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在积极有效地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

生源

2019年9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主持一年一度的外交使节会议上表示：“国际秩序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方式给颠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说，这是我们历史上经历的一次重大颠覆，它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具有深远影响”。“光是他们（东方人）的政治想象力，都要远比今天的西方人强，他们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开始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哲学文化’”。“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看到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哀叹之余，我们怎能不能奋起反思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文化入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到处打劫掠夺的西方列强为什么能打着“科学”的幌子而以先进文明自居？而被烧杀抢掠的中华民族，却背上“中医不科学”“没有科学、没有逻辑学”等等落后文明的沉重包袱呢？尤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至今我们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的被动局面，这个被近代西方强权霸占的话语权问题确实到非解决不可的关键历史时期！

十八大以来，中央十分重视话语体系建设，这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内在必然要求。那么如何贯彻和落实好这项工作呢？它需要我们借鉴中外历史的经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规律”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重要论断来探讨；需要把握东西方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律来诠释和解决。下面就此谈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中国历史的启示：

任何一个国家在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建设都是其内在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有力保证。意识形态受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人文历史、人的价值观念、信息传播方式等密切相关。从中国的历史看，远有秦始皇选择法家治国，试图继续以“马上治天下”，结果因为法家“刻薄寡恩”而导致帝国的迅速崩溃；汉初还有以道或以儒来治国的意识形态之争，直至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选择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既不出自董仲舒，也不出自汉武帝，且与事实不符，应予摒弃而采用班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说，实际上“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我们从六经的内容“《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或者设五经博士的教育内容（《诗》、《书》、《易》、《礼》、《春秋》）来看，都有完整的关于中华文明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等理论的阐述，故而能为两千多年中国的历代王朝所遵循。清朝末年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变局”（李鸿章），受尽列强欺辱，中华民族在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对意识形态的选择也非一帆风顺，从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最终马克思主义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思想理论的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中以《矛盾论》和《实践论》等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认识论精髓相结合，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正确选择及其话语体系建设对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经济富强的重要意义。

二、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启示：

文明复兴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客观现象是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西方社会走过黑暗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文化、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可谓群星灿烂，那么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讲除了在宗教领域的人神关系调整、吸收东方文明的自然神论外，还有具体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笛卡尔的《方法论》和培根的《新工具论》发展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的认识论武器！它武装了最广大的社会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他们应用归纳法通过科学实验发现了物理、化学、天文等各领域的客观规律，使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而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建立以来，成为最广大劳动人民改造客观社会和自然界的强大武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辩证逻辑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应用如何呢？正如钱学森同志晚年反思的那样：“‘辩证逻辑’是什么？讲讲道理比较容易，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会犯错误，原因是没有形成规律。作为思维科学基础的辩证思维理论如何进一步规律化也是抽象思维学的一项艰巨研究任务”。这一点无疑现在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它将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最强大、最根本的思想武器，也是我们开展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逻辑基础。

三、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自从东汉明帝（公元67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反复的消化吸收，从时间维度看至天台宗的创立（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文大师，从事佛教活动大约在东魏和北齐之间(534年—577年)，在当时国家未得统一和交通资讯落后的背景下，花了近500年的时间。唐朝国家统一后，再通过70年左右酝酿，至禅宗六祖惠能彻底消化外来的佛教文化。具体从文化消化的内涵来看，实际上是对天台宗初祖龙树菩萨《中论》开篇“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之”的“八不”偈颂的中道义，也即从认识论和逻辑学层面的充分消化和积极发挥。具体讲就是“八不”“中道义”与中国文化精髓中的“中观、中道、中庸”在义理上实现了充分的共振与融合的结果。

