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今属重庆市）人。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从苏联学习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31年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我常常想起父亲，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

在女儿聂力的回忆里，父亲聂荣臻在晚年常常是这样的姿势——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

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聂荣臻，半生戎马，半生钻研。为新中国的创建英勇奋战，淡泊生死；新中国成立后又排除万难，组织和领导了“两弹一星”事业。他是毛泽东口中的“厚道人”，是全国百姓爱戴敬仰的“福帅”……

而在聂力心中，父亲的荣光都始于那个壮志满腔、远渡重洋找寻理想使命的风华青年。

1919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上午，20岁的青年从老家登船启程。小火轮开足马力，迎着初升的朝阳向东驶去。

青年志在远方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这句座右铭，被十几岁的聂荣臻刻在了课桌上。

聂荣臻的故乡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原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如今，走进故居所在的吴滩镇郎家村，林木葱郁、流水潺潺、风光秀丽，小村正在推动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但在聂荣臻心里打下深深烙印的，并非家乡美丽的山水风光，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私塾启蒙时读过的书籍

出生于1899年12月29日的聂荣臻，童年便经历了国家政治的激烈动荡。《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主义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

进入新式学校读书后，聂荣臻接触到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国家的出路何在？

1918年端午节，聂荣臻与七八个同学一起租了只小船，畅游长江。面对滔滔江水，同学们纷纷感慨万千。聂荣臻吟诵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在剧烈摇摆的小舟中，聂荣臻对同学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当地学生游行示威运动的聂荣臻上了当地军警的“黑名单”。以“在家有被捕的风险”为理由，他终于说服了父母，同意他去法国勤工俭学。

聂荣臻在江津中学读书时期的操行评语表

年轻的聂荣臻想，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好办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社会的局面。

离家的那一天，母亲将一坛醇酒埋在院子地下，说好等他回来时挖出来，摆酒接风。

“荣臻，啥子时候能回来？”母亲问。

“多则5年，少则3年，我就会回来的。”

离开家的青年没有想到，此一去，他再也没能踏进这道翠竹掩映的院门，父母也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唯一的儿子。

聂荣臻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图书馆

探索实业救国

“要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奔跑”

船到汉口，聂荣臻约上几个同学去看火车。他们兴奋地赶到车站，很不凑巧，站上没有火车。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他们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轨上。

隐隐听到一阵又一阵“嗡嗡”声，聂荣臻想，那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音吧。

他们说，从法国回来，也要在四川修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奔跑。

在法国，聂荣臻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学习数理化等课程。积蓄将用完的时候，就赶快找工厂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但1921年之前，“实业救国”的想法仍在聂荣臻的脑海里深深扎根。

多年后，指挥“两弹一星”事业的聂荣臻回忆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留影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包括“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眼看着蔡和森、陈毅等同志被遣送回国，幸运躲过的聂荣臻仍有想进学校继续读书的想法，恰巧听说比利时的沙洛瓦有一所劳动大学，专教机械、化工这些课程。第二年暑期，他便参加了劳动大学的入学考试，进入化学工程系学习。

学校设备齐全，实验室很大，师资力量雄厚。在这里，聂荣臻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

本该感觉“如愿以偿”，但聂荣臻却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了。

“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聂荣臻后来回忆。

勤工俭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1921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不断浮现在聂荣臻的面前。他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寻得终生信仰

“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1922年6月，聂荣臻在比利时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

1922年6月3日，聂荣臻写给父母亲的信

聂荣臻逐渐感到，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

“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在比利时，聂荣臻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社会革命，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知识分子才能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国家才能富强。

“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是聂荣臻的宣言书，也是他早期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

以下为聂荣臻入党前后的心路历程：

我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也就是说，我的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是1921年10月到比利时以后发生的。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以后，我仍有想进学校读书的想法，手头上还有做工的一些积蓄，盘算着足够进一段学校的费用。这时候，恰巧听说比利时的沙洛瓦有一所劳动大学，费用比较低廉，而且是一所工科大学，专学机械、化工这些课程，还设有专门的寄宿宿舍。这些条件，在法国是很难争取到的。我就去了比利时。

沙洛瓦劳动大学是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办起来的，我到比利时，是勤工俭学学生中比较早的一个，后来来的人就比较多了，特别是四川、广东两省的勤工俭学学生，不少人从法国转到比利时来。

刚到比利时，不能直接进劳动大学学习，得先经过这所大学附设的补习班补习，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入学。从1921年10月到 1922年6月这一段，我上的是补习班。1922年暑期，我参加了劳动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进了化学工程系。

在沙洛瓦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学生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在法国时要好，还能经常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我的体质增强了。在这里，也不用一边勤工，一边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

