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原理内部有“生态层次”

翟冬青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需要建立“科学学”体系呢？

在国内建立、推广“科学学”的价值，是为了广泛向学者、公众清楚地说明关键的几大科学问题：一是阐述科学的定义是什么；二是说明科学的构成是什么；三是说明科学进化中的过程层次是什么。通过对这几个问题内容的宣讲，来引导学者、公众理解“科学学”的思想体系，启发民智的科学思潮。

欧洲从18世纪前后创立的“科学”，表面上看是对世界万物及规律进行“学科的分类”解释，而在其内部却是有层次的理论差别。“科学的构成层次”的划分，我从科学史的历程来分析其内容，各种“科学”的学说现象大体可以分为：

（一）假说层次的科学

比较代表性的有“大卫·希尔伯特的二十三个数学问题”、“黎曼猜想”、“庞加莱猜想”、“反物质”、“暗物质”等等，很多猜想至今无有解答，处于未知状态，但是这些也可以是“科学”的部分内容。“假说层次的科学”是未来科学进步的萌芽，往往预⽰着未来的科学。今天中国有部分“成熟的民科”，或许可以经过严谨的验证之后出现未来的科学进步。

（二）论证层次的科学

代表性的有“进化论”、“相对论”、“虫洞”、黑洞理论等等，这类理论当中往往包含着学者之间的学术分歧，难以达成统一的共识，一直处于持续的观测、验证和探索之中。有些学说已经诞生有百年之久，至今这类科学在欧美并没有以“定理”相称。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和“虫洞理论”等等，是不被认为是“定理、定律”的。“论证层次的科学”尚处于一种“拿不准”的认知状态，还不能做为形式逻辑的推导依据，如果做为形式逻辑的依据容易出现“想入非非的过度结论”，比如根据“虫洞理论”推导的宇宙现象等。

（三）定理层次的科学

代表性的有“勾股定理”、“牛顿三定律”、“帕斯卡定理”等等，这类科学原理已经在历史上经过了大量重复试验和工程应⽤的广泛验证，已经取得了广泛认知的社会共识和学术共识，在学术界内也很少有分歧。这种“定理层次的科学”可以成为“形式逻辑的组成部分”，基于“此类科学定理”推演出来的未知事物，其工程设计、技术流程、工业过程等都有很强的可行性，能够指导人类造就繁荣的社会成果。

从以上来看，“科学”的诞生也是一个进化过程，首先是有“假说层次的科学”，这是一个未知时期；其次是“论述层次的科学”，往往是在分歧中逐步互相启发，得到严谨的可靠认知；其后是发展成为明确的定理层次，此时的认知分歧状态已经较小，趋于取得大范围的学术共识。这个过程是一个“科学原理”逐步进化中的通行过程层次，而我国在晚清民国引入欧美科学时期忽略了科学内容的逐步进化，中国学者群体对欧美科学内容产生了一批僵化的认知——来自欧美的“科学”内容都是定论！

对比欧洲的科学进化的层次过程，我国至今对“科学”的认知还十分僵化，常常处于武断的“二元论”状态——“科学的和不科学的”。国内“二元论”的“科学”认知，容易导致对不成熟的科学创新（如水变油）采取盲信，或者对奇思妙想“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缺乏一个审慎的长期观察阶段。所以，我国特别有一种不成熟的学术现象词汇——“官科和民科”，以“官科”自居和对“民科”嘲讽是国内学术界自毁进步萌芽之举，造成“陆家羲的悲剧”就在于此。中国某些“官科”人在媒体上可以肆意公然鄙夷“民科”，如果在欧美社会这是要吃官司的。我国的“科学”认知体系需要从不成熟的“二元论”状态——“科学和不科学”，过度到“假说猜想—论述分歧—定理确认”的多层次并存状态，这是中国当前非常有必要树立的科学进步模式。

比如“量子计算机”，对其定位为一种“科学假说”阶段的新科技，是更为恰当的，其计算技术还达不到“定理层次的科学”水平。在我国学术界里，极少看到有学者发表的论文，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定位于假说、猜想层次，国内科研风气尚缺乏一种支持“探索性科研”的成熟文化，允许学者可以有“探索中的失败”研究。我国科研经费体制也不许可这种“不能结题的科研”出现，导致最后出现的成果都是“结题的科研”任务，这本身也是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历史规律。

对不同的“科学原理的生态层次”进行理性认知后，就可以对“科技创新事物”建立起逐步、渐进、更可信的确认过程，“科学的定义”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一个逐步验证的、可证伪的持续过程。通过以试验为主的大量、多种、异构验证过程，才能逐步确定科学原理的规律和概念。“科学”的认知是在持续验证的推进中，恪守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的”宗旨，从而与宗教观察世界的信仰认知进行明确区分。