而西方文化从明朝利玛窦来华（1583年）算起，已近430年。新中国成立也已72年，但是，如何消化西方文明，依然是摆在中华文明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课题。诸如不少知名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仅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的，诸如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认为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以及中医不科学等。当前我们如何看待和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规律上给予消化、说透它，那么必然是讳病忌医、不得根本也是难以服人的。民族复兴大业也必遇重重波折和阻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借鉴和关键切入点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续中华文明血脉的必然要求，如何中国化，需要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从人类文明的深层——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去探讨。因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而逻辑学是思维工具，它最能转化成为人们的思想武器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方法，所以它是根本的切入点。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的：“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并强调“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统一”。那么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和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精髓——阴阳之道是什么关系呢？显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大是大非的大问题，因为立得住、说得通的只能是客观规律！

为此，我们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战略的高度来认真寻找人类思维深处的枢纽点、交汇处：为什么西方的形式逻辑强调“排中律”，而与此对应的东方文明却非常强调 “中道、中观与中庸” 与“致中和”呢？这绝非偶然！它正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东西方文明深处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发生作用的生动体现。众所周知，“排中律”的形式逻辑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而唯物辩证法强调 “对立面的统一”和关于“中介”、“度”的本质，其实质恰好就是三值逻辑！实际上《易传》里早已经提出“三天两地而倚数”的二值、三值逻辑的传统文化精髓。因此，可以讲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关于“中介”和普遍联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说，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内容。

五、要高度重视毛泽东晚年的两大学术遗案研究。

毛泽东同志从57年至65年亲自召集诸多学者到中南

海开展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研讨；同时他晚年也非常重视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哲学与教育思想的学习研究。我们了解《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写作过程后，就容易理解这绝不是他个人偶然的、特殊的爱好，而是因为这两个学术内容涉及到东西方文明深层思维方式的区别、冲突、互补、融合、吸收与应用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做好思想、学术和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洞清察明的重要思想方法和需要认真挖掘的战略性文化资源。今后也必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复兴及话语体系建设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发展与弘扬。

六、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及其相互转化蕴含着重大的时代机遇。

近代以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都十分重视逻辑学的研究，究其原因是它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类思维规律——辩证法、认识论等重要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形式逻辑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建立的思维规则，它由“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三大定律组成，经过笛卡尔、培根和近代数理逻辑的发展，作为思维工具和基本推理判断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各门科学的研究和计算机运算推理中去，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但是它的应用依然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却往往被已经习惯应用它的人们所忽略。具体讲同一律它要求时段为零或时间停滞，也即事物的内涵（质）不能变动，否则A不可能等于A；其次，排中律就是否定事物有亦此亦彼矛盾属性的存在，这导致凡是属于中间过渡属性的事物，它都排斥。因此，排中律实际上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第三，矛盾律表现为不允许矛盾、悖论的存在，它和辩证法肯定事物的矛盾属性方面是恰好相反且本质不同的。

这里涉及的辩证逻辑则是在推理的一开始就承认事物内外部的矛盾属性存在，认为事物因为“中介”联接而实现普遍联系。它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能分析矛盾、驾驭矛盾和转化矛盾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事物统一矛盾双方的中间属性的客观存在。从逻辑学的角度讲它是指连续的二分法（区别与西方形式逻辑的离散二分法），也即包含事物两端加上中间属性这一部分的三值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定性的角度提出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三生万物”实际上就是这个涵义。

现实中辩证法之所以被许多人误解为诡辩论，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形式矛盾和辩证矛盾的概念，把构成事物的矛盾双方属性当作对某一事物单一属性的判断，如把辩证法当成既是张三也是李四这样形式矛盾来理解。至于把辩证法当成折衷主义，则是因为当事人在事物矛盾运动过程中放弃了人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因而表现为庸俗的调和论思想。

更重要的问题是有人认为这里的三值逻辑不是逻辑，而且与二值逻辑不同。应该讲这个意见尤其需要认真加以说明。在形式逻辑应用中由于广泛地运用抽象同一性（同一律的要求）而为抽象思维所主导，所以二值逻辑往往表现为没有定性的差别，而只有数量的差别，如GDP与CPI等都是抽象成价格货币这一同一性（同一计量单位）来进行数据加减乘除的。而辩证逻辑体现为三值逻辑的两端一定是有定性差别的，也即矛盾的不同方面一定有定性之别、有主次之分，且不能单纯用数量多少进行区分比较。同时它还需要用形（意）象思维从整体上来进行把握。至于中间属性正是人对事物一分为二来进行分析的切入点，也是转化矛盾、协调矛盾的枢纽。因此，辩证逻辑一分为二非常注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非常强调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形（意）象思维的研究和应用。