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按说可算是“如愿以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使我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首先，我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我们1921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总之，我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

法国也好，比利时也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很多，《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这些著作很容易见到。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

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补习时，我同刘伯坚等同志接触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这时的《向导》与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剖析。我们虽在异国，但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前，我的思想已经起了比较大的变化。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坚同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回来同我谈了会议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对我的思想发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少共”成立不久，我就向刘伯坚同志表明了希望加入“少共”的愿望。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当时“少共”有个规定，为了保密，每个人都要有化名，互相通信或发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化名叫“向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1922年冬天，我们派李维汉同志回国出席国内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与国内取得联系。那次会议是在南京开的。

不久，就转来了陈独秀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们不要叫“少年共产党”。团中央也由国内来信，表示希望与国内统一起来。于是，1923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我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巴黎租借的一个礼堂开的，共开了三四天。

当时在欧洲共有团员七十多人，主要在法国，其次是德国和比利时，英国也有少量的团员。出席这次临时代表大会的共四十多人。按比例，法国的团员代表最多，比利时的代表是由刘伯坚、熊味耕和我等五六个人参加的。在这次会议上，主要研究的是与国内团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其领导的问题，加强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团员的问题，出版刊物与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思想影响作斗争的问题，等等。

会议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议。原任书记赵世炎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但因为已经决定会后他就去苏联学习，所以会议最后选举周恩来同志为新的执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在巴黎设立总支部，在德国、比利时设立分支部。

入团以后，我还同刘伯坚同志一起负责过团的旅欧支部的工作。旅欧支部就设在沙洛瓦劳动大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抓得比较紧，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武装团员的思想。

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团员的工作。随着团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碰到了学习专业知识和进行革命工作的矛盾。要自己学习、组织同学们学习，要参加各种会议，那是相当忙碌的。我们酝酿着，干脆放弃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

1923年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旅欧学生中的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就只有刘伯坚、熊味耕和我3个人。

1919 年 12 月，黔籍学生熊天牧自上海乘轮船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转赴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电机系学习，改名为熊渭耕（味耕、味根）。经王若飞、刘伯坚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旋即转为中共党员。

1924 年 12 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州通讯社编辑、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绥远地委书记、北京南区区委委员等职务。

1927 年冬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因未暴露身份而获释。后在陕北绥德师范、北京大中公学、热河赤峰中学、山东衮州师范等校任教。1937 年 7 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踏上风雨跌宕的人生之路……

1921年，贵州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合影第一排左起：熊味根、熊自难；第二排左起：梅梅生、王若飞、汪颂鲁、熊雄（江西）

熊味根原名熊天牧，号渭耕，清光绪己亥年正月初一（1899 年 2 月 10 日）生于贵州省台拱厅（1913 年改为台拱县，1941 年设台江县）城内。

熊氏祖籍江西吉安（一说为南昌），其祖父率三子入黔，居住于镇远府城。其父熊文光（梅初）早年入营为勇，后升任绿营外委把总，驻守台拱厅城，遂安家于此。辛亥革命后，熊文光退出行武改做杂货小生意，育有四子，天牧居三。

熊文光由小吏变为小商贩，“感受过不识字的困难”，悟出“振家声还是读书”之理，哪怕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都得想方设法送儿子进学堂读书，以改换门庭。

熊味根在县立高等小学堂第二期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只得报考为地方培养师资的贵阳优级师范学校免费生。辛亥革命后，贵阳优级师范学校校长张彭年及部分教师都有留学日本经历，接受过东西方民主思想教育，并秉承“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办学宗旨，学校的爱国思想和学习氛围较为浓厚。

1918 年 9 月，熊味根被公费选派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熊味根在武昌闻知贵州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在上海招送在省外或国外（日本）读书的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信息，旋赴上海报名，补习三个月法文后赴法留学。

熊味根《自传》云：“学习三个月的法文后，即于 1920 年 1 月搭轮去法，同船去的李富春、蔡和森、蔡畅、徐特立等同志二百余人。”（按：熊味根的赴法时间，两份《自传》说法不一，另一说为：“1919年冬由黄齐生率领贵州学生王若飞及我等十余人由沪搭船赴法，1920年1月到法。”又根据其《中等学校教职员登记表》所填赴法时间，认定其赴法时间为1919年12月）。

他是在巴黎附近的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文，遂由法华教育会介绍到里昂附近一人造丝工厂半工半读。

在法国巴黎，熊天牧遂以字行，改名熊渭耕，又名味耕、味根。法华教育会《贵州学生名册表》载为：“姓名：熊天牧。年岁：廿一。籍贯：台拱。法文姓名：HiongTienmou。”之后的《沙洛瓦工业专修馆中国同学录》登记名为“熊渭耕”。

