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艺理论研究40年来的基本教训

董学文

关于近40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我一直有个看法，即认为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不同理论路线的斗争。这并不是否认已经存在的“多元化”的状态，而是指出这种状态下明显存在截然对立的两股趋势。具体说来，一股是明确主张的“西方化”趋势，一条是明确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趋势。这两股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在理论观念和思想路线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与显眼。这场斗争的基本教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变得越来越主观化、唯心化了。

可以说，在这场理论斗争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西化”派的主张占据主流、主导的位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则处于被排斥、冷落、嘲弄或抛弃的状态，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开始“走出边缘”。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很令人深思。

上述看法是根据我的切身体会总结出来的，不知道是否准确。改革开放时期，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蜂拥而至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作“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以排挤、贬损、淘汰的做法，却是不可理解、不正常的。客观地说，近几十年文艺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偏颇，原因固然很多，但鄙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崇奉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近40年的文艺理论斗争，我认为粗略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其主色调是拨乱反正，恢复优良传统；20世纪80年中期到20世纪末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西方文艺观念、方法和思潮蜂拥而至；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期到2012年末，该阶段基本延续前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论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央虽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实施“马工程”，但整个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到现在，这个阶段文艺及其文艺理论的航向得到初步校正，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建设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以洋为尊”的倾向受到了抵制，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提出，使文艺理论领域的斗争出现了朝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折的气象。

如果不回避矛盾，那么可以说40年内每个阶段都有冲突，都有较量，都有论战，这是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下所不可避免的。文艺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方案、不同的路径选择也属正常。但问题是，不管什么路径、什么方案，还要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或者说，还相信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我们不难发现，文艺领域各个时期的斗争，根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态度进行的。从“二重性格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从“实践人类学本体论”到文艺“向内转”论，从“审美意识形态论”到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从“后实践美学”论到“新实践美学”论等等，这些理论，分明呈现的是逐步疏远、超离和排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一条轨迹、一张“转型”“路线图”。就是那些执意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某些西方学说“嫁接”、“融合”的论者，也是明确要求更换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的。反之，主张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论“中国化”的派别，则反对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反对放弃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唯物史观，要结合国情，理论联系实际，走自己的道路。令人奇怪的是，前一种路径成了“主航道”，人们趋之若鹜；后一种路径则很少有人去梳理、研究和首肯。所以说，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经历的激烈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抛弃还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则的斗争。

时至今日，有些人还是不提或不愿意提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存在两条不同思想倾向和理论路线的问题。有些人虽然也承认有分歧，却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创新”或“超越”的推手，把别人说成“僵化”、“保守”派，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说成是“不改革”，把文艺理论“改革”说成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有学者明确主张，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要进一步发展就应以现代西方文论和后现代主义文论为参照，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论，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必由之路。这种意见的要害，就是不主张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主张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道路也是一种特殊的“西方化”道路。这就严重扭曲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自身应有的方向与性质。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长时间不去区分理论的是非，一些似是而非的文论观念长时间得不到清理，再加上这些理论观念善于变化、善于伪装、善于投机，因之一些原本错误的文论观念在新的形势下，改头换面地又冒将出来。它们以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为幌子，借机把先前那些曾遭到批驳但还有一定市场的错误观念重新又抬了出来，或者自吹自擂一番，好像它们这些观念才是文论改革和创新的主角，它们对文艺创作出现的诸种乱象和失误不负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值得警惕和注意的。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我们从这个界定出发来考察文艺理论，似乎亦可以说：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理论。所以，那些鼓吹“去政治化”、“去价值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形式主义”、“以洋为美”、“自我中心”、“抽象人性”、“普世价值”等的文艺理论，那些不依不饶地反对唯物主义认识论、变着法儿地丑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那些天花乱坠、数典忘祖地吹捧现代西方学说的文艺理论，我们是有理由不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行列的。现在有一些以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相标榜的文论文章，其实跟马克思主义是不搭界的。这里，不妨套用鲁迅在《夜颂》一文中的两句话来加以揭露：它们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糕”，说穿了都是假的，都是一种兜售私货的掩饰而已。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不能像有的人那样，把假话说得十分精致、十分彻底。总结就是一种反思，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认为文艺理论上已是一片莺歌燕舞、姹紫嫣红的见解，离文论研究的实质，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离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实际是相当远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国文艺理论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比较严重的领域，对此，我们是应当有清醒认识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正处于新形势下向前发展的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是在它长期受到冷落、空泛化和边缘化之后出现的。从整体上看，许多长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也没有根本改变，建设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努力刚刚起步。因此，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认真总结四十年来文艺理论上的经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现活力与辉煌，这是我们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