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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先生谈中华文化认同

刘家和先生谈中华文化认同

刘家和口述全根先、蒋重跃访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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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统一,有分裂,统一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不曾改变。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郡县制,建立了秦汉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许多新的制度。然而,任何现存的制度不可能都是完善的,总是要改革的。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要“日新其德”。可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他们都是剥削阶级,每个王朝开始的那些君主或者统治者经过一个巨大的震动以后,他们往往都是比较清醒的。土地关系问题都得到一个相对缓解,甚至有些地方重新配置,所以会有一个“新生”。汉代不是有“文景之治”、唐代不是有“贞观之治”吗?然而,在那种体制下,对老百姓放宽了,对兼并制度放宽了,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逐渐又出现贫富分化,土地又集中,阶级矛盾积累。阶级矛盾积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王朝更替。两汉之间有二十来年王莽新朝,为什么?就是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太严重,光武帝起来,把这个问题缓解了。

经过四百年以后,这个问题终于又爆发了。中国已经有了郡县制,应该是不会分裂的,为什么又出现分裂?因为社会基础还是这个经济、人民生活,一旦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重时,哪能不出现危机?社会危机到来时,总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内部阶级矛盾;另一个是外部民族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矛盾都爆发了,这就叫内忧外患,同时到了。在欧洲,罗马帝国衰亡也是这样,社会经济严重恶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罗马帝国强盛时,可以打高卢,打日耳曼人,可以占领不列颠的一部分,内部矛盾一旦爆发,罗马帝国就走向衰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跟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危机一样,就是危机全面爆发。这个爆发是两种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内部危机、民族危机。魏晋南北朝,从魏、蜀、吴三国开始,跟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一直到东罗马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恢复帝国失败,中国到隋朝统一,这段时间东西方很相似,都是内部危机和民族危机,结果都分裂了。西晋有过短暂统一,但很快发生“八王之乱”,内部又乱了。要是没有“八王之乱”,西晋不会一下子垮到这个地步。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少数民族涌进中原,原来中原的汉人南迁,南迁的就建立了南朝,南方地区开始开发。魏晋南北朝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南方开发,一个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有这个屠杀。特别像石虎这样的人,汉族也要报复。像李特这样的人,仇杀是有的。但是有一条,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他为什么能够建立政权,他的政权合法性在哪里?这不是历史吗?因为他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他进入中原,要统治的对象是华夏人,是汉人。少数民族人口跟汉族人口数量是不能相比的,文化也是不能相比的。他怎么样才能打进来,怎么样才能成为统治者?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时,都是汉族同他们合作治理。

刘渊就不用说了。他是匈奴人,自幼学习经学,本身就是经学家。他在魏晋时候,就已经在中原朝廷做官,还受到晋武帝的召见,文武全才。那时候也没什么,可是一旦真要起事的时候,他就不是《史记》中讲的:“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他说,我就是汉代皇族后裔,前面有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三国志·蜀纪》写刘备,只有先主,没有后主的问题,因为它很短,第二代就完了,刘渊把刘备当作“烈祖”。这是为了说明,他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合法性上,他是刘家的后代。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问题。你说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这个婚姻关系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婚姻关系也不少,是不是?你说他完全是假的,也不是。一到中原以后,民族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各种情况都有。从政治上来讲,他是为了贯彻尧舜禹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我是“正统”。“道统”,“法统”,学术是“道统”,我都承认。经过文化认同,像后代科举什么的政治上的认同,他的政权就披上了合法外衣。