2021年7月27日撰写于京西定慧

（作者是国家工信部入库评委，民航局无人机工作组专家，中科院高工。）

“民科”扎堆？是有组织的反科学！

余鹏鲲

今年四月，《写真地理》上一篇《“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试验报告》的论文，让人惊呼“民科”已经攻入学术阵地。不过舆论的热潮很快就散去了，因为民科年年都有，这次无非是登载在学术杂志上而已，且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学术杂志，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喧闹一时的伪科学论文

幸运的是，相关部门并没有只看表面，而是继续深挖背后的根源。经调查，发现该论文的其中两位作者，都是所谓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会员。该“联谊会”竟然在全国有38个分支机构，涵盖半数以上的省份，会员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人，其中30多人来自于境外。

北京市民政局经过调查和摸排，于近日将这一组织取缔。该组织在被取缔前出版过伪学术杂志（英文），多次举办未经批准的所谓学术会议，还批准制造过伪科学仪器，可谓是劣迹斑斑。

至此，该事件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该如何评价“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这样的团体，如何评价这样一种行为，目前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这说明“民科”们抱团取暖，开始扎堆发展以求扩大影响力。还有的人认为这说明了“民科”们掌握如果权力，将有多危险。

笔者则认为，自从成立非法组织起，过去大众印象中的“民科”就不足以再概括此类团体和行为，必须引入反科学共同体或者反科学组织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了。

“民科”与反科学组织

在“熟鸡蛋返生”这一事件初期，参与者看起来非常像“民科”。因为民科总是自创一套游离于主流科学之外的证明体系，从而能够使得一些现象，看起来好像突破了为人熟知的科学规律。该事件中，“熟鸡蛋返生”论文的作者就使用了试验旁观者人证的方法作为证明手段。

“民科”意味着伪科学，但是伪科学并不一定是“民科”。“熟鸡蛋返生”事件的整个过程与“民科”们的研究有很多不同。

回忆以往的“民科”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科”最喜欢媒体，在媒体不报道的情况下，则最乐于去管理部门。如果不被接受，“民科”们就会干扰学术科研机构的正常活动，要求辩论。求知名度而非求利，是过去“民科”们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2011年，“民科”郭英森在北大清华打横幅，要求学者们和他辩论

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并不求太高的知名度，他们只要自己的“商业客户”相信这一套就行了。不仅不像民科那样，主动去最高学府“打擂台”，反而避免过度曝光。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媒体报道之后，“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的“事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典型的“民科”，哪怕被拆穿，也会坚持已见，觉得是自己被迫害了。

正是由于“民科”们真的相信自己在搞科学，是纯洁地进行科学研究。对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为了所谓的研究，家庭、事业、青春甚至健康都不要了。因此“民科”们往往行事比较极端，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

例如“民科”李三清长期研究“大一统理论”以致于倾家荡产，为了表达对该理论不被科学届普遍认可的愤怒，他做了两件出格的事。一是砸中科院大门，导致被行政拘留，二是在一次直播中切掉了一根手指。

“民科”们的这些举动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这也说明了“民科”们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就潇洒多了，他们搞这些伪科学，只是事业已有大成之后的消遣罢了。

除了目的和心态之外，反科学组织和“民科”之间还存在手段的区别。典型的“民科”，喜欢以极其简陋的科学工具去完成重大的科学目标，因而更加显得知识浅薄。

“熟鸡蛋返生”等文，通常行文比较严谨，论证粗看自洽，格式更是与典型“民科”的文章有霄壤之别，因而伪装性要强得多。这样“熟鸡蛋返生”就很有可能骗过国内外的中低端学术刊物，将自己伪装成学术论文。

“民科”们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单薄论证过程与反科学者区别极大

反科学组织与“民科”存在这些区别的根源在于：“民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而反科学者是有组织的，而且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反科学共同体伪装成正统的科学共同体。

同样是伪科学，每个人的作伪方法是不同的，为什么反科学者能互相认可并抱团呢？我们大概能推测到是权和财起了作用，这些反科学者依靠伪科学共同体，更有可能把自己的伪科学作品包装成科学，从而转变为更多的权和钱。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民科”掌握权力不得了。但明白了“民科”与反科学者的不同就会发现，真正可能掌握权力并用以为害的，其实是反科学者。

