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荡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回眸

高静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70年前的这场战争，既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反侵略之战，也是一场以弱胜强的非对称之战。在这场战争中，魏巍、陆柱国、巴金等著名作家都到了前线，创作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团圆》等真实反映这场战争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承载和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和抚慰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也极大地调动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很多作品后来更是成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对新中国文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70年来，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也时时牵动着后辈作家们的目光，不断有新的作品涌现。

简要梳理，不难发现，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更新、嬗变，不同阶段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在观念、主题、文体、形式、内容等方面亦表呈出不同的面貌，但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始终不曾中断；不同年代的作家对这场战争的接续书写，最终汇聚成刻录英雄壮举、鼓荡时代精神的文学强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初期，继承了解放前的革命文艺传统，它首先是一场主题性、组织化的文学创作运动。战争爆发之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运用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为保卫和平、粉碎战争贩子的阴谋而斗争”，仅1950年6月至1953年10月，就先后派出三批战地作家记者团奔赴前线采访。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产生了极为广泛而热烈的社会反响，“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志愿军官兵的代名词。同样登上《人民日报》头版的战地诗歌《打败美帝野心狼！》后来被谱写成曲，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巴金曾前后两次赴朝，传回了《一个英雄连队的生活》《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34篇战地通讯。陆柱国的《上甘岭》和巴金的《团圆》等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影响巨大。

从1950年10月出兵至1958年10月部队全部撤回，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相应形成了三次高潮。可以说，在物质匮乏、保障艰难的情势下，经由组织化的生产传播机制，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弘扬了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魏巍后来回忆时谈及，《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激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任何敌人也压不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1950年代刚刚从几十年战争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所拥有的、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

一般而言，小说创作往往需要与事件拉开一定时间距离，需要通过想象、虚构的文学形象来表达。因此，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形成较大落差。一方面，创作热情高涨，仅1950年代就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8部，短篇集10部；1960至1970年代有长篇小说5部，短篇集8部，题材亦很广泛，包括铁路工人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杨朔《三千里江山》）、志愿军空军英勇作战（魏巍、白艾的《长空怒风》）等内容。另一方面，小说的艺术质量却并未达到理想的水准。有的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单薄、性格单一，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精细描写略显不足，存在一定的模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这些现象在当时就被批评为“不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生活与人物”。整体而言，组织化、一体化的抗美援朝题材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学资源，有效且有力地完成了对于家国主题、崇高意识、爱国精神的叙事和表达。

需要特别论及的是魏巍的《东方》与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两位作家都亲历过抗美援朝战争，这两部长篇小说也都是新时期文学结出的硕果。魏巍的小说把众多英雄人物的共性与个性、战争的进程及前后方联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与政治工作上的经验等内容全都表现出来，以“激发人们的革命战斗性，发扬革命精神”“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作准备”。长达80余万字的《东方》双线并进，将前线战役与后方建设连缀铺开；既写英雄人物杨雪、徐芳和郭祥等人的模范事迹，也写他们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既写陆希荣与李能从战斗英雄和土改功臣蜕化为敌对分子的曲折历程，也写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关系等问题；对人物情感关系微妙细腻的描绘，体现出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使得人物更加立体丰满；既彰显出无产阶级的崇高道德观念，也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展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品质。《东方》于1978年出版，198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丁玲读完《东方》之后，认为小说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要想真正了解那段历史，还要看《东方》”。从魏巍的创作历程看，可以说，他始终坚持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文学传统，坚持描写生活与人性的复杂，将革命英雄主义作为时代精神与民族品格进行浓墨重彩的深描，深刻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塑造出了典型而立体的人物形象。

孟伟哉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写作路径亦大体如此。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广度与让革命英雄从典型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人物塑造方法。《昨天的战争》以团长周天雷的活动来结构小说，以进行时态描写战争历程。小说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中，为众多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营造了真实的环境，也使得小说获得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周天雷这个人物凝结了作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情感和想象，抒写了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孟伟哉此后还写作了数篇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如《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头发》《战俘》《被俘者》等。《一座雕像的诞生》对革命者的道德观念和人性的美好进行了富于激情且精准细腻的描写。可以说，孟伟哉的创作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提升了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的美学品格。