实际上,这时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帮助他们的都是汉族。前秦苻坚手下有个王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北魏呢?道武帝拓跋硅时,不是有崔宏、崔浩父子吗?他们帮助北魏政权。实际上,这时北魏内部有矛盾了。矛盾在哪儿?鲜卑族进入中原这一部分到孝文帝拓跋宏(汉名元宏)时候,孝文帝祖母文明太后(即冯太后)就是汉族,所以他们彻底的认同中原文化。他明显地从血缘上来讲,有与汉文化融合的意向,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问题。他要实行统治,就有文化认同问题,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前秦苻坚南征前,淝水之战打败了,可是你看他出师前跟大臣说:“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霑王化。”他出师的理由,就是要统一中国,不能这样乱了。北魏也是这个理由。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经学里面存在一个“夷夏问题”。“夷夏”的区别,《左传》中说,要是用“夷礼”,“华夏”也变为“夷狄”;要是用“华夏”的礼,“夷狄”也变成“华夏”。所以,“夷狄”跟“华夏”可以互相转换。《左传》里讲得很清楚。例如,杞本来是夏后代,用“夷礼”称子;用“夷礼”,就是当“夷狄”看待。季札原来是吴国的,吴是“夷狄”,因为他对“华夏”礼义精通,后来他就被认为是“华夏”了。孟子说:“舜,昔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和文王是“东夷”和“西夷”,不是都成“圣王”了吗?所以,他不在乎这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他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里,不是讲上面有个“天”吗?大家都是“天”的儿子,“天子”就是管家、大儿子。谁坐着?有德的坐着,爱民有德的坐着。只要他“敬天保民”,不管你什么民族都可以。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就有这么一个包容的东西。

那么,各个少数民族进来以后,当然你有这样一个情况,他就不会陷入文明冲突了。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是曾经被俘虏的羯(古族名)人,是当过奴隶的,给人耕田什么。他也不识字,让人给他读《汉书》。他就问:“你觉得我能够跟谁比?”给他读《汉书》的人说:“你啊,是尧舜。”那时候,谁敢跟他说真话?所以,人家说他是尧舜禹汤什么。他说:“不是。”人家就说:“那您是汉高帝?”他说:“汉高帝也不是。我要遇到汉高帝,我就老老实实在他手下为臣,我就做他的臣子。要是遇到光武帝,那我还可以跟他争一争。如果争的不行,我就为臣。”所以,他们都是很自觉地去了解华夏文明。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文化基因里面就有这个东西,有容乃大。这是我们的一个“宝”,在当今世界是一个“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时候不可能有这个意识,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文化基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十六国。实际上,不止十六国。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这书是崔鸿辑佚起来的,内容基本上在《晋书》里边有。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列的表很详细,每个国家都写历史。所以,看起来魏晋南北朝是个黑暗时期,实际上是个史学繁荣时期,绝不亚于两汉。“前四史”中,《史记》是西汉写的,《汉书》是东汉写的,《后汉书》《三国志》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写的。接下来是《梁史》,南方、北方都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地方史,出现了像裴松之《三国志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这样的作品。不仅有史学著作,还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没有历史,佛教没有历史,可是到中国以后,佛经有目录学,有史,有《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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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史学,“史学”这个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恰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里讲,不是别人,大字不识一个的石勒,他也建立了太学,他还去视察。他设立五经博士、祭酒,还设立了史学祭酒,由任播和崔濬担任。史学祭酒,类似于现在历史学院或历史系领导。祭酒是指导这事,是学术带头的,因为他最年长,资格最老。宴会时要行礼,都必须喝酒,喝酒就要祭神,这个仪式由祭酒主持。就是在太学校长下面,设立史学祭酒,史学是太学的一个科目。可见,石勒这样的人都这样做,那不是传统吗?

我刚才讲,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包容,而且是有德则有天下。正像孟子讲的:“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个中原王朝瓦解以后,群雄并起,不是分裂,而是都想来统一。那么,谁来统一?我来统一。每个人都有权利,即使少数民族也有权利。那么,西方国家怎样?日耳曼人不认识字,里边有一个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the Great),他曾经在东罗马做过人质,接受了罗马文化。辅助他的一个大臣,好比王猛辅佐苻坚、崔浩对于北魏似的,叫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帮他写的《东哥特史》,说哥特人原来就是罗马人的后代。可惜只有一本,而且是在别人引用的书里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史学发达,其他科学、文化都比较发达,像音乐、美术、雕刻,还有自然科学,这是一个学术文化竞争繁荣的时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这时候面临考验。这个只有比较才能看出来。中国跟罗马都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都是在一到二世纪,就是罗马三世纪危机前两百年,大概到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也让传播,但是有一些矛盾,与中国文化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就有争论。可是争论的结果呢?中国内地对佛教采取严格镇压。中国和印度文化不同,引起中国思想界很多的深入思考,神灭论、神不灭论,在《弘明集》里都有,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而且,佛教与魏晋玄学相互影响。《世说新语》里也讲佛教。佛教传到中国来,它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魏书•释老志》讲得很清楚,佛图澄到中国以后,他在石勒底下。石勒杀了很多人,所以佛教在这个战争中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生灵涂炭,佛教起到了一个缓和作用。可是,佛教在中国又带来了很多矛盾,在《弘明集》里面可以看到。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到隋朝出现了天台宗,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宗派,最后禅宗地位确立,佛教中国化。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保留了下来,“三武灭佛”是偶然的。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文化本来没有真正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割裂中国历史,相反佛教本来是没有历史的,印度没有历史,到中国以后佛教反而有历史了。

