思想分歧的公开化。这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之争,政治意识之争。凡为“天下之忧而忧”者,皆当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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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东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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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2-07-29 关键字:文化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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