新时期以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融入战争文学的宏阔主题和视域，受到“人”的文学思潮影响，表现重点也由集体主义的、大写的“人”变为更加人性化的“个人”，创作主体普遍更加关注战争境遇下人物的命运遭际、情感状态和心灵世界。有的小说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父辈的故事，通过“父”与“子”的对话，将战争与人的命运关系引向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人的命运给予更深层次的观照。

进入1990年代后期及至21世纪，一批怀揣使命感、责任心的军旅作家基于对更多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资料的掌握和对志愿军老兵的采访，重新燃起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激情。从传统的报告文学到新崛起的非虚构写作，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渐趋活跃。1999年，王树增创作出版了长达60万字的长篇非虚构文学《远东：朝鲜战争》。王树增渴望通过对那些个体生命的细腻书写，找到他们在极端条件下创造这场无与伦比的战争奇迹的秘密，找到中华民族于这场战争中展现出的信仰与精神力量，进而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志与心灵史。

进入2010年代，王筠相继推出两部、共计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长津湖》（2011年）与《交响乐》（2019年）。《长津湖》聚焦于抗美援朝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交响乐》则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志愿军是如何在超出人类极限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这一问题成为这类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叙事作品的主线，笔者将其称为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再主题化”。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角诠释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与《交响乐》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类作品的显著差异。在《交响乐》中，马永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保持德不孤必有邻的道德信条，感化了美军的纽曼上尉。

王筠在塑造人物时总是让他们贴着读者走，读者仿佛零距离接近人物、零距离贴近战争，感受战争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和改变。文化冲突视角的主题发掘同时也导向叙事形式的探索，《交响乐》以卡尔维诺“负时间”的倒叙开头，又以“负时间”讲述进入尾声，前后叙事的空间跨度大，仿佛交响乐章中的第一部分“呈示部”与第三部分“再现部”。当中的空间纬度叙事，则是第二部分的“展开部”。形式与主题对应，《交响乐》以气势恢宏的笔调，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直击心灵的悲壮赞歌。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因而表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自觉坚守对战争历史的崇高敬意与军旅小说的美学追求，西元近年来连续创作了三篇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小说——《遭遇一九五○年的无名连》《死亡重奏》与《无名连》。《遭遇一九五○年的无名连》以指导员王大心带领几个战士受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戈壁荒废小站搬运水泥为小说前景，以王大心从废旧杂志上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为伏击美军，竟全部冻死在阵地上无一生还的故事作为小说背景，表现了军人不怕牺牲、坚韧顽强、不慕名利的英雄精神。西元是带着极为浓烈的情感来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他渴望依靠精神性的书写抵达未曾经历过的悲壮时刻，与先烈对话。在《死亡重奏》中，西元运用回忆、对话等方式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人物的前史，普通士兵上官富贵、王尽美等人经历过的巨大伤痛、苦难与百年旧中国的命运勾连在一起，河南、安徽、东北等地理风俗在人物的记忆和感受中被富有质感的文学语言细腻复现。严肃的精神对话、剧烈的情感撞击，使得《死亡重奏》形成一种独具特质的战争美学风格。这篇小说借用西方音乐形式，细腻、详尽而严谨地描写了各种死亡情景和残酷战斗，诗化地铺展开人物牺牲的壮烈，由此形成一首动人心魄的“死亡重奏”。这源自作者对战争美学的独特思考。对于西元来说，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致敬。因此可以说，西元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是一位军旅作家对英雄主义精神内核与崇高战争美学严肃而深沉的当代书写。

作为一场战争，它已远去；作为文学题材，它则历久弥新。从规定主题的集团化冲锋，到20世纪八十年代的“背景化”写作，再到21世纪初年的“再主题化”叙事，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因应着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表达了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情感，抒写了高蹈且深邃的战争史诗，鼓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