形式逻辑应用的基础是人类的抽象思维，而辩证逻辑需要定性判断，它离不开人类的形（意）象思维；由于抽象来自于形（意）象事物的某一局部不变的同一属性，因此，也可以讲形式逻辑仅仅是对事物某一不变属性（为了保持同一律）的推理判断有效，也即在这里可以把形式逻辑当作辩证逻辑的特例。而辩证逻辑由于是反映事物自身的诸多矛盾的动态运动属性，因此应用辩证逻辑需要形（意）象思维，需要解决事物定性定量的综合集成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形式逻辑强调“排中律”的二值逻辑，实际上仅仅是包含“事物中间属性”也即“中道”的三值逻辑的一个特例。我们讲“三包含二”，实际上是“三”除了事物矛盾双方外，还包含了事物内部具有矛盾的“中间”属性，而“二”也可以看为“三”排除了中间属性的结果，所谓“虚”中就是了。由于把中间属性排除掉，所以必然是非此即彼，进而得出西方科学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如果包含了中间属性的“三”，由于中间属性刚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介入进行一分为二的切入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因而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说法，就可以在这里“执二用中”来驾驭和转化矛盾了。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十分重要的理由是，理解了二值和三值逻辑之间（实际就是离散二分法与连续二分法）的关系及其转化，我们就能深刻地把握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思维深层的本质关系，我们就能够洞清察明东西方文化的客观内涵，进而就能做好“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历史和现实课题，为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紧密相结合的认识论、逻辑学基础，并牢固的树立起文化自信！

下面再结合具体事物来具体阐述上述结论。如果讲人类面临的客观事物，其构成矛盾两端的属性变化速度不大，或者近乎同质，那么我们用切割和还原论的办法来分析事物无疑是有效的，比如对某一金属的结构分析就可以这样。而一旦人类面临事物的矛盾两端运动变化速度很快或者性质明显不同，如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变化多端，那么试图用“排中律”的办法，也即以一些别人现成的经验或者书上的条条框框为是非，来个非此即彼，没有看到具体条件的变化需要适时调整对战局的判断，那么失败显然是难免的。再举个例子，发电和用电必须瞬间同时平衡才能保持电力系统的稳定，一旦间歇性电源如风电、太阳能越来越多以后，储能这项技术及其应用就显得异常重要，以至于电力系统的稳定离不开它。而储能设备的哲学含义恰恰是“亦此亦彼”——既可发电也可用电的矛盾同一性的对应物。形象点讲这就是三值逻辑即“中道”存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如果放大了事物中间的矛盾属性，以至于人都看不到事物矛盾的两端，或者讲人的认知为事物的矛盾属性所笼罩，呈现在人面前的本身就是“亦此亦彼”的“庄周梦蝶”与“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时就犹如遇到了量子力学的薛定谔猫，或者经济学里所谓的理性预期、逆向选择及索罗斯强调的反身性原理等等，这时主观意识本身已经构成了客观事物的组成部分了，那么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这时人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展开来讲这正说明今后人类社会进入信息互联网与虚拟现实世界以后，客观上将迫切要求应用辩证逻辑来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并呼吁人类看清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思维的具体应用，必须讲究其具体的边界条件、适合范畴和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尤其要看清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及其应用和互相转化对东西方文明融合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七、关于逻辑学问题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经常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个没有逻辑思维的文化，许多“认真的学者”痛定思痛，认为国人缺少所谓的理性思维，为人处事往往为情绪、实用主义或者强权所笼罩，各项管理中经常遇到蛮不讲理或者“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他们认定这种现象存在，究其根源与个人或者组织行为缺乏形式逻辑支撑有关。再大一点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形式逻辑的启蒙。而所谓辩证法则根本无法逻辑化，因为一旦逻辑化就是形式化，也就就失去了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地讲，这些现象都是我们现实社会生活和经济、政治运行中不同程度的客观存在，也是学术和理论层次无法回避的而且需要讲清楚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讲，这需要理解辩证思维与形（意）象思维的关系，确定事物定性方面有否结构和规律？辩证逻辑如何构建？如何用来推理判断？事物定性、定量之间关系如何？如何转化？如果再往深里推就是中华文明发现过什么规律？它是怎么发现、描述和应用等这些文化复兴进程中必须回答的大问题了。显然，这些都需要通过类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解决。而要实现价值观念转变和认识论、逻辑学的返本开新，则需要繁荣哲学与社会科学，需要从认识论逻辑学的层次来探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样的历史话题，这将意味着一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东方式的文艺复兴时代即将到来！