西方是什么情况?西方基督教是一到二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创立的,在叙利亚兴起的,就是现在这片多事之秋地方。基督教最初是一个秘密宗教,罗马帝国曾经镇压过,一到二世纪时候镇压过。基督教跟犹太教不同,犹太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惨了,你看《圣经》就会知道。从那到埃及、“巴比伦之囚”,以后罗马人征服什么,犹太人流亡到各地,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基督教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基督教吗?他变为世界宗教。基督教最初是在下层社会传播,可是到三世纪危机时候就大发展。三世纪危机到什么程度?危机到罗马的一些贵族,尤其行省里一些自治市的贵族都要破产。为什么?罗马收税,不是自治市要交税吗?到后来都交税了,一概要交税。这个自治税,以后因为贸易问题、商品经济,都要交税。钱从哪儿来?税收上不来,就让地方自治市的元老们来交,弄得元老们倾家荡产。所以,不仅下层社会,包括自治市的一些元老也加入基督教。信基督教的不仅有穷人,富人也进去了,基督教性质在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所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可是,现在基督教领导权就逐渐从穷人手里转到富人手里了。许多罗马人开始信基督教,结果罗马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开始镇压,可是到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时,就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然后进一步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他自己还参加基督教的会议,宣布哪个是正宗,哪个是异端。基督教由被镇压的宗教成为国教,对异端进行镇压,你看排他性多厉害!这个就与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大不一样了。

基督教成为统治宗教以后,在文化史上、历史上有什么变化?基督教打断了希腊、罗马文化的“脊梁骨”,希腊、罗马原来的古典史学发展到四世纪时已经很可怜了!最后一个大史学家,叫马塞林纳斯(Ammianus MarcelLinus),这时候希腊、罗马史学就断了,就变成按照《圣经》来写历史。本来希腊、罗马也没有早期历史,对不对?不像中国。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中国古代神话说是开天辟地,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把以色列的历史给写下来,罗马史就变成里面的附庸。基督教有一个历史,就是耶稣以前是一个阶段,耶稣诞生以后又是一个阶段。这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不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说的“轴心”一词,他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在基督诞生时候,这个世界变了。希腊人、罗马人的历史是以当代史为主,从有基督教开始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基督教的说法,耶稣第二次降临时,越靠近这个越进步。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不是进化的,是进步的,进化论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提出的,西方历史上进步观念是基督教才有的。希腊、罗马没有说进步,中国有。于是开始出现基督教史学,从前史学界对基督教史学注意得不够。这样一个新的史学传入到中国以后,就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佛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史学。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统治,真正古典的东西,希腊、罗马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到十四世纪以后,尤其是到十五、十六世纪,就出现了文艺复兴,要不然怎么讲文艺复兴呢?就是古典文明的再生。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有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始终有一个文化核心。这对我们解释世界史有用处,对解释中国史也有用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是分裂的,但是始终有华夏文化这么一个核心,有一个延续性和统一性,虽然是分裂的,但里面有文化认同。带着这个,所以到隋唐,又是大统一。可是,西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没有这个认同,基督教取代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这个比较,又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这不能说是“非历史的历史”吧!四百年的大震荡,又是一个“正反合”,震荡就变成发展。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说,是辩证发展的。可是这个呢,我们是从唯物史观具体的历史分析出发,而不是他的“世界精神”的翻版,我们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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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略有改动,商务印书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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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1-05-28 关键字:文化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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