传统“民科”已然势微

2012年以后，传统的“民科”影响力逐渐变小，近年来的伪科学事件其实多是反科学者所为。为什么“民科”会势微了呢？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谈谈“民科”的兴起。民科本人的实现欲过于强烈、崇尚科学的基础教育、尚不健全的科普文化以及宣传机关普遍不高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关怀共同造成了这一现象。我国的义务教育至今仍极其崇尚科学，当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因素影响较少时，中国的小孩子普遍想当科学家，这就为“民科”的出现预备了雄厚的民众基础。过去相当长时期的科普文章，只强调科学家们的努力钻研、不问世事、灵机一现和对国家的贡献，却忽略了他们在学术上的积累、交流、天分以及对科学的贡献。这些在报道大数学家陈景润时体现的最明显，至今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位顶级的数学家还是那个灯下奋笔验算、离群索居、四十岁还不想组建家庭，但又给中国争了光的形象。

陈景润被过去的宣传抽象为灯下默默奋笔攀登数学界珠穆朗玛峰的形象

一些受教育程度不深的人盲目简单看待这些宣传，甚至只看到这些宣传中科学家性格怪、孜孜不倦和为国争光的内容，认为自己也性格不好、能忘我投入，因而也能为国争光。

而部分媒体呢？一方面确实有少数是同情“民科”们倾家荡产搞“科研”的精神，但更多的主要是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撺掇甚至组织“民科”去找科学工作者，甚至是著名科学家打擂台，至少能做几期的新闻，显著拉动2-3天内的收视率或者报纸销量。

2012年以后，典型“民科”的声量越来越小，近几年几乎听不到了，原因在于大环境发生了改变。现在的科学家早已不是中学生最理想的职业了，义务教育阶段尽管依旧推崇科学家，但不再盲目强调为国争光和科学家的怪脾气了。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即使是普通人也能识别常见的“民科”了，这就导致“民科”们的行为褪去了民间反对权威的光环。因而笔者认为，继续将“民科”称之为民间科学家或者民间科学爱好者，是对这两个群体真正的不尊重，今后可以用虚妄科学爱好者代替，简称妄科。

出生人口高等教育占比一路走高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也改造了媒体生态，只要趣味够低，在每个平台上都能找到比“民科”更加具备审丑特点的素材。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自媒体都没有兴趣认真报道“民科”了。

反科学组织已经是且将长期是中国科学的威胁

反科学组织就是以权力或者财富为基础，试图伪装或者窃取科学共同体地位的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科”已然过气，但反科学组织正逐步壮大，可能给科学发展带来更大的损失。

“熟鸡蛋返生”以及2019年的“水变油”汽车既是典型的伪科学，又是反科学行为。但反科学组织不一定是伪科学，例如在《冰川冻土》上赞美师娘，又或者是让就读于小学的女儿研究癌症都是典型的反科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掺沙子、挖墙脚的作用。

水变油汽车的闹剧说明伪科学仍有很大的市场

反科学组织的危害远胜于“民科”，这主要是因为科研至今还是非常依赖于师徒传授以及天分的一项活动。因此反科学者混进了科学共同体不仅会带偏一个群体甚至一国的学科发展方向，而且极难清除。

袁隆平院士刚开始进行搞杂交水稻时的曲折经历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受到苏联的首席科学家李森科错误学术观点影响，袁隆平前三年的杂交工作没有什么价值。要不是袁隆平及时意识到李森科的错误，那么无论如何继续试验，都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著名反科学家李森科

李森科的发迹，离不开苏联前后两任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和政治干预。由于他们的反科学共同体，几乎耽误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农学方面近三十年的发展。要不是袁隆平敢于否定权威，偷偷地研究相反的生物大师孟德尔的观点，杂交水稻根本不可能问世。

由于反科学组织的伪装性强，因此要识别出来加以打击并不容易。“小学生研究癌症”这一事件中的主角父亲，本身是科学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做出了贡献。但其本身又积极将女儿伪装成科学家的“苗子”，如果最后她的女儿凭借着伪造的成果，取得了学业上的优势，并从事科学事业，则其父亲和她本人都将是反科学组织的一员。

此外，由于反科学的成员具备权力和地位上的优势，科学共同体抵抗渗透并不容易。例如6月发生了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为争取推荐参评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不成，殴打该科研研究机构的两名中老年院士的恶性犯罪事件。最终张陶被“双开”，接着被刑事拘留。

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暴打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张陶都不是“民科”，但他绝对是反科学者，试图通过人身威胁和金钱诱惑，将自己伪装成学者。笔者相信这样的人评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之后，绝对会带偏该机构学科发展方向，而且继续向里面掺沙子。

虽然识别反科学共同体很难，像健康、科学减肥、护肤等研究领域，反科学共同体比科学共同体更庞大是很有可能的。但反过来说，哪怕只是减少反科学的干扰，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就像人类从来不放弃消灭传染病一样，我们也不能放弃消灭已经对中国科学产生了巨大损害，且有继续扩大趋势的反科学组织和个人。

来源|科工力量专栏作者余鹏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