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

全根先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是长久以来从深厚的生活土壤中生长、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或者说有哪些，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无数学者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就中华文化的生长土壤而言，首先，我们发现，她是一种有别于海洋民族文化的大陆民族文化。根据地理环境不同, 世界各国文化，可以粗略地分为大陆民族文化与海洋民族文化。希腊、罗马、英国、日本等，属于典型的海洋国家,人民栖息在半岛或群岛上, 享有海运之便, 历来商业较为发达, 与外界的交流也较为频繁。中华民族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 东临茫茫大海, 西北是戈壁沙滩，西南是世界上最险峻高拔的青藏高原，这样的地理格局，形成了与外部相对隔绝、内部接触却较为频繁的文化格局。

就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属于典型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先民早在大约六千年前后，就已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孔子在回答南宫适时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中原地区的古代部落首领能够统治天下,都是发展农业的结果，与游牧民族的酋长靠骑马弯弓制驭各部大不相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都强调“以农立国”,把“重本抑末”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章太炎先生曾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9 页。)这样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中华民族理性务实的民族性格。

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种与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古代印度种姓制度迥然不同的宗法制度文化。在《荷马史诗》中，曾生动地展现了古希腊发生过的奴隶主民主派推翻氏族贵族统治的斗争。然而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却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君临一切”；在一个国家，君主是全国人民的“父亲”。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法制度下的中国古代文化, 首先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人亲属间称谓区分之细，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是其它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在这样的文化大格局下，中华传统文化到底又有哪些基本特征呢？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前辈学者、当今学者都作过深入的研究。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十四大特征(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9页。)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参见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第2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版。）楼宇烈先生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的文化不是靠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自己的道德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楼宇烈：《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在此，笔者不揣愚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试作以下概述。

中华传统文化属于原创文化

一个世纪以前，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最早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随声附和。民国时期，蒋由智还写了《中国人种考》一书，竟然提出中国人种来自西方；既然人种来自西方，中国文化自然也源于西方。这是典型的崇拜西方文化、民族自卑心理的一种反映。这当然是谬误。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分布及其趋同发展和最终导入古代文明的过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中华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独创不可否认，有确凿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作证。与此同时，中国地区间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中华文化的起源具有多元色彩。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显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板块。经过漫长的积累、孕育、交流与融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文明国家——夏朝。其中，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

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国古代，政治可以说是笼罩一切, 社会所有的活动都紧紧围绕政治活动展开。《诗经·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是战争频繁，而绝大多数战争是为了争夺政权。除了战争，还有兵变，同样也离不开武力。在政权稍趋稳定以后，确定皇权继承人又成为政治的重心，还要建立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及其制度。在政治第一的文化形态中，经济相对受到轻视，尤其是工商业，不仅不被重视，反而受到抑制，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古代所说的“四民”，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反观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罗马直到今天, 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注重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有密切关系。重视伦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然要重视“礼”，以“礼”规范人们的行为，重视道德教化，进而“化成”天下。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就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学派倡导，政治道德化、治国以道德为本思想基本确立。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其意者，先致其志。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思想影响至深且广、异常久远。

中华传统文化中注重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皆是圣人”。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最高境界。因此，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道德境界与人格力量始终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重要驱动力量。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正蒙》），反映了中国人心中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舍生取义、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正因为如此，在国家、民族和社会危难之际，总有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抵御外侮，维护正义，反抗黑暗势力，为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个人，彰显了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始终如一的追求“和”的精神

追求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神韵。“和”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早在先秦时期，《周易》 就表达了宇宙观，所谓“天人合一”“阴阳合德”“刚柔相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对立的双方是和谐统一的，是宇宙的本然和内在的精神。人生也是如此，要顺其自然，通权达变。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对于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来说，人生的终极理想不是肉体的满足，而是追求与自然的合一，是“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并存”的精神不朽。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则是“君子和而不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审美方面，则是“声一无听，物无一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国语·郑语》），不同的事物综合起来才能形成美，“以和为美”。（《尚书·尧典》）孔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和”的精神。

中国人强调“和而不同”“和为贵”“和谐”，这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追求和谐，不是说已经什么都和谐了；正是因为还有不和谐，才要讲和谐，使它能够和谐。和谐有五个层次：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这是个大和谐；天下国家，协和万邦，这是国际层面；在国内领导同下属之间、同事之间、邻居之间也得搞和谐；在家庭里，要“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最后是个人，个人身心要保持和谐。（参见余敦康：《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代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所以说，“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在处处，都有和谐，都要和谐。

中华文化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并称人类历史上四大古老文明，然而，其他三个古代文明后来都陆续凋谢了，只有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不绝，不断延续发展至今，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发展至今，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在原因。就内因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下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是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追求“大一统”的内驱力。从西周开始，追求“大一统”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战国时期，虽说是“百家争鸣”，然而各家各派无不倡导“大一统”，主张“大同”（孔子）、“尚同”（墨子）、“定于一”（孟子）、“一天下”（荀子）。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甚至被提高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的地步。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氐族人苻坚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尝不临食辍。”（《晋书·苻坚传》）综观中国古代史，虽经历了几个分裂割据时代，但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是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的起源本身是多元的，本身就是文化包容性的一个体现。在中国古代，的确有过“华夷之辨”，但是，华夷的界限主要是指文化，而不是指血统。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以文化而不是以种族来判断华夷的民族观和文化观，对于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期，开辟丝绸之路，以后佛教文化传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胡汉文化融合；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文化。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与中外文化深度交流、融合的产物。

三是中华文化具有顽强的尊重传统精神。中华文化是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形成的。农耕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易于因循，而少变化。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七章）儒家经典《中庸》中说：“悠久成物”。汉儒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三）等等。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尊重传统、鉴往知来的历史智慧。而这，对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经久不衰、源远流长来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华文化的记录文字——汉字，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沟通各族人民情感、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其作用无可估量。正如任继愈先生在《汉字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一文中所说：“汉字是中华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的交流工具。汉字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对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等多方面的功绩值得引起高度关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异常密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要坚持“和而不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将焕发新的青春和活力，为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谱写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