1921 年 2 月，熊味根经黄齐生先生函劝，报考学费尚廉的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他说：“1921 年春，因本县（台拱县）汇款二百元，我便赴比国沙尔瓦劳动大学预科，1923 年春入该校电机系。”

“此时，无一中国学生，此后陆续去，一二年后便发展到 200 余人。聂荣臻同志他们经王若飞、赵世炎等同志的介绍，1922 年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组织留比学生会，我们都被推为负责人。1924年秋，由王若飞、刘伯坚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共旅法支部，冬由法经柏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 年秋由莫斯科回国。”

1920年春，在法国圣日尔曼公学勤工俭学生分赴工厂前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人为熊雄，第五人为熊味根）

熊味根在沙洛瓦劳动大学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而崇信马克思主义，进而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组织。

1924 年 4 至 9 月，熊味根到法国雷诺汽车工厂做工。熊味根赴苏联学习前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行委员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告》（9 月 20 日）对熊味根有“喜研究，读书多而不能溶化，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对团体忠实热心。个性极坏，暴躁至极，行动矛盾，渺视团体纪律，说话亦不清楚，不留意常常有头无尾，做事无条理，宜戒烟酒。但知过能改是其好处，与工人亦接近，有服务工人运动的成绩”等优劣之评语。

9 月 22 日，熊味根与聂荣臻、傅烈、穆青等 27 人一道由法启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于 12 月底抵达。在东大学习六个月后，于 1925 年 7 月回国参加北方区党的工作。1926年2月，他与党在郑州一带工作的数十名同志，奉命去北京。到北京的次日，即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他在苏联大使馆见到李大钊、陈乔年等，被李大钊派到张家口中共察哈尔特区工委，做张家口至南口一带铁路工运工作。

1926年秋，熊味根到绥远，担任绥远党团地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呼和浩特地区的早期负责人之一。

熊味根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熊味根和妻子贾玉琴(绥远党团地委负责妇女工作)都在被通缉之列。1927年6月初，熊味根被组织上调到北京南区区委做宣传工作。

同年冬，在去西城太仆寺街民治中学开会时被捕，押在侦缉队数日，因无证据被保释。1928年2月，用“邹意诚”假名到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当苦力。1929年3月恢复组织关系后，党派他到陕北绥德师范学校教书并做地下工作，从此改名为熊渭滨。在“七七”事变中，由于局势动乱，他与组织失去联系… 直到去世后才得以平反“叛徒”的误判。

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

邓小平、聂荣臻等法勤工俭学同学合影

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后来我们到莫斯科，国内去的同志听说我们旅欧学生中党员很少，就说，你们入党的条件掌握得也太严了，其实你们的团员，大多数都够成为党员的条件。因此，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党组织经过酝酿，确定把旅欧的团员全部转为党员。

我入党以后，决心放弃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期回到了巴黎。在回巴黎以前，我还趁这个机会去了一趟德国。到德国，一方面是旅行，另一方面是考察那里的情况，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

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国内经济萧条，政局动荡，工人大批失业，工人运动高涨。马克币值跌得很厉害，特别不值钱，今天一个价，明天又贬值了，使得我们不敢多兑换马克，每天换一点儿，够一天花的就行了。

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正在柏林，他是1922年3月从法国移居柏林的，朱德同志也在那里。我同他们见过面。我在德国的时间不长，就回到了巴黎。回到巴黎以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团的工作中。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我回巴黎以后，周恩来同志不久也转到了巴黎，他是脱产专门从事党团工作的。

我们与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潮作斗争的主要武器是出版刊物。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是《赤光》，开始叫《少年》月刊，是一个理论性和战斗性很强的刊物。它最鲜明的特点是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

周恩来同志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在国内正式合作，为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进行有效的宣传，旅欧党团组织决定改《少年》为《赤光》。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周恩来同志在归国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为《赤光》撰写的文章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选自《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经历》

他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聂荣臻元帅故居

“至此，我的父亲才算是真正地启航了。”聂力写道。

1924年2月5日，甲子年正月初一。25岁的聂荣臻同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四人相约，坐上通往贝尔-拉雪兹公墓的专程车，去瞻仰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

神情肃穆地站在“社员墙”前，聂荣臻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由衷高兴。我要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里，聂力这样描绘当时的景象：

“他们宣誓的那一刻，不远处的树丛中，‘扑棱棱’飞起一群鸟儿，也不知是什么鸟儿，它们舒展着翅膀在纪念墙上空盘旋几圈，然后直插蓝天。”

“许多年之后，父亲仍然忘不掉那群鸟儿盘旋飞升的影子，它们开始是舒缓的，后来快如闪电，宛若人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