八、关于民族文化复兴与技术支撑的关系。

文化复兴离不开通过生产力因数，从人的内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向社会公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化与物化的支撑与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依各种“中介”的特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点，其中体现生产力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历来是这个“中介”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讲形式逻辑（主要是培根的归纳法）被转化成西方所谓的理性思维，进而推动了西方实验科学的蓬勃发展和坚船利炮的产生，它正具体说明了抽象思维的应用功效，使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科学技术互为依托条件，进而诞生了所谓先进的西方科技文明，而同时我们东方文明也正因为思维方式缺乏形式逻辑的主导而停滞落后的话，那么反过来讲代表中华文明哲学、逻辑学精髓的“中道”、“中观”、“中庸”的哲学思想，也正是由于缺乏技术的互相促进和支撑，而始终沦为一种“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口头思辨哲学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随着复杂性科学及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的诞生，那么它将支撑什么样的哲学和逻辑呢？为什么西方现在的政治、经济、数学、物理等领域到处出现矛盾、悖论和佯缪呢？显然，万物互联使普遍联系有了技术支撑，而普遍联系则必然使事物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即“亦此亦彼”的中道三值逻辑必然将广泛地呈现于信息时代社会运行与人类思维等各个领域之中。具体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领域汇率、利率、资产价格等经济变量越来越呈现出具有主客观相容的特殊属性。如果再来审视一下当下商业模式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如支付宝为什么叫“第三方支付”呢？社会为什么需要第三方服务？第三方为什么能产生增值服务？为什么能源领域需要储能这样一项“亦供亦用”、“非供非用”的技术和产品呢？这里的“第三”即“亦供亦用”、“亦此亦彼”加上供需双方不就是三值逻辑吗？总之，第三方就是“中道”三值逻辑具体形式的表达！因此，“执大象、天下往”（《道德经》），我们在这里应该要善于应用形（意）象思维，去判断人类社会进入的新阶段和发展的新趋势。

互联网革命的精髓在——“两个节点一条联线”哲学含义的技术性、人性化展开！工业时代的两点随生产力的变化促进了中间一线功能的变化，信息化时代则是中间一线的技术发展促进了所连接的两点的功能发生变化。如果讲原来是两点主导的时代，它必须以形式逻辑为思维方式支撑的话，那么现在为互联网主导中间的万物互联时代，就不得不请出辩证逻辑、矛盾论来诠释事物的发展规律了，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恰好形成共振，因此，一旦技术支撑了哲学思想、逻辑思维之时，那么就必然意味着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已经拉开了伟大的序幕！

总之，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一旦获得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就能转化为最广大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到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黑格尔说过“中国的宗教，就是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仔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这是非常深刻的！当前，积极探索建立包含“中道”（中、度、共、无四字实际上具有共同的哲学含义）的辩证三值逻辑体系，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消化吸收西方科技文明，把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规律本质，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通过其传统文化精髓的返本开新，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新的生命文明，从而为人类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